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11月08日讯】本年(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位美籍学者共同获得。甫一发布就引发诸多的讨论与回响。

据诺贝尔基金会经济学奖官方发布的讯息，三位共同获奖者的理由是，“他们发现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解释了全世界各国贫富差距为何持续存在，就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他们的研究证明，造成国家富裕的关键因素不仅取决于经济，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包容性高的政治制度是良好经济制度的先决条件，进而促进经济繁荣。

获奖者利用欧洲殖民时期作为一个自然实验，来佐证他们的论点。研究发现，欧洲统治菁英在不同地区实施的制度类型，与欧洲人定居的规模息息相关。在殖民初期，如果环境条件（如当地人口规模和疾病流行程度）有利于欧洲人大量定居，统治菁英便会建立符合其国民利益的包容型政经体制。相反地，在不利于欧洲人定居的地方，统治菁英则倾向于建立榨取型制度，以保护少数欧洲统治菁英的利益，并最大程度地榨取当地资源。

体制是关键因素

这两种体制都因欧洲统治菁英改变了当地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型态。包容型体制为所有人带来长期效益，榨取型体制则为当权者带来短期的好处。统治菁英为的是剥削原住居民，并取其资源来牟利。

他们的研究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经济制度这么重要，为什么某些国家不尝试改革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权者会阻碍制度改革，因为改革会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诺贝尔基金会官方指出，得奖者的研究及分析模型框架已成为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发展中的标准范例。他们强调包容性制度对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也为制定减贫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经济学回归政治经济学

所以，本届得奖者是因为在如何使国家经济繁荣及如何消除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的研究上有成就而获奖的，而这些课题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课题。其实，远从1776年“经济学始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经典名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就在探索如何促进各国的财富，也就是经济发展、成长的缘由。史密斯发现“分工”“市场机能或一只不可见的手”是关键因素，而工业革命的机器、自动化或资本，更是让经济一飞冲天的主因，而后“技术进步”“内生技术进步”又成探索主题。在经济发展演变中，贫富悬殊、分配不均、失业问题等现象的出现，也成为经济学家探究的课题。于是，经济学成为“经国济民”的学问，被已故的蒋硕杰院士认为是“人类智慧的高度结晶”，值得最聪明的人去研究它。而瑞典中央银行也有同样的看法，乃在庆祝该行成立300周年的1968年，出资创设“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与原先的五种诺贝尔奖一起颁发，奖励杰出的经济学家，并肯定经济科学的重要，以对有重大“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的经济学家给奖。

基此，本年三位得奖者在经济成长、贫富差距这个重要老课题的研究是否有“发现”“发明”以及“改善”的成果呢？三位经济学家将经济学拉回“政治经济学”，并以“政经制度”这个因素，透过历史的实证观察证明“包容性体制”优于“榨取性体制”的研究，应合乎这三项准则，而三位得奖者更是备受各界专家称誉，研究绩效杰出的政经学家，获奖应是实至名归！

打脸中共国模式

本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引发热烈的关切与讨论，因为中国经济目前正水深火热、摇摇欲坠，而阿根廷由社会主义体制回转自由经济，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巷战，继续向左或转右即将掀牌，得奖者的研究成果和发表的言论，很可能产生不小的影响。

“打脸中共模式”是最普遍的评论，而本届得奖者12年前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早就精准预言中国经济发展，如今得到印证，“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使风光一时，最后还是要吃草！”该书指出，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增长是因为它的经济制度有一根本变化，从榨取制转向显着更包容的广纳制。但高度权威、榨取型的政治制度，使得这种广纳制度的发展更为困难。随着当局将在未来几十年牢牢抓住权力，中国的繁荣会化为乌有，其增长也可能会结束。

阿西莫格鲁在10月14日表示，“虽然中国等专制政权通过投资AI等创新领域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成长，但其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方面不及民主社会。”他又说，他们研究所得到的最广泛的结论是，民主政治在长期间更能够缔造经济繁荣，而集权式的成长并不稳定，政府通常无法创新，而创新则是民主政治的力量。尽管民主不是万灵丹，但专制国家虽然能迅速动员资源进行发展，其经济模式却难以持续创新和转型。

