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11月26日讯】2024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于10月14日揭晓，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赛蒙·强森（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三位美籍学者共同获得。

三位美籍经济学者共同获奖

诺贝尔委员会公布三人共同获奖的原因是“关于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及影响繁荣”，并且指出获奖者的贡献在于“帮助理解国家之间繁荣程度差异的原因，同时也证明了制度对国家繁荣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发现，健全的制度是推动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相反地，如果法治较差且剥夺人民的社会，通常无法带来成长或变得更好。因此，获奖者的研究帮助了人们理解其中原因。”

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杰克布·史文森（Jakob Svensson）表示，“缩小国家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异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已找到当今低收入国家薄弱制度环境的历史根源。”

根据获奖者的研究内容指出，造成国家繁荣差异的一种解释是殖民时期引入的社会制度。当贫穷国家被殖民时，往往会引入“包容性体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发展了维护法治和财产权包容性体制的国家变得繁荣，而那些发展“榨取性体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用得奖学者的话说，从更广泛的人口中“榨取”资源，以造福精英────的国家则经历了持续的低经济成长。

阿西莫格鲁在记者会上也警告，亲民主团体搜集的数据显示，世界许多地区的公共体制和法治目前正在被削弱。

本年的三位得奖者都是很入世的学者，也是政治经济学者，都符合经济学是关乎“经国济民”的学问，对于社会繁荣、人民生活富足之道进行探索，跳脱“黑板经济学”。有评论者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这三位学者，显然非常应景，也是对包括中共在内的专制政权的一记重击。

不过，对于经济成长、国与国之间所得差异变大或缩小，以及关于“制度”的重要性等等，自1969年开始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已有诸多得过奖的学者研究过，皆有显着成果。本年三位得奖者的研究有何特别突出？我们就由三位得奖者的生平来了解他们的养成过程并得知他们的学术贡献，最后再谈对于本届得奖者的回响。

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

阿西莫格鲁于1967年9月3日出生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父母都是亚美尼亚人。父亲是商业律师和伊斯坦堡大学讲师，母亲是阿西莫格鲁就读的Aramyan Uncuyan这所亚美尼亚小学的校长。

阿西莫格鲁在1986年从Galatasaray高中毕业，他在青少年时就对政治和经济产生兴趣，于是赴约克（York）大学攻读经济学，并于1989年获得经济学学士。接着在1990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获得经济计量学和数理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再获得该校经济学博士，论文题目是“总体经济学的个体经济学基础论文：契约和经济表现”（Essays in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s: Contrac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凯文·罗柏兹（Kevin W.S. Roberts），而论文审查委员之一詹姆斯·马克森（James Malcomson）说，即使是论文七章中最弱的三章也足以授予博士学位。阿诺·克林（Arnold Kling）则称阿西莫格鲁为“神童”（wunderkind），因他获得博士学位时年仅25岁。

拿到LSE博士学位后，阿西莫格鲁继续在LSE担任经济学讲师，1993年转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担任助理教授。1997年升为Pentti Kouri经济学副教授，1998年成为该学院的终身教授，2000年晋升为正教授。2004到2010年，阿西莫格鲁担任Charles P. Kindleberger应用经济学教授，2010年又被任命为MIT Elizabeth和James Killian经济学教授。而2019年7月，阿西莫格鲁被任命为研究所教授（Institute Professor），这是MIT教师的最高荣誉。

阿西莫格鲁是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2005年被选为经济计量学会院士，2006年又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4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也是加拿大高等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以及其他几个学术学会的会员。他在2011至2015年间担任经济计量学会出版的《经济计量学期刊》主编。

阿西莫格鲁获得诸多奖项：2005年获克拉克奖章，2007年获约翰·冯·纽曼奖，2012年获得欧文·普莱茵·内默斯经济学奖，2016年获得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奖，以及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著作等身的阿西莫格鲁

阿西莫格鲁的研究领域和主题广泛，包括政治经济、经济成长、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创新、收入和工资不平等，以及网络经济学等。他迄今撰写了数百篇学术论文，大部分的研究都是“试图了解贫穷的根源”。他在2011年表示，过去15年的研究大多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有关，他也对劳动经济领域有所贡献。

