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10月09日讯】台湾劳动部9月4 日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会后劳动部长宣布，自明年元旦起，每月最低工资从27,470元调升至28,590元、时薪从183元调至190元，两者调幅均为4.08%。何部长表示，本次最低工资调升，月薪预计有189.5万名劳工受惠，时薪约有67.68万名劳工受惠，总计将有257.18万名劳工受惠；受惠劳工占比方面，本国劳工占比86%、移工占比仅14%，并非只有移工受惠。何部长强调：照顾边际劳工为首要。
最低工资已全球化
关于最低工资或基本工资订定、调升的利弊得失是一个古老的课题，笔者自1980年起就开始为文评论，也承接过政府多次的研究计划，迄今40多年的看法始终一致，毕竟这是最典型的“价格管制”、是“价格低限”的标准案例。基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告诉我们，最终结果是“失业”出现，而且是“低技能者”，也就是所谓的“边际劳工”失业，这几乎是一个在经济学家中没有争议的话题。
不过，最低工资政策如今可说已是全球化，根本不可能废除，而且1990年代实证研究最低工资的影响效果，竟然有得到“提高最低工资负面影响很小，且不会使就业率下降，也不一定会使工作机会减少，对受雇人数也没影响”的“关于‘劳动市场’”的新见解”。而提出此新见解的大卫･卡德(David Card)教授，在1995年就因为这个研究获得美国经济学界最高学术声誉的“克拉克奖章”，且2021年又因而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此一来，最低工资的实施是“利大于弊”就好似被确定了。不过，事情并非这么单纯！
尽管卡德在1990年代曾和克鲁格(Alan B. Krueger, 1960~2019)发表了多篇关于美国最低工资的影响论文，且在1995年出版《迷思与量测：最低工资的新经济学》(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这一本书，凸显其“提高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很小，而且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会导致就业率下降，也不一定会使工作机会减少，对受雇人数也没有影响”这个与先前其他人的研究相反的结论。但卡德对这个“有极强的政治意涵”议题，却不肯公开表明立场或做政策建议，似乎只认定是学术研究。不过，这个研究结果却时常被作为最低工资立法政策的有力论据。
其实，即使是卡德只认定的学术研究，也受到强烈批评。已故的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力资本和劳动经济巨擘贝克(G.S. Becker)教授，在1995年于美国《商业周刊》专栏上的〈调高劳工最低工资，就会降低就业机会〉这篇专文，已就此争议说的很清楚。他指出，德州A&M大学的迪尔(D. R. Deere)和威尔屈(F.R. Welch)教授，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莫菲(K.M. Murphy，1997年克拉克奖章得主)教授等人，在美国经济学会所举行的会议里，就指出卡德的研究本身犯了严重错误，举例而言，联邦最低工资于1990年及1991年提高之后，纽泽西州的青少年就业人数减少的幅度，就已经比宾州大了许多。这是为什么该州在1992年自行调高最低工资后，就业人数的降幅没比其他州来得大的原因。因为资方在第一波调升最低工资时，就可能料到该州的最低工资在次年还会调升一次，因而先行大幅削减了工作机会。
提高最低工资一定会降低就业机会
贝克指出，很多研究证明调高最低工资会对就业状况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卡德和克鲁格的研究是有问题的，不能拿来作为反证。相反的，由迪尔、莫菲和威尔屈所作的研究显示，联邦最低工资于1990年及1991年分两次由3.35美元调高到4.25美元以后，青少年、高中辍学者，还有技术层次低的劳工，他们的就业机会的确是降低了。贝克认为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因为他们已把当时的经济衰退因素列入考虑。贝克下结论说：“‘提高最低工资会降低就业机会’的定论，连神通广大的人都很难驳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还没有那么高，就不应该试着提高最低工资。”
