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02月13日讯】

1. 前言

经济学被归为“社会科学”，自从马夏尔（A. Marshall）创造了图形分析，接着萨谬尔逊（P. A. Samuelson）导入自然科学的数理工具，可以设定“严谨”的数理模型，进而可以利用数据、计量方法和各种模型来实证，于是被认为较具有“科学”味道，因而经济学在1968年被列为“诺贝尔奖”颁奖学门、1969年经济学家开始每年获颁该奖项。一般都认为这是经济科学的进步，由“社会科学之后”称呼可知一斑，殊不知如此一来，号称从事“人的行为”之研究的经济学，从此就失去了灵魂，因为将人“物化”“机械化”，完全将人最重要的“主观”和“精神”面抽离。

当今全球普遍见到的道德沈沦、伦理荡然无存，以“物欲”为标地之“人”，完全丧失本质，甚至于“禽兽不如”，此与古典经济学重视伦理道德、将人以“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本质呈现，完全相反，有必要彻底的反省并回归本质。为能对症下药，我们先回顾这门有着二百多年演进史学门的来龙去脉。

2. 经济学的兴起与历史沿革

在当今社会里，要成为一门可以“学”、可以“问”的“学问”，最起码得有一套有系统、循序渐进的内容才行，这一套东西能够让诸多的老师可以教，也得以让要学的人能够逐步的学。如此，能有一本“教科书”的话，那就可以符合了。

就经济学来说，一般都同意自1776年就因为符合这种条件而成为一门既可教、又可学的“学问”了。这一本最早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名字是《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The Wealth of Nations，此书在台湾较被熟知的中译是《国富论》。但此译名会对保护主义及对国家间的经济竞争视为战争，对国际间的纷争、甚至战争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也较不合乎原著所要表达的内涵，因而使用这个早年的翻译名家严复之最初译名较妥切），作者是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他有“经济学之父”的美名，而迄今这本书还被国际知名的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认为是最好的一本书呢！

在亚当‧史密斯和《原富》的奠定下，古典经济学派于焉诞生，历经李嘉图（D. Ricardo, 1772～1824）、马尔萨斯（T. Malths, 1766～1834）以及密尔（J.S. Mill, 1806～1873）这几位名家的发扬光大。到了马夏尔（A. Marshall, 1842～1924）的手上，演化为新古典学派，由于马夏尔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提供了供需图形等分析工具，经济学的教学讲授更为方便，这门学问也就灿然大备了。一直到今天，众多基本经济学教科书都还沿用该书所创的分析工具呢！到了1930年代，经济学有了重大变革。

那是因为起自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所引发的迄今世人还闻风丧胆的“全球经济大恐慌”，经济萧条、失业者遍布，凯因斯（J.M. Keynes, 1883～1946）在1936年的巨著《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提出“创造有效需求”解药，从此政府能以总体经济政策对整体经济体系作“精密调节”的干预，就普遍被接受，而也从此开启“总体经济学”的大门。而“国民所得帐”在1940年代被有“国民所得之父”尊称的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顾志耐（S. Kuznets，1901～1985）发明出来，更成为政府能以政策促进“物质性”国民所得成长的标地，也助长凯因斯理论的普及。如今我们日常生活中天天被报导的财经消息，几乎都是总体经济的范畴，而经济学也在总体经济学诞生后才成为显学。亚当‧史密斯的《原富》虽是好书，但并不好教，真正被世人所普遍接受的经济学教科书是1948年面世的，它是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逊（P.A. Samuelson）花了三年才完成的《经济学》（Economics），该书出版后洛阳纸贵，曾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其在全球的销售量被认为仅次于《圣经》。这本基本经济学教科书之所以畅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备，可谓时也、运也、命也。一来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问题一箩筐，经济学面临一种动态阶段的挑战，“马歇尔计划”所揭示的政府强力策略抬头，学生们饥渴的盼望有跟时势密切连结的入门书；二来萨缪尔逊在当时已有足够显赫的学术地位，可以全力撰写教科书；三来萨缪尔逊精通数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书中以简单明了的“数理模式”撰文，让学习者易于研读。就在此种环境下，轰动全球的基本经济学教本于焉诞生，它不但让经济学普及成为显学，也奠定不久之后经济学列入诺贝尔奖颁授学门的基础。

