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11月21日讯】近段时间，中国各地接连发生无差别杀人的恶性报复社会事件，尤其是在珠海和无锡。网络上将这种现象称为“张献忠现象”。近两年类似事件有很多，今年至今的不完全统计就包括：

数据图为2024年中国大陆随机杀人事件的不完全统计。

中共政府一方面宣传中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另一方面却屡次被现实无情打脸。那么，一个全世界监控最严密的国家，甚至连儿童玩具枪都被视为违法的国家，究竟是如何走到如今这种地步的呢？

经济下行

提到中国近期报复性随机杀人事件增多，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法律的不公、维权无门等。这些因素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但它们并不足以解释近年来此类事件急剧增长的原因。

笔者认为，经济问题是主要因素。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政府对民营经济和外资的打击日益严重。低效的国有企业进一步蚕食民营经济份额，民营资本家甚至被当作敌人，尤其是在经历了三年对经济的“自杀式”疫情防控后，民营经济遭受了巨大创伤且没得到帮助与恢复，甚至进一步被政治环境影响。

经济状况恶化导致失业人口剧增，尤其是年轻失业人口，因此社会治安急剧恶化。

经济影响治安这种现象在近几十年并不罕见，例如“83严打”时期、东北的大规模下岗时期等。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共通过一些承诺加入了WTO，经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提升，普通人收入也随之增加。尽管那些承诺最后并没有实现。其中十多年社会治安得到改善，但请记住，治安得到改善是普通人收入增加，不再需要铤而走险，并不是因为监控技术的进步。而当基本生存都成问题时，再多的监控也无济于事。

经济恶化、社会流动性变差、机会减少，年轻人看不到前景和希望。

政治因素

政治是经济问题的最大推手。中国经济目前发展的瓶颈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存在。历史上看来，只要稍微放松管制，中国人便能迅速的取得经济上的进步，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有钱有闲。有钱有闲之后，便开始关注个人权利，最终认识到中共是其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

而对于极权和威权国家的政党来说，中产阶级往往是最大的敌人。例如，台湾80-90年代的社会运动，65%的组织者来自中产家庭。也就是说，衣食无忧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通常是极权国家的最大反对者。

中共当然知道经济背后的深层政治原因，能把14亿人当作“人矿”的统治者，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那样愚蠢。但他们现在面临一个抉择：不改革，经济将崩溃；继续改革，则可能亡党。

在最近的中共高层会议中，习近平特意强调要吸取苏联改革灭亡的教训，中共显然更倾向于选择前者。

治理和司法体系的逐渐失效

习近平上台以来，大搞形式主义，地方官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无休止的开会与学“习”工作，做实事的变少，得到提拔的多是会搞形式主义之辈，基层敢怒不敢言，多数技术官僚私底下对习近平深恶痛绝。

一些案件的司法程序不够透明，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认可，容易产生不信任感，激化矛盾。一些案件的审理周期过长，当事人长期得不到公正的判决，容易产生绝望情绪，采取极端行为。

司法不公现象的存在，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导致部分人对法律失去信心，从而采取极端方式维权。而两者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的。

当前社会治理体系

1949年来历次运动，对中国社会冲击巨大。为了维持统治稳定和强化权力控制，中共乐见底层社会的“原子化”状态。人际关系被割裂，社区间的纽带被削弱，个体变得孤立无援。然而，这种状态直接削弱了基层社会在突发事件中的自组织能力。

当犯罪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通常倾向于将其定性为“极端个案”，而非去探讨和解决其背后的社会矛盾。

中国社会表面上有着高度密集的安防体系，“天网”监控、警力部署以及大量维稳资源的投入似乎无处不在。然而，这些资源的分配重心却存在严重的偏向：表面中国存在最大的监控网络，实际上大部分安防资源被用来监控异见人士、抓捕上访群众、追踪律师和记者。表面上的“稳定”实际上是为了维持政权安全，而非普通民众的安全。

党文化因素

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些论调从小到大耳熟能详。面临绝望的人得不到及时的社会关怀化解，甚至可能被嘲讽。

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中国社会目前所发生的问题。

历史上所有极权专制国家，虽然可能在某一刻并且是意想不到的点上突然崩溃，但这种失败绝非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早已显露出种种败像。各种问题从小到大、从点到面，全年无休地持续累积，最终酿成了整体的崩溃，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这些。追求民主的人们是时候思考怎么接手并且重新建立新秩序。

责任编辑：金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