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战士：与年轻的自己对话（2/3）
“辅导长”
部队中的“辅导长”是属于政战系统下的军官。连有连的辅导长、营有营的辅导长，一路向上延伸到团、师、司令部……最高到国防部的政治作战总部，负责军中的保防、思想、军纪、督察……等通称“政治作战”的工作。这是1949国共内战失败后，国民党痛定思痛，并由蒋经国负责学习苏联军方所建立起来的军中政战系统。
我刚下部队时的连辅导长是中尉军官，他是正规陆军官校（也就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陆军官校的毕业生是军中真正的主角、主力与主人，因为他们是职业军官，军旅生涯是他们毕生追求的志业，摘星（成为将军）是他们一生追求的目标。相对而言，二年或三年的义务役士兵与一年十个月的预官，绝大部分是每天在数馒头、等着平安退伍，二者之间在心态上是有很大差距的。
辅导长有着一副标准的、陆官学生的体格与骨架，发达与匀称的运动肌群让他看起来格外有魅力，而且容貌英俊、风度翩翩，是非常有魅力的美男子。而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他不拘一格、松散自在的潇洒气度；如果是生在魏晋之时，绝对是名士风流；如果放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最接近的应该是笑傲江湖中的华山首席大弟子令狐冲。
他每天在军中的生活都非常逍遥自在，这可能是因为辅导长的政战工作原本就比较轻松，而且也不是他真正关心的重点，因为所有的军校生毕业后一定是从基层的排长干起，之后再历练一些过渡阶段的职务，例如：副连长、辅导长、或参谋军官之后，再回到最重要的“连长”一职。这才是他们军旅生涯的重要起点。
一个连队有三位主官：连长、副连长、辅导长；一般周日休假或连续假期休假时，一定会有一位主官或主管要留守营区。放假是军中大事，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要早点离开营区，而当时连队辅导长的轻松率性也经常表现在他的自愿留守上，好似真的以部队为家。而我如果那时候刚好担任值星官，就一定要留守营区，因此与他有许多互动的机会。
英俊潇洒的辅导长在担任营区留守时，最大胆的行为就是会带着不同的女朋友来营区逗留一整天。经常看见他手里随意挥舞着一根木棍，漫步陪着打扮时髦、洋装长裙、如同花蝴蝶一般的漂亮女友飘飘然走进营区大门。大门的卫兵不敢拦截，营区的士兵则偶而远远地发出笑闹的怪声，而辅导长一点也不在意，脸上挂着满满的笑容，一味地意气风发，带着那么点骄傲与炫耀的意味。而他的女朋友们也都一贯地笑靥如花、落落大方，成为营区中最亮丽的风景线。
有一天，我在偶然的机会中看见辅导长的自传，才知道他与我一样是眷村长大的外省第二代；他的父亲是在路上被溃败的国军“抓伕”来台湾的，在台湾的数十年中一直惦记着家乡里等着他买酱油回家的老母亲。我有点怀疑辅导长的母亲可能是原住民，因为他的眼眸深邃，带有一点异国风采；但是他的思想无疑地是非常“大中国”的，完全符合正规军校培育出来的忠党爱国的标准，但是他也是我所见过最能保有自由心灵与思想弹性的职业军人，因为他身上完全没有职业军人普遍存在的缺点：僵化、死板、压迫，或是一心想要早日超越同侪、快速升官而力求表现。
辅导长是少数真正关心士兵生活的军官，连上的士兵也都对他保持一种尊敬但不畏惧的亲切感，这当然也与他是担任政战官、从事政战工作的本质有关，但是最主要的源头还是他独特的人格特质。记得有一次放长假时，他担任留守主官、我则是留守的值星官，当时营部突然下令要求各连队留守的士兵在空旷草地上挖出一个深可及腰的消防用水池。这真是一件苦差事，因为留守的士兵本来就少，还得在烈日下挥动锄头与铲子圆锹，每个人都灰头土脸、汗流浃背、气喘嘘嘘，可是工程进度很慢，距离达成的目标还很远，担任值星官的我开始忧心忡忡起来。