也就是萨缪尔逊的这本教科书，以及他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让数理分析工具逐渐导入经济学，而且也将凯因斯理论以此工具传达给世人。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化之后，经济学数理化竟然喧宾夺主成为主流，同时，“计量方法”也在当时蓬勃开展，使得经济学可以从事实证，而“数量化”的结果足以“提出证据”大声说话，尤其重要的是，能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之影响效果得到数字答案。怪不得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在1964年于第77届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的会长演说词里很兴奋的说：“数理分析的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进的大炮代替了传统的弓箭手。……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科学革命。事实上，我认为所谓的李嘉图、杰逢斯（W.S.Jevons）或凯因斯的理论革命，比起势力愈来愈强大的数量化的牵连之广，只能算是小改革罢了。我认为，经济学终于要踏进它黄金时代的门槛，不！我们已经一脚踏进门内了。”史蒂格勒在文末还笃定地表示经济学家将会变成民主社会的中坚人物和经济政策的意见领袖。

历史的发展可说完全符合史蒂格勒的预期，到1970年代末期“停滞膨胀”（stagflation）来临之前，经济学的确达到顶峰，在此黄金时代甚至有“从此经济学家和政客之密切合作，能使经济体系维持繁荣，不景气将不再来”的豪语出现。而1969年开始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就是颁给两位著名的“经济计量学家”，隔年的第二届则由萨缪尔逊这位“数理经济名家”获得，更是印证经济学成为显学，是因其“实证经济学”的特色，而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黑克曼（James J. Heckman）更坚信“将经济学置于可供实证的基础上……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可能会有所进展。”

政府在经济舞台扮演要角的总体经济学，以及数量方法日新月异使实证经济学发挥重大影响，是经济学能有如日中天地位的重大要因。在政府跃上干预经济主角这件大事上，庇古（A.C. Pigou，1877～1959）这位被称为混合经济大师的贡献，就不得不提，他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会成本的概念，而“市场失灵”因而产生，以致需由政府出面校正来达到福利最大，这股力量也对政府干预政策和数理分析、实证技巧的重要提供了更大基础。

就在经济学家成为天之骄子、经济学地位高度发展之际，1970年代末的既是生产停顿、又是通货膨胀的双重困难之停滞膨胀现象，让凯因斯理论受到重创，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也被深深质疑。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新兴古典学派纷纷崛起，虽然有着不同学派的称呼，但共同的语言是“尊重市场”，而“市场重生”、政府退位的呼声也愈来愈响。这些声音的主要基地是芝加哥大学，约略萌芽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已有丰盛成果，1970年代在停滞膨胀环境下终于开花结果。

这个新潮流的发展至少有两种说法，一为史蒂格勒教授以经济学所扩及的学科来区分，二为李甫基（H. Lepage）以学派的发展作分类。就史蒂格勒的说法，迄1984年为止，在四种社会科学领域中使用经济分析法的文献和专家人数已有相当多。它们是：法律的经济学、“新的”经济历史、社会结构和行为的经济分析，以及政治学的经济分析（包括经济生活的管制）。第一个领域系将经济分析应用到法条和法律制度去，先驱者是达瑞克特（A. Director），而重要的人物则为寇斯（R. Cease，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波斯能（R. Posner）；第二种领域乃重将历史事件以经济分析来观察，最具代表性者是傅戈（R. Fogel，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第三个领域的分析主题为犯罪、种族歧视、婚姻和离婚、生育力，以及家庭等，毫无疑问的，贝克（G.S. Becker，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教授是这个领域的领导者；第四个领域又可分成两种，一为政党经济分析，先驱者是党斯（A. Downs），一为法治的设计之经济分析，此即千禧年为人熟知的“公共选择”学派，领导人物是布坎南（J. Buchanan，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杜洛克（G. Tullock），而其受重视也只不过近四十年的事，这个领域也被人以古老的“政治经济学”称之，除了经济学者参与其中而有很大的进展外，也早已有愈来愈多受过良好训练的政治学者投身于此课题，而他们所创造的工具也适用于经济学家。

李甫基则认为经济学的新发展系透过五个管道而来，一为重货币学派，二为人力资本理论，三为财产权运动，四为公共选择学派，五为供给学派。重货币学派由弗利曼（M. Friedman，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带头，早为一般人所熟知；人力资本理论可说滥觞于舒兹（T.W. Schultz，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教授，而由贝克教授予以发扬光大，已为经济分析扩展疆土的最犀利武器；财产权的新理论建立在“产权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个观念上，寇斯是开山祖师，该理论的知名人物有亚秦（A. Alchian）、邓西兹（H. Demsetz）、诺斯（D.C. North，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以及华裔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等人，除了交易成本外，这个理论的其他三个基本概念是法律理论、经济组织效率的比较分析、把经济学的推理应用到历史之解释；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任务，乃想把1940年代以来，显示出市场经济错误和失灵的那套技术，同样用于政府和所有的公共部门之工作上，此派学者想要建立一套公共经济和集体选择的一般理论，目的在于用一套相等的、且可能涵盖政治市场运作的理论，来完成关于市场财货与劳务生产，以及劳务交换的理论；至于供给学派则着重于成长和税制的研究，著名的“拉佛曲线”就是讨论适当税率与成长的关系，此派学者认为，税率过高会妨碍成长，因而有损税收，若能将税率降至适当程度，将会刺激生产活动，经济成长随而被带动，终而使税收不减反增。