自1993年以来，阿西莫格鲁就与英裔美籍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进行广泛的合作，他俩共同撰写了许多文章和几本书，大部分是关于成长和经济发展的主题。他俩也与英裔美籍经济学家赛蒙·强森（Simon Johnson）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促成了三人共同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西莫格鲁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IE）的传人，撰写了数百篇学术论文，主要的书籍著作有四，分别是2006年出版的《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源起》（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何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2019年出版的《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与自由的命运》（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以及2023年出版的《力量与进步：科技变革与共享繁荣的千年辩证》（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前三本书，都是与罗宾森合写的，第四本则与强森合撰。

第一本书分析民主经济的创建和巩固，他们认为“当精英没有强烈动机推翻民主时，民主就会得到巩固。这些过程取决于（1）公民社会的力量，（2）政治组织的结构，（3）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性质，（4）经济不平等程度，（5）经济结构，以及（6）全球化的形成和程度。”

在第二本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认为，处于技术前沿的经济成长需要政治稳定（例如玛雅文明不具备这一点）和创造性破坏。如果没有对授予垄断和寡占权利的制度限制，后者就不可能发生。他们说工业革命始于英国，因为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创造了这样的限制。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坚认“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完全是由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异造成的”，拒绝将某些差异归因于文化、天气、地理或缺乏最佳政策和实践知识的其他理论。例如，苏维埃俄罗斯在迅速赶上世界上一些先进技术的同时实现了快速成长，但到1970年代就失去动力，就是因为缺乏创造性破坏。

在第三本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认为，当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大致平衡发展时，就会实现自由社会。

至于第四本书，是一本关于科技历史的发展以及科技社会和政治后果的书，阿西莫格鲁和强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新机器与生产技术和工资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利用技术创造社会福利，三是人工智慧（AI）热络的原因。他们认为，科技不会自动产生社会物品，它们的好处只会归于少数精英。作者对AI强烈批判，强调它对就业、工资以及民主产生负面影响。阿西莫格鲁在2024年10月初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表明对AI能够使神话兑现的概率质疑，并预测“许多金钱将浪费掉”。而作者也提出如何利用新技术造福社会的愿景，他们认为这个不断进步的时代提供了一种模式，也讨论了六项技术重新定向的政策建议，包括市场诱因、大型科技公司的分拆、税收改革、对劳工的投资、隐私保护和资料所有权，以及数位广告税。

阿西莫格鲁撰写的数百篇论文，主题涵盖社会计划和政策、民主和经济、社会民主和工会、北欧模式、殖民模式和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等，很多篇论文是与别人共同撰写的，尤其是与强森和罗宾森两人合写得较多。

在社会计划和政策方面，阿西莫格鲁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最低工资和失业救济金“将就业转向高薪工作”，由于自由放任市场均衡中的工作是无效率地偏向低薪工作，所以这些劳动市场法规会提高平均劳动生产力，并可能改善福利。此外，他认为最低工资可以透过诱使公司培训其非技术员工，来增加对这些受到影响的工人的培训。

在民主和经济方面，阿西莫格鲁等人发现，民主对国内生产毛额（GDP）有显着而强大的影响，并得出“从长远来看，民主化使人均GDP增加约20%”。在另一篇论文中，阿西莫格鲁等人发现，民主对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有强大而显着的影响，但对贫富差距却没有显着影响。

在社会民主和工会方面，阿西莫格鲁和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在2001年的研究得出，虽然美国和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去工会化并不是不平等加剧的根本原因，但它透过消除技术变革带来的工资压缩，放大了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的直接影响。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认为，历史上工会在创造民主以及维持既定商业利益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权力平衡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在西欧更是如此。

在北欧模式方面，2012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以及Verdier合写〈我们难道不能更像斯堪地纳维亚人吗？〉（Can’t We All Be More Like Scandinavians？）这篇论文，结论是“所有国家都有可能希望像斯堪地纳维亚人那样，拥有更广泛的安全网和更平等的结构。不过，如果美国从资本主义领导者转变，全球经济成长将缩小。阿西莫格鲁2015年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反对美国采用北欧模式，并再度指出，如果美国将税收提高到丹麦的水准，就会减少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从而对经济成长和繁荣产生负面影响。不过，他赞扬斯堪地纳维亚在减贫、为公民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以及提高社会流动性方面的经验。

在殖民主义方面，阿西莫格鲁在2001年和罗宾森、强森三人合写的〈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这篇论文，是阿西莫格鲁迄今为止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他们认为，欧洲人在他们没有定居的殖民地建立了榨取式机制，这与他们定居的地方不同，而且该机制一直存在。他们估计，“制度差异解释了前殖民地人均收入差异的大约四分之三”。这些国家以榨取式制度为主导的历史经验，造成了恶性循环，而欧洲殖民化又加剧了这种循环。