那天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刻，辅导长一派轻松地踏出营房，看到一群留守的弟兄们正在挥汗努力工作，了解完状况后，他就继续施施然散步出了营区大门。不久后，看见他又走回营区，后面竟然跟着一台民间用的挖土机，挖土机上则是一位打着赤膊、浑身黝黑的工人。辅导长领着挖土机来到工地，交头接耳一番后，挖土机就开始轰隆隆地工作起来，二个多小时不到，就完成我们十几个人要忙二、三天的工作。大家站在旁边看着机器工作，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后来我才知道，辅导长到营区外的村庄里“搏感情”，说动挖土机老板帮忙，完工之后当然会再请他去吃喝玩乐一番。
部队里其实可以分成二个群体：军官与士兵；当然士兵也再分成“士官”与“兵”。大体而言，军官与士兵是对立的，前者负责指挥、后者则是要服从。因此，军中会有一种主张是：军官要能让士兵百分之百地畏惧，然后才会百分之百地服从；因此，有一些军官是不会“体恤”士兵的，甚至认为应该要对士兵愈严厉愈好。因此，像这种挖土的体力活，即使有办法使用更现代化的方法完成，许多军官也都毫不犹豫地下令士兵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完成，甚至是故意地耗费他们的时间与精力；这其实反应一句军中留传的名言：“不可以让士兵太闲，否则他们就会造反”。我之所以非常敬佩辅导长，就是因为他不是这样的军官。
“副连长”
我的副连长是专科班出身的军官，这是指当年高中或五专毕业的学生入伍后，军方为了补充基层军官的数目，征求自愿（或被迫半自愿）加入军校的专科班，经过二年半的军校教育毕业后，以少尉军阶编入基层部队担任排长，之后需服役6年才能退役。
我认识副连长时他已经是中尉了，我俩一见如故、非常谈得来，他是我在军中最要好的朋友兼长官。我记得他是台中人，家里从事的行业是替电影院画大型的电影看板。他的性格有点偏激，偶尔会有不稳定的情绪起伏，似乎非常不满意自己现在的军队生涯，更对未来的生涯规划有着很深的迷茫与担忧。
当时的401营有多位专科班的军官，他们自己之间非常团结，而我发觉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友好。我的解释是：军队中的二个极端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役军人，前者是官校生，除非他们自己放弃，否则应该一辈子在军队中求发展；后者则包括绝大多数的预官与士兵，不论役期是一年八个月（预官）还是三年（当年陆战队的士兵），他们都是在心不在焉、摸鱼打混地苦撑待变，日夜期盼着可以安全退役、远走高飞的那一天。而专科班的军官的处境就很微妙了，他们应该与大部分的义务役一样痛恨军队中单调、重复、压抑、刻板与不自由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们贡献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八年半光阴，如果时间到了而未继续签约留营，他们未来的职场生涯与安全保障又在那里？
“营长”
401战车营有自己独立的营区，因此营长就成为营区的最高指挥官。我刚报到时的营长还是占缺的少校，他是官校毕业的正期生，中等身材、不苟言笑、剃着整齐的小平头，不怒而威，很有长官的威风与架势。但是我很快就从比较熟悉的军官中听到对他的不满与批评，特别是在金钱与操守方面；偏偏他与我的直属连长过从甚密，显而易见看出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而这样的关系终于惹出让我也牵连其中的风波。
最终是由军方下重手，强迫营长退役了。连上的士兵告诉我，老营长退役后在高雄开了一家水饺面店，还经常亲自下厨、操持店务。我实在很难想像那样的场景：一向意气风发、眼高于顶、嘴角永远上扬的中校营长，如何穿着汗衫、站在路边店面里、面对蒸汽腾腾的一锅沸水操持锅碗瓢盆！但是，反过来想，或者官校出身的他早就打定主意，不愿意一生都置身军旅生涯中；退役从商说不定是他真正向往的生活！？台湾俗语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善哉斯言。
“下基地”