由这两种分法来看，史蒂格勒教授的说法可说皆涵盖于李甫基的分类中。法律的经济分析包含在财产权运动中，经济历史也是，而社会结构和行为的经济分析则归属人力资本理论，至于政治学的经济分析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的范畴。关于重货币学派，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中当然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其在晚近的蜕变可说是“理性预期学说”的出现，我们由理性预期大师卢卡斯（R.E. Lucas，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口口声声称自己属于重货币学派，就可得知此种说法并不离谱。

上文所介绍的是“主流经济学”的演化历程，在主流之外，尚有一些重要流派值得一提。在古典学派开创经济学之前，有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个有名的理论。在经济学开创之后，有左右两种没纳入主流的派别，左派是马克思主义，其思想成为共产主义的基础，荼毒了不少人类长达75年之久；右派的代表是奥国学派，从休姆（D. Hume，1711～1776）、到庞巴卫克（E. Böhn-Bawek，1851～1914）、到米赛斯（L.von Mises，1881～1973）、到海耶克（F.A. Hayek，1899～1992，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直到较近期的罗斯巴德（M. Rothbard,1926～1995）。当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时，奥国学派的主张终于显现其光芒，而此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派的思想脉络有高度紧密相关之处，更是当今风行的“自由经济”之始祖。

3. 寻回经济学的本质

经过两百多年的演进，即便有着不同的流派出现，但在学校课堂里教授的经济学，却有着“标准”教材，尽管自萨缪尔逊高度成功的《经济学》面世以来，汗牛充栋的经济学教科书充斥世间，但都有明确的主轴。几乎每本书的开宗明义都标榜“资源有限”，再配合“人的欲望无穷”，于是每个行为人必须面临“选择”大课题。为了提升生活福祉，行为人需有效率善用自己拥有的资源，而为让福祉不断提升，也得时刻设法增加自己资源的量与质。由于一个人的一生总有数十寒暑，而绝大多数人不是只有自己的一生，人类一代接传一代，代代相传永生不息，而且未来和下一代更为美好也是人类追求的标地，这就是“永续发展”的图像。

在永续发展终极目标下，面临选择课题的个人，既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就得求取“代价最低、效益最高”的行为方式。很明显的，人类是群居且必须与大自然为伍，因而在追求永续发展下，必须寻求如何与大自然共存共荣，如何让人际间分工合作以发挥团结力量大的功效。

就是在这些基本理念下，经济学乃发展出不少的“原理原则”以供行为人遵循，目的还是在“节省成本、效率极大”。这些原理原则中，“比较利益”和“市场供需”原理是最根本，也最关键的。这些原理原则看起来都非常简单，但要真正了解其内涵，却极端不易，正如弗利曼（M. Friedman，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85年3月21日，应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的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之邀，讲述其“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讲词的结语：“……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同时，我也更能体会芝加哥学派的始祖奈特（F. Knight, 1885～1972）对其试题几十年不变之解释：“试题虽相同，答案却有异。”之内涵。此外，对经济学鼻祖亚当．史密斯的《原富》为何历久而弥新，以及“大道无形、大道至简至易”等道理，我也似乎愈来愈能领略。

毕竟经济学的探索对象是“人”，而人是万物之灵，“人之异于动物几稀矣！”这么一点点差别却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结果。两百多年的发展，“经济学进步了”的说法应较被认同，尤其自所谓的“总体经济学”窜起之后，这种说法更被确认。然而，就只针对“经济学是在研究人的行为”这一命题，在“行为人”这个关键点就有非常值得作正本清源之商榷。

人的行为能标准化吗？在数理经济、数理模型，以及计量经济学早已盘踞经济学领域核心之际，答案是什么已可思之过半矣！一门学问是“有系统的解释现象”，那么，将人的行为寻求系统性、规律性的解释也理所当然，由而“原理”的出现也是必然。“比较利益原理”“供需原理”等等都是最基本、最为人熟知的例子，这些原理也都能以图形、数字，甚至数学式子，利用黑板来演算、说明。然而，这些分析、说明都需要假设和前提条件，可以说是在“既定”的模子下推导。问题是：黑板上的演练结果能否运用到实际人生？

既然对象是“人”，而人是会思考、有灵魂的个体，就某一个人来说，对于自己都难了解了，如何能得知任何另一个人的想法，何况周遭的环境，以及人、事、物都是变化不居的。原理原则是一般性的，但“具体”是怎样，可说根本不可能得知，因而每个人都需要去摸索、去尝试，或以别人的经验作为自身决策的参考，在不断的失败当中改进、学习，而人际间、人与自然间也持续演化出规则、秩序来。