至于“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方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在2008年合撰的〈所得与民主〉（Income and Democracy）这篇文章中表明，尽管收入和民主之间存在很强的跨国关联性，但一旦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且消除了人均收入之间的关联，就资本和民主的各种衡量标准而言，“收入对民主没有因果效应”。在2022年合写的〈非现代化〉（Non-Modernization）文章中，他们进一步认为，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政治发展的各种路径，因为它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不以制度和文化为前提的联系，并假定一种明确的终点，例如“历史的终结”。

阿西莫格鲁在1993年到美国MIT任教之后就移居美国，且取得美国国籍，拥有土耳其和美国双重国籍。他能说流利的英语和土耳其语，并会说一些亚美尼亚语。他的太太是MIT电机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夫妻俩共同撰写了多篇论文，并育有两个儿子。

英裔美籍经济学家赛蒙·强森

强森在1963年1月16日出生于英国，就读牛津大学并获学士学位，之后转读曼彻斯特大学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再转赴美国MIT 攻读博士，在著名经济学家Rudiger Dornbusch的指导下，写出“通货膨胀、中介与经济活动”（Inflation, Intermedi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论文，于1989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1年，强森赴杜克大学福卡商学院担任经济学副教授。1997年，重返MIT担任史隆管理学院Ronald A. Kurtz创业学教授，以迄于今。

强森是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及社会和经济研究中心（CASE）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小组的成员。2006到2007年，强森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访问学者，目前是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2007年3月至2008年8月31日，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2021年11月，强森被任命为拜登总统过渡机构审查小组的志愿者成员，从事美国财政部和联准会的过渡相关工作。强森也担任四本经济学术期刊的编委，自2007年以来，他一直为Project Syndicate效力。

强森的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他在2010年出版了《13位银行家》（13 Bankers: The Wal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这本书。

他和詹姆斯·瓦克（James Kwak）共同创立了经济部落格The Baseline，并定期为该部落格写稿；2013年，强森再出版《白宫燃烧：我们的国家债务和为何它对你这么重要》（White House Burning: Our National Debt and Why It Matters to You）。2019年，强森与乔纳森·葛鲁柏（Jonathan Gruber）合写《跳跃启动美国：突破性科学如何重振经济成长与美国梦》（Jump-Starting America: How Breakthrough Science Can Rev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Dream）；2023年，强森和阿西莫格鲁合著《力量与进步：科技变革与共享繁荣之间的千年辩证》（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英裔美籍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罗宾森

罗宾森在1960年出生于英国，就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1982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攻读华威大学研究所（University of Warwick），198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再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于1993年获得经济理论与劳动关系哲学博士。

2004年，罗宾森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政府学副教授，后来担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先是担任David Florence政府学教授（2009-2014年），之后担任Wilbur A. Cowett政府学教授（2014-2015年）。2015年7月1日，罗宾森转赴芝加哥大学担任哈里斯（Harris）公共政策研究学院的九位大学教授之一，并担任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学院理查·皮尔森（Richard L. Pearson）全球冲突研究与解决研究所所长。2004至2015年间，罗宾森曾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南加州大学和澳洲墨尔本大学任教。他还在2018年12月6日访问台大经济系并发表专题演讲，讲题为“自由的狭窄走廊：不平等的应用”（The Narrow Corridor to Liberty: Implications for Inequality）。2016年5月9日，罗宾森在首次访问蒙古国期间，被授予蒙古国立大学荣誉博士。

罗宾森在世界各地进行研究和搜集资料，包括波札那、智利、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菲律宾、狮子山、南非和哥伦比亚。他特别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感兴趣。他是尼斯卡达（Nsukka）奈吉利亚大学的非洲研究所研究员，1994-2022年，每年夏天他都会到波哥大的安地斯大学授课。

2023年3月17日，罗宾森在乌兹别克塔什干（Tashkent）会见了学生、科学家、社会舆论领袖、财经界和企业界人士代表。在接受采访时，他谈到了在威权国家建设包容性制度的问题、殖民主义后国家发展的艰难历程、有意识地犯下的“错误”，并回答了有关其著作中称为“棉花之王”的乌兹别克斯坦部分的问题。

在伦敦经济学院与阿西莫格鲁相遇之后，两人就进行了长期广泛合作。2006年，他们合写《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源起》；2012年合撰《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起源》；2019年又共同写作《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与自由的命运》。