我同意贝克的说法，毕竟最低工资是典型的“价格下限”政策，在基本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作为教学的标准案例，也就是“供给过剩”是结果，在劳动市场里就是有人找不到工作，亦即失业，而最低工资是针对“边际弱势劳工”市场，影响的只是“边际劳工”，不只工作机会减少，还会阻碍他们接受训练的机会，但因这些边际劳工相对少，在整体劳工中占比低，往往被忽略，而实证研究难以捕捉到他们，以致于会得到影响小或没影响的结果。其实，卡德的实证研究也得到负面影响很小，而受到负面影响的就是这些弱势的“边际劳工”呀！
边际劳工和厂商是受害者
遗憾的是，这些弱势边际劳工原本是最低工资立法所要保护的对象，结果却反而受到伤害，落得“原先有半碗饭吃却变得无饭可吃”下场，是标准的“爱之适足以害之”、“到地狱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铺成的”事例。而且雇用这些边际劳工的厂商也往往是“边际厂商”，或是中小企业，它们是利润薄且无力调整生产方式，在最低工资实施及调升下，减产、甚至关门是很可能的。
虽然卡德本人不会公开表明立场或做政策建议，但其研究却时常被作为支持最低工资立法的有力论据，是不是类似“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呢？
此外，正如奥国学派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1944年所言：“经济学家断言，最低工资率并非提高赚取工资者生活水准的适当手段，他既不是‘劳动的构陷者’，也不是劳工的敌人。正好相反，建议用比较合适的办法，来改善赚取工资者的物质幸福，正是他为他们的幸福成功，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而已故的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早在1962年就在其经典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第十一章〈社会福利措施〉中写说：“如果有人要找一个例子，说明政府措施的实际效果，往往恰和那些出于善意而支持政府措施的人所预期的背道而驰，那么，他所能找到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大概莫过于最低工资法了。
最低工资法的许多支持者，理所当然地悲叹工资率太低的事实；他们认为低工资率是贫穷的一个标志；他们希望透过取缔低于某一下限的工资率来减少贫穷。然而，事实上，一旦最低工资法真的有效，它的效果显然只是在增加贫穷。国家能够立法规定某一最低工资率，但是，国家很难要求雇主按照那最低工资率，继续雇用所有先前按照低于那个最低水准的工资雇用的人。继续雇用那些人，显然不符合雇主的利益。因此，法定最低工资的效果，是使失业人数高于没有最低工资限制的失业人数。
只要低工资率事实上是贫穷的一个标志，则那些因最低工资法而失业的人，恰好是那些最不能放弃他们过去一贯得到的那份收入的人，虽然那份收入，在表决赞成最低工资法的那些人的眼里，实在微薄。他在1980年又说：“最低工资法要求雇主歧视低技术能力的人。”毕竟“最低工资法实际上是一项规定雇主雇用低技能的人是‘违法’的法律”。
最低工资法增加了无家可归者
加州大学经济家塞思·希尔（Seth J. Hill)2023年6月发表的一篇题为“最低工资和无家可归”的论文。希尔利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及其他来源的资料，研究了2006年至2019年期间的100个城市，以确定工资下限与无家可归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是“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行政资料与州和地方最低工资法合并表明，最低工资会导致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当城市将最低工资提高10%时，相对无家可归者人数就会增加3%至4%。”
是的，希尔的论文不会成为最低工资法与无家可归者之间关系的最终定论，但它提供了更多证据，证明了最低工资支持者经常忽视的一个顽固现实：最低工资法往往伤害了其旨在帮助的人。
说到底，正如约翰·密尔提摩（John Miltimore）所言：“几十年来，提高最低工资会带来不利的后果，这几乎是一个普遍接受的经济研究。许多经济学家经常指出，这些不利后果，包括失业，往往落在技能最少和最不受重视的工人身上。”而且，“对于许多苦苦挣扎的人来说，低薪工作并不是‘剥削’。这是一条生命线。”信哉斯言！！(//mp.weixin.qq.com/s/_Dmrm5lctQ6cJFJWTeMc0w)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