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12月23日讯】蒋中正一生,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两个头功,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居住家园”和复兴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头功其一,蒋中正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了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历时14年,取得最后胜利,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这是捍卫了中国人的“居住家园”。
头功其二,蒋中正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在台湾领导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历时二十余年,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将台湾构建成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地——这是在台湾复兴了中国民族的“精神家园”。
对于头功其一,国人知之甚多,本文不再赘言;而对于头功其二,国人则知之甚少。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落墨于头功其二,对其来龙去脉作出呈现。
蒋公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由于中共多年来对蒋公的妖魔化抹黑,大陆人对他的印象比较糟糕,中性直观的评价也就是“一价武夫”而已。殊不知,蒋公对中华传统文化颇有研学,情有独钟,这从他的三次改名之举便清晰可见。
第一次改名是给自己改名。
蒋公的原名叫瑞元,曾用名志清,后定格于名公,字介石。 “公”和“介石”都是来源于《易经》。
《易经》的豫卦六二爻辞:“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像》曰:‘不终日贞吉’,以公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应该像石头一样坚贞,但不能长久地坚持刚硬,要懂得适时变通,这样才能吉祥。蒋公的名字不仅反映了他对《易经》的研究和理解,也体现了他对个人品德和行为的期望与坚守。
第二次改名是给一座山改名。
台北北面有座阳明山,原先叫作草山,因茅草丛生而得名。1949年,只因为蒋公退守台湾后,选择这里做了官邸,便用他十分崇拜的明朝大儒王阳明的名字改叫“阳明山”了,这里的公园也改称“阳明山公园”。
要问蒋公对王阳明崇拜到什么度?从他的下面这段自白,我们便可以一览无余了。他说:“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50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
从蒋公这段话不难看出,他对王阳明的学问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如果俩个人能生在同一朝代,想必蒋公一定会拜师王门,成为王阳明的得意真传弟子。
第三次是给台湾道路改名。
为了培植台湾的传统文化,蒋公煞费苦心,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台北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被他重新命名,从北往南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出自于四书五经的路名。
从相关文献和蒋公日记来看,他很早就接触宋明儒学,不仅笃信不疑,还身体力行,常以“存天理,灭人欲”自律。蒋公年轻时在其日记中“一日三省吾身”。传统文化对蒋公影响极大,他认为“中国的经书实为民族精神、民族德艺和民族哲理所寄托”。
1959年,蒋公在台北订正《科学的学庸》,对《大学》、《中庸》进行解读。他认为“《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这颇能代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洞解。
虽然蒋公中年后皈依基督教,但观其一生,其主体思想始终是以中国道统文化为根基的。他尝自诩“以服膺和承继儒家道统为己任”,殚精竭思,知行合一。为此,蒋公在台湾发起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在遗言中,把“文化复兴”的宏愿传给了蒋经国。
蒋公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始末
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后,凭借着海峡这道天赐屏障,得以偏安一寓。1950年3月1日,蒋公正式复任中华民国总统。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暂时无力犯台,国共隔海分治的局面基本定型。
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经济社会已趋于稳定。在1952年国民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上,蒋公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光复大陆”基地建设的工作重点。然而,要完成“光复大陆”大业,国民政府面临诸多挑战与困扰。
蒋公认为,反思在大陆失利的原因,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失败,而且是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惨败。而丧失了民族自信和精神,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欲重振民族自信,则必先培植民族文化。
蒋公看到,台湾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取消汉语教育,废除汉文报纸,要求改日本姓氏,台湾人因而对中华文化渐行渐远。日本殖民文化对台湾民众危害巨大,使得台湾民众文化心理失去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
抗战胜利,光复台湾。可惜因“二二八”事件,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台湾人口分裂为“台湾人”和“外省人”两大阵营,双方有着一定的敌意。一些“台独分子”趁火打劫,将政治矛盾放大为文化和种族冲突,说什么“台湾与大陆分离太久,文化习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国人”等等。此时,岛内也冒出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西化派,一场“中西文化论战”闹得不可开交。
恰逢此时,从大陆传来了“文化大革命” 的重磅坏消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遵照毛泽东指示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红卫兵四处打砸抢烧,一场中华文化的灭顶之灾山雨已来,中华文化面临空前浩劫。
破四旧的急先锋主力是红卫兵,后来迅速扩展到全民。他们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上街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烧戏装、道具;冲击寺院道观,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砸毁文化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
新华社对此大声喝采,进行了连续歌颂性报导;《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在劫难逃,几乎无一幸免。批斗、抄家、关牛棚、下放劳动改造,迫害致死多少人,至今无法统计。当炎帝、孔子、舜帝、仓颉等等,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的陵墓被毁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台湾文化界人士痛哭流涕,民众上街游行抗议……
为了保护中华文化,并与中共的文革分庭抗礼,几乎与共匪文革同时,蒋公拍案而起,在台湾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运动”。
1966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55周年国庆暨辛亥革命纪念日,蒋公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对中华传统文化在共匪大陆的未来命运忧心如焚,他大声疾呼:“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如今日毛贼之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行动。”
蒋公在文告的最后强调:“只有我们实现三民主义,维护历史文化、保卫人权自由、反共复国的战争,获得全面胜利,而后方得相与世界各国、共同卫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这就是我们军民一体不可摇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继承辛亥革命、保卫民族文化正史于不坠的责任。”
1966年11月,孙科、陈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联署上书,倡议以每年11月12日(国父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得到蒋公首肯。
