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10月28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韩江综合报导）在受到美欧科技围堵的情况下，中共推动“科技自立”。地缘政治竞争成为中共发展科技的根本驱动力。为此，中共加强了对科研机构的控制。然而，专家指出，这对中国科学产出的质量构成了长期风险。
近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期间表示，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科技创新必须依靠自身力量，要加速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而不是依赖外部力量。
这反映出习近平对美欧国家对中共实行科技围堵的焦虑。
美国对中国技术政策重大逆转 中共备感危机
2022年10月7日，美国政府针对中国人工智慧和半导体产业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出口管制法规。该新规标志着美国25年来对中国贸易和技术政策的重大逆转。
首先，新政策不是根据出口是否与军事有关来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技术，而是根据整个中国的地理范围来限制。其次，美国先前的出口管制旨在允许中国实现技术进步，但限制其步伐，而新政策大大降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尖峰技术能力。
这一天标志着美中关系以及国际政治新时代的开始。新政策颁布仅10天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我们正处于一个拐点，”他说，“冷战后的世界已经结束，为了塑造接下来的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竞争。竞争的核心是技术。”
次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向江苏代表团表示，中国必须“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新的优势”，以“有效应对外部打压和遏制”。他在统战顾问演讲中进一步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围剿，为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大约在同一时间，即将离任的国务委员肖捷表示，科技部重组的具体动机是“国际技术竞争、围堵和打压”的“严峻形势”。
中共控制科研机构 专家：对科技质量构成长期风险
中共这些言论显然直接承认了地缘政治竞争是制定科学和技术政策的驱动力。中共与美国和许多其它发达民主国家的关系持续恶化，特别是在北京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北京当局2006年在《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将“自主创新”列为首要政策重点，但是中共从未明确将美中竞争跟创新过程本身连结在一起。
由于科技竞争如此重要，中共将党的控制之手伸向了科技机构，2023年3月成立了中央科技委员会，这是一个党的机构，在等级制度上高于科技部。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公共政策计划前副主任和政策研究员安娜·阿勒斯撰文说，集中化的目的是促进汇集技术领袖和资源，以便快速、顺利地推进核心技术和研究领域。
阿勒斯说，共产党试图扩大其在国内科学机构中的影响力，这对中国科学产出的质量构成了长期风险。
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与中国其它公共和商业组织一样，党支部和党委书记被赋予了更高的地位和决策权。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一直存在的党组织，最近又变得更加突出和强大。
阿勒斯说，大学员工被要求参加党的意识形态培训课程，其程度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见过的。习近平在对大学生、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讲话中提到了“又红又专”的旧口号。
2024年1月，中国的一些大学正式合并党委和校长办公室，组成一个最高领导机构，类似于政府中其它地方所说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措，它以鲜明的形式反映了党务、党员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与教学科研管理之间的界限模糊。
科技政治化 党的控制给创新带来负面影响
党的控制给中国的科学创新带来种种负面影响。
阿勒斯还说，目前，学校里的党委书记比以前更多地能够影响中国科研机构的招聘、财务和战略决策。这个职位及其不断扩大的权力也使现任者能够出于纯粹的个人动机，或仅仅是出于对权力的渴望，对其组织内的同行施加影响。
分析认为，这将鼓励科研人员热衷于拉关系，而不是踏踏实实做研究。
华府智库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STPI）研究人员韩雪英在研究论文中说，靠关系出人头地仍然是中国科研环境的普遍特征。这导致了一种称为“靠山头”的现象。例如，当团体内的某个人取得成功或晋升到权力职位时，他只对他/她的团体中的人表现出偏爱。
此外，韩雪英说，中共的科技创新技术官僚机构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绩效衡量体系，它将全球指标与以广泛评估和排名为特征的国家传统相结合。在过去二十年里，科技创新领域的成功几乎完全是以国际公认的出版物、专利和奖项来衡量的。科研组织以巨大的活力执行它，给其员工带来了极大的绩效压力。
根据韩雪英对中国科研人员的采访，中国目前的研究环境不利于创新或原创性研究，因为重视发表数量而不是研究品质。这种环境鼓励研究人员从事能够带来短期、立竿见影的成功的研究活动。
例如追求唾手可得的成果并发表快速周转的出版物，而不是从事长期的、创新的和风险更大的研究。这难以带来科学突破。
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受访者写道：“追求发表数量是一种短视行为；没有人愿意做长期研究。”四川大学的一位受访者表示，“没有足够的自由来进行原创性、创新性研究”，而且“奖励制度促进了短期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位受访者指出，“研究项目没有‘大局观’，没有完全的独立和自由进行研究。”
中山大学的一位受访者认为：“人们进行研究是因为他们被迫进行研究，人们发表出版物是因为他们必须发表出版物。人们过度专注于即时成功。很少人真正有兴趣做研究，他们只是因为被迫才这样做。解决任何（真正的）研究问题或具有实际品质的真正研究非常少。”
阿勒斯表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及其官员对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渗透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越来越多的研究记录了党在顶层指导和微观层面纪律方面的尝试。
他认为，虽然对产出的具体影响仍然难以确定，但这种政治化将使合作的外国实体更难将中国同行视为完全专业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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