罗宾森和阿西莫格鲁在2008年合著的〈收入与民主〉论文中表明，尽管收入与民主之间存在很强的跨国关联性，但一旦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并消除了人均收入之间的关联，就资本和民主的各种衡量标准而言，“收入对民主没有因果效应”。

在2022年发表的〈非现代〉（Non-Modernization）这篇文章中，他们进一步认为，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政治发展的各种路径，“因为它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不以制度和文化为条件的联系，并假定了一种明确的政治发展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罗宾森和阿西莫格鲁在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莅台访问时为文，提醒国际社会，台湾对中国有多重要，而民主世界也应该重视台湾。该文也指出，香港和台湾虽都继承中国文化，但采取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台湾的例子发人深省。自1980年代起，台湾在民众参与之下发展出坚实的民主制度，不管中共如何恫吓，都无法浇熄人们参与政治、抱怨不公不义、拉下行为不端领袖的渴望。台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指引出相对于中国的另一条政治道路，一条长期巩固西方自由和繁荣的道路。

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回响

诺贝尔基金会经济学奖官方发布三位共同获奖者的理由是，“他们发现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解释了全世界各国贫富差距为何持续存在，就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他们的研究证明，造成国家富裕的关键因素不仅取决于经济，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包容性高的政治制度是良好经济制度的先决条件，进而促进经济繁荣。获奖者利用欧洲殖民时期作为一个自然实验，来佐证他们的论点。

研究发现，欧洲统治精英在不同地区实施的制度类型，与欧洲人定居的规模息息相关。在殖民初期，如果环境条件（如当地人口规模和疾病流行程度）有利于欧洲人大量定居，统治精英便会建立符合其国民利益的包容型政经体制。相反地，在不利于欧洲人定居的地方，统治精英则倾向于建立榨取型制度，以保护少数欧洲统治精英的利益，并最大程度地榨取当地资源。

这两种体制都因欧洲统治精英改变了当地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型态。包容型体制为所有人带来长期效益，榨取型体制则为当权者带来短期的好处。统治精英为的是剥削原住居民，并取其资源来牟利。

他们的研究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经济制度这么重要，为什么某些国家不尝试改革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权者会阻碍制度改革，因为改革会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诺贝尔基金会官方指出，得奖者的研究及分析模型框架已成为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发展中的标准范例。他们强调包容性制度对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也为制定减贫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所以，本届得奖者是因为在如何使国家经济繁荣及如何消除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的研究上有成就而获奖的，而这些课题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课题。其实，远从1776年“经济学始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经典名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就在探索如何促进各国的财富，也就是经济发展、成长的缘由。史密斯发现“分工”、“市场机能或一只不可见的手”是关键因素，而工业革命的机器、自动化或资本，更是让经济一飞冲天的主因，而后“技术进步”、“内生技术进步”又成探索主题。在经济发展演变中，贫富悬殊、分配不均、失业问题等现象的出现，也成为经济学家探究的课题。

于是，经济学成为“经国济民”的学问，被已故的蒋硕杰院士认为是“人类智慧的高度结晶”，值得最聪明的人去研究它。而瑞典中央银行也有同样的看法，乃在庆祝该行成立300周年的1968年，出资创设“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与原先的五种诺贝尔奖一起颁发，奖励杰出的经济学家，并肯定经济科学的重要，以对有重大“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的经济学家给奖。

基此，本年三位得奖者在经济成长、贫富差距这个重要老课题的研究是否有“发现”、“发明”以及“改善”的成果呢？三位经济学家将经济学拉回“政治经济学”，并以“政经制度”这个因素，透过历史的实证观察证明“包容性体制”优于“榨取性体制”的研究，应合乎这三项准则，而三位得奖者更是备受各界专家称誉，研究绩效杰出的政经学家，获奖应是实至名归！

本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引发热烈的关切与讨论，因为中国经济目前正水深火热、摇摇欲坠，而阿根廷由社会主义体制回转自由经济，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巷战，继续向左或转右即将掀牌，得奖者的研究成果和发表的言论，很可能产生不小的影响。

“打脸中共模式”是最普遍的评论，而本届得奖者12年前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早就精准预言中国经济发展，如今得到印证，“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使风光一时，最后还是要吃草！”该书指出，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增长是因为它的经济制度有一根本变化，从榨取制转向显着更包容的广纳制。但高度权威、榨取型的政治制度，使得这种广纳制度的发展更为困难。随着当局将在未来几十年牢牢抓住权力，中国的繁荣会化为乌有，其增长也可能会结束。

