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01月27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专题部记者呈工、宁芯采访报导）近年来，由于中共加大党组织管控经济和社会力度，并出台所谓《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等，营商环境恶化，很多外资撤离，一些外企迁出中国。被视为现代科技神经的数据产业，因其行业性质，已不再将北京作为运营佳地，转而向亚洲新宠东京集结。

随着科技飞速发展，数据处理越来越重要，处理量从2010年的2泽字节，飙升至2020年的44泽字节（44万亿GB），数据中心也随之不断扩大、增多。目前，世界大约有8000多个数据中心。

由于日本经济复苏，加之东京一带不仅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高科技研发、应用的集中地带，且具备良好的商业环境，使得亚洲的数据中心纷纷向东京圈集结，预计在未来3至5年，其规模将扩大2倍，将超过新加坡，直逼亚洲排名首位的北京。

目前，位于东京圈内的千叶县（Chiba）印西市（Inzai），遍布IT企业使用的大数据中心，亚马逊、谷歌、日本电气（NEC）、日本电信电话（NTT）、SCSK、三菱综合研究所等著名企业的数据中心，都置业于此。

2023年4月13日，美国谷歌在印西市建设的数据中心开始运营。这是谷歌在日本开设的首个数据中心，谷歌将利用该中心提高用户使用谷歌工具及服务的稳定性，使浏览高速化。这家谷歌数据中心基于未来数据构想而建，预计至本年度投资总额达1000亿日元。

对数据中心而言，印西市除了有优良的经商环境、坚固抗震的地质外，还有一个优势：有充足的电力及保证连续供电。澳大利亚的AirTrunk已于2021年在此开设大规模数据中心，其日本法人代表表示，日本的数据增长幅度巨大，而印西市是可进行战略布局的良好地点。

数据中心择地运营

依照美国房地产咨询公司戴德梁行（Cushman & Wakefield）的相关数据，位于亚洲的数据中心所在地，主要有泰国曼谷、印尼雅加达、香港、韩国首尔、新加坡、日本东京、中国北京。从2022年末的已有规模及在建、计划建设规模看，北京增加幅度较小，而东京增幅大抵为北京的三倍。

上述数据显示，东京及其周边的数据中心设施规模的电力容量合计为865兆瓦，是亚洲最大规模北京的一半，但未来3至5年，预计将扩增至1970兆瓦，接近北京的合计瓦数。

除了印西市之外，东京的多摩（Tama）地区的数据中心也在不断增加、聚集。

东京迅速成为数据中心新宠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日本国内通讯量的扩大，随着远程办公的普及与未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容纳服务器的数据中心的需求也随之扩张。其次，为减少数据传递延迟与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一些日本企业将服务器从海外迁回日本国内，其中，一些企业是从中国迁回来的。

由于中共在亚太地区不断挑衅，并不停地挑战美国，导致自由民主与共产极权的对立日益升级，美中在国际事务、军事、外交方面严重对立。

对于依赖安定、和平、公正环境的企业，尤其是作为未来发展驱动力的数据企业而言，在中国经营无疑是巨大风险：人们无法判断目前局势将持续多久，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更为严重的是，中共二十大后，其各项政策明显左转，对社会、民众、信息管控越来越严，而2023年4月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则成为巨大隐患；数据被中共当作“重要情报”，对相关企业而言，目前的状况无异于头上悬着一把利剑。

基于上述原因，一些企业为保护企业安全，避免在中国进行数据管理，及与中国从事数据交换，选择将服务器转移至日本，这已成为一种趋势。

日本除了是享誉世界的讲信誉、守法规、重礼仪的文明国度，其地理位置对数据中心也很重要。日本位于亚洲与北美两大陆地之间，其地理条件十分便捷。因此，成为谷歌、Meta等美国IT巨头从事大数据传输的中转站。目前，太平洋海底光缆铺设投资势头旺盛，预计未来经由日本的数据传递将更加扩大、更趋活跃。

东京大学教授江崎浩表示，“由于外界对中国（中共）的担忧及对日本的信赖，日本作为亚洲门户的重要性获得提升。”

原华为南京研究所工程师金淳也对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解释说：“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中提出一个概念：产业会从风险和成本较高之地，转移到风险成本较低之地。日本企业将数据中心从北京迁回日本东京，其原因就是北京的政治风险太高，官方的数据审查造成的商业成本太高所致。”

金淳还表示，“在面临风险的情况下，外商很难再利用中国较低的人力、电力成本在中国发展数据中心。”“对中共的认识，西方虽然晚了些，但还是觉醒了。”

中共严控境内外涉中大数据

中共于2021年9月1日颁布了首部《数据安全法》，对在中国的数据进行立法管理，在中共中央国安委统筹协调下实施监管。

其中，在涉外数据跨境合作、跨境流动方面，不仅对在中国境内开展数据活动做出法律约束，而且将数据安全的法律责任延伸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包括香港及世界其它地方，其第二条第二款明确声称：“在中国境外开展数据处理活动，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所谓的核心数据，中共还要实施更严格管理。如第二十四条规定声称：“对影响或可能影响中国（中共）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该法的相关安全定义十分笼统、抽象，其解释权完全在中共监管部门，存在很大被肆意滥用空间。对外国的数据企业而言，该法与中共去年改订的所谓《反间谍法》一样，无疑成为潜在的巨大威胁，数据企业随时都可能被判跨越了红线。

在这一趋势下，中国的数据行业呈现减速态势，美国戴德梁行的维韦克‧达希亚（Vivek Dahiya）去年曾说，“北京与上海的数据中心项目遭受挫折”。此外，自2020年以后，连接北美与香港的海底光缆计划相继中断或调整。

数据中心向日本东京转移、聚集，无疑给日本数据产业带来绝佳商机，并促进处理大容量数据的基础设施发展。江崎浩教授认为，这将促使日本“加速所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国际竞争力；并可吸引海外人才”。

今后，日本政府还将鼓励集中在大都市圈内的数据中心向地方迁移。这不但可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也可分散受灾风险。

金淳还对日本的数据中心怀有另一期待：“日本应该积极和中共的数据中心博弈，帮助中国网民翻墙，隐藏IP，帮助中国人合法地从事跨国业务。”

他还表示，“日本积极发展数据中心，不仅有利于自身经济的优化，也可以起到促进中国转型的桥梁作用。如果将来中国的政治转型成功，对日本经济来说，是重大的利好；如果中国还是现在这样，日本也会承受巨大的军费代价、社会成本，以及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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