要唱戏,先搭台。1967年7月,蒋公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 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在蒋公督导下,文复会创建了众多专门机构和委员会,比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执行文化复兴的具体工作。
文复会创建之初,蒋公事必躬亲,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蒋公自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不仅为三民主义革命文化之建设运动,亦为凭借我民族传统之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
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比如《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等。
负责伦理道德发扬工作的,是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订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1970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亡国必先亡其史。日本占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为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蒋公非常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他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学校坚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中小学校国文、历史及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课程;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公给各个学校的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
1969年,为了办好祭孔大典,蒋公请专家学者考探古礼,设计礼官服饰。历史博物馆馆长王宇清详细说明祭孔大典新设计的祭服,这件祭服颇有齐鲁古风。而过去有些地方主祭官穿着西装现身,均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举。
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中共开始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孔子的儒家学说,打成“反动派的文化”。蒋公为了反抗中共对孔子学说的打压,在台湾成立了以维护孔子学说为使命的“孔孟学会”;随后又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办校宗旨,成立了“中国文化大学”。
1975年4月5日蒋公逝世,其遗嘱如下:“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蒋公带着他光复大陆的梦想走了,复兴民族文化大业的接力棒交到了蒋经国之手。
蒋经国成长过程中受蒋公影响极大,蒋公一再指导蒋经国要读好四书,尤其要读好《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等。蒋经国因此注重传统文化的研习,对自己过去在苏联所受的思想毒害作清算。
蒋经国曾回忆说:“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国藩家书》,也甚为重视。”又说:“平常我写信去问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
蒋公辞世后,子承父业,其子蒋经国承前启后,文化复兴运动后继有人。蒋经国将父亲去世的4月定为“教孝月”。百善孝为先,通过宏扬孝道,由孝亲而推广为爱人,以至于爱国爱民族,促进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使世界人类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鼓舞群伦,相与为善。”
在蒋经国的推动下,文复会于1986年提出《现代国民生活纲要》,发动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针对物质主义对人精神生活的侵蚀,重点推行“孝悌、勤俭、礼节与秩序”等传统美德,希望借此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重视家庭伦理,增进社会和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蒋经国去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告一段落。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硕果累累
蒋公发起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取得如下历史性成果:
其一,在台湾彻底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一扫岛内民众心中压抑半个世纪亡国灭种的阴霾,极大增强了民众的民族自信。
其二,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民族文化土壤。在台湾,不但每年孔子诞辰要在孔庙举行祭祀大典,每逢传统节日,社会名流均要举办诗歌雅集;即使普通百姓,酒酣耳热之时还常常吟诗唱和。
其三,在文化复兴运动中,台湾史学界规范了一套中华道统的传承论述,指中国历史的正统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而蒋公即是这个道统的当代衣钵传人。这也是他向海内外中国人进行政治号召权柄的合法来源。这一表述,彻底把“外来势力”中共,撇清于中华民族历史之外。
其四,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包容性极强的优秀文化。有了发达的传统文化为精神资源,融合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使得台湾政治以极小的代价,完成了现代民主转型。同时,传统文化也不排斥时尚文化,著名的“十大工程”建设时期,为台湾现代化基本设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台湾学者与青年也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由于鼓励文化寻根精神,台湾的学术、文学与艺术等领域中出现了不少洋溢着民族热情的佳作。学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发表《中华文化宣言》,强调中华文化不但不应放弃,而是应该再造,以提供全人类新的精神指引;颜元叔教授出版了《民族主义文学》;林怀民创立云门舞集,直言要跳出具有传统格调的中国现代舞蹈;来台留学的马来西亚华侨温瑞安创办《神州诗社》;充满活力的文化人高信疆推动《龙族诗刊》等等。可以说,在大陆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台湾出现了一个复兴中华文化的高潮。
其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文化育一种民。看不见的是文化,看的见的是民风。凡去过台湾旅游人大陆客,都对台湾淳厚的民风印象深刻,赞赏有加。比如说在台湾问个路吧,那叫一个认真负责,他恨不能把你送到目的地才算放心。台湾人的这个做法,让大陆人吃惊不小。其实,那正是中共到来前所有中国人的样子啊!
正是基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今日台湾,是全球华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地;是全球华人民主自由的灯塔;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礼仪之邦的传承与缩影;是全球华人的骄傲与荣耀!
结语
在中国大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殁于十年文革浩劫,中共成全了外来文化——“党文化”的一统大陆。近十四亿大陆人痛失“精神家园”,沦落为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血脉断裂的“无根人”,成为“民族精神异化症患者”。
在中国台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盛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一扫日本殖民文化的阴霾。两千多万台湾同胞喜获“精神家园”,他们是真正与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相连的炎黄子孙。
蒋公一生,为中华民族立下的第一个头功,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居住家园”。然而,1949年大陆不幸落入中共之手,中共把大陆搞成了绑架、囚禁、杀害、盘剥、欺骗中国人的集中营和大监狱。
蒋公一生,为中华民族立下的第二个头功,是在台湾复兴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台湾是当今地球上仅存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一方净土。
中共是中华民族的公敌,对台湾羡慕、妒嫉、恨,频频军演,虎视眈眈。共匪犯台之日,或许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一方净土失守之时。有鉴于此,全球华人都应该对中共犯台野心保持高度警惕。
责任编辑:金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