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10月06日讯】“可以说我一生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变化，都是跟死亡有关系的。一个是1969年爸爸的死亡，让我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从建筑系改到哲学系。另一个就是2019年，香港的死亡，让一个快到晚年，70岁退休的老翁，突然间逼我离开香港，变成一个自我流亡的知识人，这是我完全想像不到的……”香港中文大学前哲学系主任张灿辉教授感叹道。今期的《漂流传奇》专访张灿辉，与他谈生论死，走进他鲜有公开的人生故事。

张灿辉出生在1949年，是“战后婴儿潮”的年代，那个年代的香港重光，从日军的战火中解脱出来，在英国统治下日渐恢复生机。他的妈妈在14年间生了10个孩子，可惜有两个孩子夭折，他排行第三。年纪轻轻他就见证着自己的亲人离世，“他们叫我三哥，二姐很早就去世了。”当时的他想不到，自己未来的工作方向会跟生命教育息息相关，大半生都投身于中西方生死哲学的课题。

百废待兴时代 苦难与机遇交替

回忆童年，张灿辉自嘲是“街童”一名，油麻地官涌街市就是他的成长空间。他忆述，当时他住在与六个家庭合住的公寓里，没有独立的浴室和洗手间，要到街市附近的公众浴室沐浴，基本的生活需求都要到公共场所解决。“我们个个都是穷的，不觉得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没有特别的礼物，没有特别的玩具，玩具是自己去创造的，自己去找回来的，都没有人管我们的。到时间吃饭了，就回家吃饭，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因为家里的空间太小了。”

当时张灿辉的父亲一个人挑起养家糊口的重任，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爸爸那时候在市区的一间茶居做事，他有份做股东，妈妈就是家庭主妇，每天在家做家务，照顾家庭。”父亲对工作是百分之百地投入，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忙到夜晚十一点才回家，十分辛劳。

“穷家人一砖腐乳就可以一餐饭，我们那时候去廖孖记买腐乳和豆腐花，甜的也可以，咸的也行，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记忆。”张灿辉描述，当时他住在街市楼上，街市旁有间纸扎铺，他打的第一份工就是在纸扎铺帮忙装订通胜，给自己赚一些零花钱。没想到这个技能在多年后还能用得着，他到德国读书时，需要影印很多资料，将这些材料装订成册，靠的还是年少时期装订通胜学到的经验。

在兄弟姊妹中，张灿辉是最擅长读书的一个，他就读伊利沙伯中学，后来考上港大。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很高的天赋，与别人不同的就是他很勤力，而且与当时香港的社会环境有关：“当时的香港是自由、公开、开放的社会，尤其是在离开了大陆和台湾的所有政治的纷争之下，容许我们这样自由发展，也造就了我们这一代最多的机会，不用靠家里，不用靠背景，靠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成功的。”他对比现在的年轻人，不由感到伤感：“其实现在他们就算读完书，社会上有太多大学生、博士，就业机会和我们相比少了很多，面对的问题比我们当年多，我们当年是百废待兴的时代，很多东西可以做，只要你肯做、肯读，就行了。”

“穷人孩子早当家”，随后的日子里，张灿辉很早就挑起重任，他半工半读，在夜校当老师，并给学生补习，一个星期补两三堂课，为自己赚取学费。他是家中唯一的一位大学生。谈及六十年代从小就靠自己双手赚钱的日子，张灿辉并不觉得非常辛苦，反而十分怀念当年只要勤力就能生存的时光：“在六七十年代，只要肯去做兼职，在生活上都不是什么难事，那时候读大学的人也不像现在那么多。我觉得那时候香港有很多的机会，尤其是六十年代是充满了发展的机会，慢慢就成为了一个特别的奇迹，香港的奇迹就是在香港人奋斗之下，建立起来的成就。”

追问生命的不确定 投身哲学行列

1969年，张灿辉经历了青年时期最大的一次创伤，若说童年时还不太懂得死亡是什么，这一次是切身体会到死亡是那么近。那时他刚刚考上香港大学建筑系，家中就传来父亲被小巴撞死的噩耗，竟然是在一条不准驶入的路被撞倒，抛下妻儿撒手人寰。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还有好几个正在读书的兄弟姊妹，母亲又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命运到底在开什么玩笑，让父亲就这样毫无交代地离开。青年时代的张灿辉，内心充满了对人生的疑问，追问着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不确定性，渴望对生命有所解读，哲学就成了他当时最向往的议题。于是他毅然决然选择转系，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读哲学。这一投入，就是人生四分之三的日子，从学生到教授，他的生命都浸濡其中。

