【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04月19日讯】在读本书的同时，史蒂格勒那高大的身影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书中每一个字仿佛由他口中吐出，倍觉亲切。尽管这位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在一九九一年离开尘世，这种感觉却甚为浓烈。

这本书虽是史蒂格勒的自传，但作者不愧为经济史研究者，借着述说自己一生岁月的流转，传达给世人一段颇为珍贵的经济史：他写一流大学三个隐含的重要元素，写生活在其中的智慧人物之脑力激荡，写时代环境与经济学家的关系，写重要经济理论的演变，写经济学者不能学官两栖的道理，写芝加哥学派的形成过程，写真正振奋人心的学理出现的喜悦，写伟大经济学家具有凡人自私及相互攻讦的人性面。每个面向在史蒂格勒诙谐而流畅的文笔之下，都引人入胜。

就个人来说，以下几处印象特别深刻：其一，描述“寇斯定理”产生过程，当二十个举世顶尖经济学家由反对到折服于寇斯的说法时，仿佛无垠的天空里亮出一颗明星，我不但跟史蒂格勒一样感受到心灵冲击，也顿时体会到寇斯这位反对“黑板经济学”的大师之功力。其二，史蒂格勒对反托拉斯、独占、政府管制之反省，让我们见识到一位伟大学者勇于自我改进的风范。其三，史蒂格勒强调经济学家似乎专门在泼改革的冷水，及因经济学家运用冷静的脑，使用犀利的逻辑分析探索到问题关键处，他引用十九世纪隆菲尔德（Mountifort　Longfield）的例子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当时的爱尔兰，富人在粮食出现短缺时，“善意地”购买小麦，再以“半价”转售给贫困者，他们以为帮助了穷人，殊不知在供应量有限下，由于富人的购量大增，致使小麦价格大涨数倍以上，穷人所获的半价也就高于原来的价格，于是反而成为受害者，这也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或是“到地狱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铺成的”之写照。其四，芝加哥学派泰斗奈特对西蒙斯赏识且维护，不惜破坏体制，虽然事后证明奈特慧眼独具，但以体制为祭品是否值得？这实在是个难题。

古今中外的自传汗牛充栋，但都难逃“自我吹捧”、“歌功颂德”的窠臼，史蒂格勒能以史家之笔为时代作见证，当然值得细细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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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写于台北市中华经济研究院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