阿西莫格鲁在10月14日表示，“虽然中国等专制政权通过投资AI等创新领域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成长，但其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方面不及民主社会。”他又说，他们研究所得到的最广泛的结论是，民主政治在长期间更能够缔造经济繁荣，而集权式的成长并不稳定，政府通常无法创新，而创新则是民主政治的力量。尽管民主不是万灵丹，但专制国家虽然能迅速动员资源进行发展，其经济模式却难以持续创新和转型。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两人在2022年8月发表于Project Syndicate〈为什么台湾很重要？〉这篇文章中，对于有些西方评论人士认为“裴洛西访问台湾是鲁莽的”不表认同，认为应该重视“台湾为什么对民主和中国自身的未来同样重要”。对于中共宣传的“儒家价值观与民主水火不容，而且除一党专政外，别无其他可行选择”的说法认为是“明显错误”。他们简要的陈述台湾几十年来的民主化过程，得出“台湾表现出强烈的民主倾向，而这并非仅仅因为它经历了西方化的文化转型。直到2000年，国民党政权利用儒家价值观来区分自身与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而随后进行的调查显示，儒家价值观在台湾比在大陆更深入人心”。于是他们认为“台湾强化了他们在此前著作中曾经提到过的观点：断言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之间存在某种牢不可破的联系是一种错误。所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均应被视为高度适应不断变化环境的产物。诸多文化框架均可建立相应的政治制度。”他们下结论说：“台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另一条可行的政治道路，这条道路保持了西方长期的自由和繁荣。”如此一来，“保护民主台湾，防止中共并吞台湾”，不也就是世人应该重视的吗？而“共产中国应朝向自由民主，实行包容性政经体制”不也是最正确的明路吗？“全球抗共反共”不也就是应该而必要的吗？

罗宾森在得奖受访时再次表明，“许多社会已成功转型为包容性社会，例如台湾、韩国及模里西斯。”他说，“中国若继续实施高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维持经济繁荣。”

其实，包容性社会的政经体制最能福国利民，“真正的”经济学家都认同，而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更不乏极力推崇者，如1991年得主寇斯（R. Coase）、1995年的卢卡斯（R. Lucas）、1997年的圣恩（Amartya Sen）等，而1976年得奖者弗利曼（M. Friedman）下半生更风尘仆仆游说各国施行“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体制与政策呢！斐声国际的华裔产权名家张五常教授被推崇为“新制度学派先驱者”，其对共产中国放权让利的制度变革做了“理论解析”，并对实际政策的解读评析发表“等身”的文章及书本，其成就似乎不亚于本届获奖者，或许由于“逃税”被美国通缉而成为遗珠。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阿西莫格鲁那篇2001年关于“最低工资”的论文，指出“最低工资可以透过诱使公司培训其非技术员工，来增加这些受到影响的工人的培训”，不只异于传统观点，还违背常识，可说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的说法。盖最低工资影响的是“边际劳工”和“边际厂商”，“常识性”的认知是“边际劳工的就业机会降低或失业”，且他们的受训机会受阻，毕竟“边际厂商”的生存都受到威胁了，哪有能力培训员工？即使政府会以“公共职训”来培训失业的边际劳工，其训练品质差且财源何来及资源错置等问题都会出现，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或可说是“另类创见”吧？！

此外，唐付民在10月28日刊于《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的〈“共产专制”成功建成的逻辑程序〉文中，指出三位得奖者提出的“包容性经济制度优于榨取性经济制度的理由”，偏重于“经济学意义”的《社会学研究》，自然体现着相应（有缺陷）的《逻辑学》知识，只是粗略的“定义”了现行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既没有找出不同的社会制度“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更没有找到“改变不好和推进（维护）优秀的社会制度的方法和条件。”他认为，这种“权威性理论”的实质性社会作用非常有限。在参酌“共产专治制度”成功建成的逻辑程序后，他认为推行所谓“包容性社会制度”便是接受“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它的合理性应建立在“有限（基础）扶贫”而不是“无限（过度）扶贫”的原则下。高等的社会阶级，主要容许建设在“社会能力与社会贡献”的基础上，绝不能建筑在“权力和剥夺”的原则之上。面对大肆宣扬“扶贫济困”（平权政治）的政治主张，一定要格外警惕（它是“共产专制”形成的“核心基础”）！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