第一次听到我们连队要下基地接受训练时，我的心中其实是有点担忧害怕的，但是看看连上的长官们一派轻松，弟兄们也一副欢欣鼓舞、跃跃欲试的样子，让我这个新手排长有点莫名所以。后来才知道，对部队而言，下基地其实是一种福利，因为军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是：“只要距离上级长官越远、就可以越自由、因此也就越幸福”，例如可以正常放假、不必出一大堆公差、不必心惊胆跳突然而来的上级督导。
在我服役的一年半中，一共下过三次基地；左营军区的二栖训练基地、新竹湖口的战车训练基地、屏东恒春的三军联合训练基地，三次的经验都很不错，只是居住的环境比较差。
首先是左营军区的二栖训练基地，当整个连队连同所有的战车与装备一起进驻营区时，才发觉营区所谓的“营房”其实只是一栋栋空荡荡的水泥楼房，非常类似新建好的毛坯屋，屋内仅有铁架与三夹板构成的双人床架，其余一切的食衣住行与生活必需品都必须自己张罗；但是很奇怪，阿兵哥有着神奇的创造力，不过几天的时间我们就为自己打造了一个颇为安适的窝，顺利完成为期二个多月的二栖训练。
等到几个月后再下新竹湖口的战车训练基地时，我们甚至连营区营房都没有了，连长只好在湖口基地附近找到一个废工厂，全体官兵都是打地铺睡觉。时值寒冬，水泥地板实在太冷了，只好大量购买保丽龙板垫在军毯下方。等到后来参加屏东恒春的三军联合训练基地时，不但没有营房、也找不到废工厂，我们只能在山坡里、树丛中搭建野战帐篷，就这样硬撑过六周的基地训练，现在想来实在是一种奇迹；只能说阿兵哥的生命力实在太强大了！
但是说来奇怪，虽然我们过得像乞丐般的生活，但是记忆中却是非常轻松自在，远比在林园营区的枯燥、单调、紧张生活要好太多了！真的是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而且一旦部队拉到野外，周末放假时主管就喜欢偷溜；连长落跑了、副连长也跟着溜了，辅导长已经转任营部的参谋军官，一时之间我突然变成全连“官阶最大”的军官，所以要负责周末的留守；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且事后连长一定会让我补休假，这种好事何乐而不为？利用一点一滴累积的休假假期，我拚命认真读书，终于在退伍前考上研究所，重新回到台大！
新竹湖口基地是一个台地，因为受训时也在这里待过，所以有一种旧地重游的熟悉感。接受基地训练时，经常要战车纵队行军，我是第一排的排长，所以经常是纵队的领头战车；在黄土滚滚的湖口台地上，一条由十余辆战车组成的纵队呼啸而过，是非常壮观的场面；如果化成一只老鹰由天空俯视，应该宛如看见一条翻滚奔腾的黄龙，而我正是这条黄龙的领头、纵队的尖锋。遥想当年、宋朝诗人陆游的名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大丈夫、当如是。犹有胜者，有一次战车纵队行军途中，正面反方向迎来另一个陆军的战车纵队，二个战车纵队交错而过，突然发现对方战车上的领头军官正是自己的大学同学，二个人只有交错时几秒钟的打招呼时间，真是“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下基地让我有压力的一件事是战车炮射击。由于我在装甲兵学校接受的是装甲步兵的训练，对战车一窍不通，更遑论战车炮射击；我想就算是接受战车训练的同学，也不一定经历过战车炮的实弹射击。下部队后我积极认真的恶补一番，总算可以掌握战车的所有细节，但是战车炮射击可是不能“恶补”的，而下基地的重头戏就是战车炮的实弹射击训练，我终究必须面对它。实弹射击当天，三枚直径76mm、长度约60～70公分的战车炮弹，以人工传送的方式运进我的战车炮塔内，我的心思都一直放在炮弹底部的底火上，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小心撞击到底火，炮弹就会炸开，而我短暂青春的一生也就结束了。