中大哲学系的创办初期，有多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作为奠基人，都是从大陆逃至香港的文人，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这批真正热爱中华文化、有骨气的文化人，反对中共马列唯物主义，在香港这片自由的土壤中传播儒家思想，新亚书院由此起步，成为大陆流亡学者重新反省亚洲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唯一地方。随后劳思光加入崇基书院，成为张灿辉生命中的恩师。这些赫赫有名的哲学家，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人的礼仪和风范，启发了他的世界观。

他回忆：“那时候我们和老师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我差不多到过所有老师家吃饭，老师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同时给我们绝对的自由度去发展自己，与老师不同意见时我们可以发表评论，也都接受我们的意见。那时候，真是我一生中开心的、最浪漫的、最好的时代！”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当年的师生关系才有那么亲密，如今的师生是互相防备，老师说的话会被举报，学生有自由思想也可能遭遇危险，人与人之间已不是正常的关系了。他感恩，自己所在的年代遇到的老师并非只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工具，他们从人性化、充满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影响学生，也造就了一批带有自由思想、不畏强权的真香港人。

一提到中大，就触及到张灿辉的敏感神经：“可以说，我从1970年入读中文大学，除了中间有几年到德国读书，有几年去了浸会之外，我一辈子都在中文大学，叫我怎么不怀念！那时候，崇基学院的山上只有什么呢？两个水塔，在过去几十年中，我看到中文大学一步一步的改变，建筑一栋栋起来，这里是我人生中我生活的地方，怎么可以不怀念呢？”

见证“香港之死” 70岁流亡海外

张灿辉原以为自己可以在充满理想的中大终老，在退休日将近时，没想到中大变色，香港变色。此时此刻，张灿辉描述自己见证着“香港死亡”，这是他研究死亡议题一辈子，在古稀之年要面对人生又一个痛心的选择。

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中大变成了战场，按照张灿辉的话说就是“山城变色”，中共的黑手伸入校园，动摇了学校最可贵的精神——由反共文人一手一脚建立起的民主根基和自由学术思想。甚至在2021年，当自由民主女神像被人半夜三更搬走的时候，也没有老师发声。

“回不去的中文大学”和“回不去的香港”，是张灿辉这几年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并著书《山城沧桑——回不去的中文大学》，表达自己心中的悲愤。他形容自己是“自我流亡的知识人”，2020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香港，到英国“避秦”。他认为香港山河已变色，无论是留在香港还是离开，其实都处于一种“流亡”的状态。

在2022年出版《我城存殁》时，张灿辉提到，“香港”（Hong Kong）成为历史名词，如今应该称香港的普通话发音“Xianggang”，失去了自由民主的香港将沦为大陆的一个沿海城市。他在再版的前言中写道：“Xianggang现在是：谎言即真理／强权即民主／服从即自由／人治即法治／马照跑，舞照跳，吃喝玩乐即太平盛世。”

去年和今年，他被台湾清华大学和多个大学、机构邀请，担任客座教授。“在台湾的生活我非常开心，台湾也有我的学术圈，还有我的朋友。这里还是一个自由之地，我可以说话，除了学术课题外，我也想讲一下在我的生命里面，怎样理解当前世界的文化和我们面临的情况。”

今年适逢“雨伞运动”十周年纪念，张灿辉亦出版最新作品《伞后拾年：夏悫村的未圆梦》，收录了79张他在2014年“雨伞运动”占领区现场拍摄的黑白相片，以夏悫村的“乌托邦”为主轴，着重表达这79天“爱与和平的世界”，也将在9月14日至30日在台北举行摄影展，并透过讲座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可以让海外更多的朋友认识到香港发生的事，以及理解他“出走”的因由。

如今已75岁高龄的张灿辉，仍然退而不休，忙碌筹备着讲座和展览。在中秋节前夕，当他得知屹立香港23年的《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时报》将在当地暂停印刷业务，于8月17日出版最后一期实体报纸，转为网站运作时，他感到悲愤交加。他写下感言：“在2024年的香港，还有什么实体报纸可买可看？《国安法》的降临使新闻和言论自由没有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社会。香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时报》在这艰难时刻仍然维持到今天，已算是奇迹。但最后都要结业，见证香港最后一点新闻自由也被取消，能不悲哀愤怒吗？”他又鼓励大家不要放弃：“不过，离开专制独裁的共产党地方，回到自由开放的世界，继续发挥独立传媒的任务，也是值得大家肯定和支持的！不要放弃，捍卫自由！”

——《漂流传奇》制作组

责任编辑：连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