台湾很重要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两人在2022年8月发表于Project Syndicate〈为什么台湾很重要？〉这篇文章中，对于有些西方评论人士认为“佩洛西访问台湾是鲁莽的”不表认同，认为应该重视“台湾为什么对民主和中国自身的未来同样重要”。对于中共宣传的“儒家价值观与民主水火不容，而且除一党专政外，别无其它他可行选择”的说法认为是“明显错误”。他们简要的陈述台湾几十年来的民主化过程，得出“台湾表现出强烈的民主倾向，而这并非仅仅因为它经历了西方化的文化转型。直到2000年，国民党政权利用儒家价值观来区分自身与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而随后进行的调查显示，儒家价值观在台湾比在大陆更深入人心”。于是他们认为“台湾强化了他们在此前著作中曾经提到过的观点：断言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之间存在某种牢不可破的联系是一种错误。所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均应被视为高度适应不断变化环境的产物。诸多文化框架均可建立相应的政治制度。”他们下结论说：“台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另一条可行的政治道路，这条道路保持了西方长期的自由和繁荣。”如此一来，“保护民主台湾，防止中共并吞台湾”，不也就是世人应该重视的吗？而“共产中国应朝向自由民主，实行包容性政经体制”不也是最正确的明路吗？“全球抗共反共”不也就是应该而必要的吗？

罗宾森在得奖受访时再次表明，“许多社会已成功转型为包容性社会，例如台湾、韩国及模里西斯。”他说，“中国若继续实施高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维持经济繁荣。”

福国利民的包容性政经体制

其实，包容性社会的政经体制最能福国利民，“真正的”经济学家都认同，而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更不乏极力推崇者，如1991年得主寇斯（R. Coase）、1995年的卢卡斯（R. Lucas）、1997年的圣恩（Amartya Sen）等，而1976年得奖者弗利曼（M. Friedmen）下半生更风尘仆仆游说各国施行“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体制与政策呢！斐声国际的华裔产权名家张五常教授被推崇为“新制度学派先驱者”，其对共产中国放权让利的制度变革做了“理论解析”，并对实际政策的解读评析发表“等身”的文章及书本，其成就似乎不亚于本届获奖者，或许由于“逃税”被美国通缉而成为遗珠。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阿西莫格鲁那篇2001年关于“最低工资”的论文，指出“最低工资可以透过诱使公司培训其非技术员工，来增加这些受到影响的工人的培训”，不只异于传统观点，还违背常识，可说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的说法。盖最低工资影响的是“边际劳工”和“边际厂商”，“常识性”的认知是“边际劳工的就业机会降低或失业”，且他们的受训机会受阻，毕竟“边际厂商”的生存都受到威胁了，哪有能力培训员工？即使政府会以“公共职训”来培训失业的边际劳工，其训练品质差且财源何来及资源错置等问题都会出现，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或可说是“另类创见”吧？！

此外，唐付民在10月28日刊于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的《“共产专制”成功建成的逻辑程序》文中，指出三位得奖者提出的“包容性经济制度优于榨取性经济制度的理由”，偏重于“经济学意义”的《社会学研究》，自然体现着相应（有缺陷）的《逻辑学》知识，只是粗略的“定义”了现行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既没有找出不同的社会制度“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更没有找到“改变不好和推进（维护）优秀的社会制度的方法和条件。”他认为，这种“权威性理论”的实质性社会作用非常有限。在参酌“共产专治制度”成功建成的逻辑程序后，他认为推行所谓“包容性社会制度”便是接受“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它的合理性应建立在“有限（基础）扶贫”而不是“无限（过度）扶贫”的原则下。高等的社会阶级，主要容许建设在“社会能力与社会贡献”的基础上，绝不能建筑在“权力和剥夺”的原则之上。面对大肆宣扬“扶贫济困”（平权政治）的政治主张，一定要格外警惕（它是“共产专制”形成的“核心基础”）！ 是耶？非耶？恐怕只能由三位得奖者回应了！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