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 ，这是大跃进时期一个响亮的口号。人们纷纷施展“敢想、敢说、敢干” 的才能，提出土地翻得越深越好、种子播得越多越好、产量报得越高越好的荒唐口号。

深翻土地、改良土壤，本是保证增收的措施之一，有经验的农民都年复一年地干着。可是大跃进却认为农民思想太保守，上级领导找来“专家”指导，要求农作物的根有多长，土地就得挖多深。农民种庄稼翻地只需三四寸深，领导却规定土地要深翻三尺。为了保证深度，社员们不得不把地里泥土轮番垒成高箱，然后复原填平。结果是把熟土深埋底下，生土留于地面，庄稼地里长出来的禾苗，黄秧秧的一片，只有人们的脚后跟那么高。

合理密植本是农民长期实践的科学总结，大跃进年代也被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全盘否定。他们主张种子播得越多越好，禾苗栽得越密越好。一亩麦地播种二三百斤，播种子的人闭着眼睛四处乱撒，麦苗长出来密密麻麻一大堆，全部都是“黄头发”，基本颗粒无收。尤其荒唐的是，公社领导还叫把田里分孽的水稻拔起来三亩并作一亩，请来兄弟公社的社员和干部参观学习。

这样荒唐透顶的事，居然把毛主席、党中央都忽悠了。当年毛主席带着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到郫县红光公社参观，红光社青年种植组的社员把几块田里的水稻拔出来，集中堆放在一块田中，密密实实地挤在一起。为了防止倒伏，四周还安上鼓风机，不停地往稻田里吹风。听说，毛主席看了非常高兴，当场夸奖了他们在大跃进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凡是过来人都知道，这样瞎指挥，“想当然”地搞农业生产，其结果必然是大倒退、大破坏、大饥荒。可悲的是，我们的某些领导后来提起大跃进，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把“自然灾害” 四个字念得字正腔圆，把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那几年天不旱、地不干，四季风调雨顺，请问哪来的自然灾害？

后来人不知真相，也跟着叫自然灾害。其实，那三年不是天灾，那是人祸。

“大跃进” 时期，从县到生产队，层层级级都设有评比台。对优胜者敲锣打鼓送喜报、送流动红旗；对落伍者就抓上台去开批斗大会，反右倾。

那时候，粮食产量报低了要反右倾；出工迟到了要反右倾；做活路磨洋工要反右倾；学生统考分数少了要反右倾，甚至拉屎拉尿的次数多了都要反右倾！

为了不被挨批挨斗，不被反右倾，全国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假话。下级欺骗上级，上级欺骗中央，中央欺骗地方。虚报浮夸、弄虚作假之风步步升级。

人们小会小吹，大会大吹。你吹我也吹，你高我比你更高。竟有人提出：稻谷赶黄豆，黄豆像地瓜，玉米超冬瓜，秋后粮食堆成山，压得地球打转转。我们四川有位大诗人郭沫若甚至说，南瓜还比地球大，全国人民三年也把它吃不完。

粮食亩产达万斤，红苕亩产超十万，棉花亩产超千斤的典型，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真可谓“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一时间，吹牛之风遍地开花。

射洪县曾经流传一个顺口溜：“新生有个何清德，十万指标把人吓，倘若你把天吹破，全球人民都造孽”。这就是当年射洪吹牛的真实写照。

待续@*

责任编辑：谢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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