虽然说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在寻求幸福，但幸福的内涵却也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只有回到活生生的“个人”身上，让行为个人决定才是最适当的。市场、竞争、比较利益的决定主体，应该都是个别行为人。就是在形形色色的行为人互动中，激荡出分工合作、各个市场的规则，以及各式各样的组织。到了凯因斯经济学配合着自然科学分析工具的出现，竟然逐渐演变成整体社会可置于一个可以摆弄的模式中，而政府可利用政策工具作“精密调控”，让活在此模式里的人都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尽管稍微思考一下就可知不可思议，但现实世界的人世间却一直这样进行着，纵然不断发生问题，仍然无法改变。原因可能有许多，最微妙的看似简单基本观念之内涵，无法被真正了解应是关键，由弗利曼的感慨也可清楚、明白了。不过，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寇斯这位现代隐士的“黑板经济学”说法，最能传神且一针见血地点出症结所在。

所谓的“寇斯定理”脍炙人口，似乎已被充分了解，然而寇斯在1988年于〈阐释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就近三十年这么长时间里各家对该定理的褒贬提出总回答时，说绝大多数的讨论都没搞清楚他的论点，而他的论点最主要的也只不过是呼吁经济学家们走出“黑板经济学”里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大家共同回到处处都是交易成本的现实人生，研究解决人生问题之道。他在该文最后以政府最常用的租税制度为例，引用包莫（W.J. Baumol）的话：“总括来说，要一五一十实施庇古氏租税制度，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抱持太大的信心。实施这个制度所需要的租税，或所需给予补贴的额度，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计算，也不知道如何由尝试错误中去算出大概的数字。”来说包莫所言“庇古派传统的结论本身，实际上是没有瑕疵的”，指的应是逻辑上没瑕疵，而且假定能将该制度付诸实施的话，资源配置可达最适，但事实上这些税制方案是无法施行的。寇斯说：“就这一点而言，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我的看法不过是，这些税制方案只是些梦想罢了。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人说，说不出口的蠢话，可以用唱的。而在当代经济学中，说不出口的蠢话，则可以用数学来表达。”

我虽很同意寇斯对当代经济学的针砭，但并不否认黑板经济学可以训练学习者清晰的逻辑推理，只是切忌全盘用到真实人生，不要天真的以为人生问题真的能够精确量化，且政府政策可完满解决。因此，当前的经济学有必要回到活生生的“人”身上，将科学迷所从事的“机器人”解放出来，回归有血有肉的生灵。同时，亚当‧史密斯当时强调的伦理道德这种“人的基本修养”，也有必要放入自由经济的分析当中，这样一来，经济学就不再脱离现实人生，进而也可带引人心的提升，终而促进人类生活的福祉。提到亚当．史密斯的伦理道德观点，就必须正视他的《原富》其实并非其学理之菁华，《道德情感(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差可说是，而史密斯不只是一位伟大的所谓经济学家，更是十八世纪英国一位极其重要的伦理学家和法理学家，他在1751年于英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举凡神学、伦理学、法理学，以及当今所谓的经济学都涵括在内。经由这样的寻根探源，应可得知源于《原富》一书的当前经济学，在史密斯的心中应以“伦理道德”为基点，奈何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早将这个根本丢弃，而将人“机械化”“物化”也一点都不奇怪了！其实，即使是以《原富》这本书为基础，也应了解该书的精髓在“分工”，且以“市场机能”或“价格机能”这只“无形手”来引导“人”去做行为。要知分工、专业化需以“合作”配合，在“竞争”下各个人都尽量发挥自己专长，公平交易（或交换）之后彼此的幸福都能提升。个人行为的背后隐含的是“善心”，后人在将“自利心”误解为“自私心”，而以斗争、权谋、尔虞我诈手段“害人利己”之后，人心快速沈沦；再加上“量化”、重视“有形物质”，人心的腐化更是加快。此外，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使“欺骗行为”更方便，损人利己更不容易察觉，而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在人的“私心”和追求物质利益作祟下，正是贪污、舞弊、官商勾结等政治腐败现象的温床，回过头来又让人心更沉沦，就这样形成所谓的“恶性循环”。

总之，现代经济科学必须放弃总体经济，让政府退下经济舞台，并将活生生的人从“数理模式”“机械化”“物化”中解放出来，而后再将“人的善心”寻回，让人际间经由“诚心”的分工合作，才能达到真正的永续发展。所以，至少应返回亚当．史密斯时代，以“伦理道德”为基点，让每个人“真诚的”发挥善心，从事真正的“人的行为”，让人 在“学习”“改进”中不断的提升，那也才是真正的经济科学，这也就是“返还经济学的本质”而已呀！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