战车炮射击要开始了，我的战车缓缓驶上湖口台地的射击平台，战车驾驶首先踩住刹车、装填手将战车炮推进炮膛并完成闭锁、射手将炮管瞄准目标，一切就绪、就等我下射击口令了。我的心情忐忑不安，新任的营长站在战车后方10公尺远的地方看我表演，不断催促我下射击口令。终于，上半身露出战车炮塔外的我对着车内无线电大喊：“正前方、一千二百公尺、敌军战车、穿甲弹；射击！”刹那间，火光一闪，炮弹从炮口飞射而去，留下一声巨响震得我的耳膜疼痛，脑袋里一阵晕眩空白，迎面而来的喷射气流让我身体微微后仰，只好紧紧抓住车顶的五零机枪枪架。十几秒钟过后，我终于恢复镇定，发觉一切无恙，我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的实弹射击。湖口台地之外，我也在恒春基地执行过另一次的战车炮实弹射击，发觉一切驾轻就熟，真不知道之前在紧张什么。
“演习”
下基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于准备参加演习，我应该参加过三次演习，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汉光三号演习”，这似乎是郝柏村担任参谋总长时开始的全国国军年度最大的演习，一直延续到今年（2024年）的汉光四十号演习。陆战队在演习中总是扮演“红军”或“攻击军”的角色，每次都是由左营军港登船，在台海周围环绕航行，最后在上级指定的海滩登陆，模拟中共共军的对台攻击。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那次汉光演习的登陆地点是宜兰的金六结海滩，我们的战车先在左营军港的海滩上登上“合字号”坦克登陆艇，这是一种小型的船舰 ，一艘只能搭载三台M41型战车，然后三艘登陆舰再以海上划游的方式进入大型的“船坞登陆舰”，这可能是当时我国海军最大的军舰，可以容纳三艘“合字号”坦克登陆艇。然后就出海航行北上，陆续停泊过基隆、苏澳二个码头，大概在海上与码头渡过2周的时间，最后才在宜兰的海滩登陆演习；演习结束后依旧上船，沿着太平洋绕行台湾南部回到左营；这样，我有了“海上绕台一周”的宝贵经验。
记得汉光演习时部队曾经在基隆的军用码头住过几天，我们应该是睡在码头边空的仓库里，码头周边有驻防的海军部队。陆战队晨跑前早操与晚点名后的晚操都是出名的严格，随随便便就是二、三百下的开合跳，一、二百下的伏地挺身，还要加上几十下的交互蹲跳；而且老兵们都会严格督促新兵们，有人敢偷懒就一定会被修理。相对而言，海军岸防部队的早、晚点名就太轻松了，因此他们看到我们陆战队的操练时总是咋舌不已。
基隆码头的仓库虽然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但是却没有地方洗澡，于是只好打开码头边上的消防水栓来洗澡。可是消防水栓是在一大片空旷的码头上，春光总是一览无疑，于是我们只能利用暗夜时间迅速冲洗、速战速决；有时偶尔会有吉普车或卡车经过，在车头灯的灯光照射下，惊见一群光着屁股的男人、惊慌失措地抓着脸盆毛巾遮住重要部位。
战车部队的演习其实是非常舒适惬意的，反正我们总是有车可乘，演习统裁官要我们把战车开到哪里我们就开到哪里，一点也不费力。有一次在屏东的麟洛附近演习，周边是一大片的果园，连上的士兵们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果不期然，经过一个晚上，战车内部就装满一大堆零零总总的莲雾、芭乐、香瓜，可以供应后续好几天的演习需求。
进驻湖口台地时有几个晚上是进行部队的野营训练，其实就是把整连的战车拉到野外，找一个山头进行防御布置，把一辆辆战车安排在隐密处并进行伪装。因为湖口基地离附近繁荣的街市不远，当天晚上连长对我这个值星官交待吩咐一声后，就翘头不知其踪了。记得那晚湖口台地的星空特别清澈明亮，满天星斗散布在宝蓝色的夜幕上，令人心旷神怡。我一个人待在倚靠着我的战车所搭建的三角营帐中，坐在用于装载弹药的木箱上，靠着用军用电池点亮的电灯泡看书。周遭非常安静，偶尔抬头仰望无垠无际的星空，一时之间觉得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当兵一辈子也是未尝不可！（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