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按比例灭口镇反运动黑幕

1950年初，中共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定杀人指标，要求全国各地“大杀几批”。转眼间，一场腥风血雨席卷全中国，或有上百万人遇害。（《百年真相》提供）

更新 2023-08-09 9:00 AM 人气 4837

标签: 百年真相, 镇反, 杀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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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中共刚夺取政权，就发动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亲自设定和比例，要求全国各地“大杀几批”。转眼间，一场腥风血雨席卷全中国，或有上百万人遇害。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共这次、也是第一次大规模杀人运动。

可怕的“千载难逢时机”

中共建政初期，立足不稳、民心不服，一些地方爆发的反抗相当激烈。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反”运动。不过，它当时没有全面镇压力量。到1950年6月，毛泽东仍在党内说，不可四面出击。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军队失利，中共准备出兵。毛泽东认为，放手“镇反”的机会来了。据中共党史记录，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

为什么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呢？中共领导人刘少奇说得更直接。他说：“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他就把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彭真等人叫到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10月10日，毛亲自主持通过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也就是“双十指示”，决定全面部署大规模“镇反”运动。

1951年1月，毛泽东明确表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指令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一般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

之后，毛开始给各地具体下达杀人指标。

毛下达杀人指标

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整理的史料，1951年1月21日，毛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1月22日，毛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2月，在毛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当时，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直接推动和部署，迅速引起地方的反响。各地区及省、地、市的领导纷纷表态拥护，主动多报处决计划，但多数仍达不到要求。

1951年2月中旬，毛致电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

毛还说，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给饶漱石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紧接着，毛继续指示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青岛、武汉以及其它省会城市“大杀几批”。

一再施压下，1951年2月17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指挥，北京市一个晚上就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58人。3月7日晚，又逮捕1050人，3月25日处决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捕1万人，杀3000人。

此后，上海仅1951年4月27日就逮捕了8359人，4月30日杀285人，5月9日杀28人，6月15日再杀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到11月初，上海共处决了约2000人。

为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将批准处决的许可权由省级下放到地区级，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中央定的指标杀人。

滥杀成风

其实，“镇反”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滥杀倾向。

运动1950年3月开始，但直到近一年后的1951年2月21日，在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头落地之后，中共政务院才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告诉民众谁是“反革命”。而且条例列出的12类所谓“反革命”，定义范围很宽，罪行界定没有严格的客观标准，并规定反革命都可以处死刑。这给冤杀无辜大开方便大门。

比如，郭国汀律师在《坎坷律师路：冤杀的“恶霸”》一文写道：福建长汀的郑冠岑，世代书香门第出身，受过高等教育，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毫无民愤或血债。只因为抗战期间做过三年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就被作为历史反革命逮捕，并硬是张冠李戴地被扣上他人的罪过。郑冠岑的案件既没有审判笔录，也没有检举揭发材料，更没有被告人的交代供述材料，甚至没有证人证言，只凭县公安局长一纸罪状，他就被轻易枪杀了。

又比如，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zhā）枢卿，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散文家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等，也在镇反时被杀。

还有242名国共内战期间“起义”、投诚、被俘的民国高级将领被杀，其中上将与辛亥革命元老4名、中将78名、少将159名。

原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在《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一文中写道：“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

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的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就多达约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