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3年02月20日讯】今年传统新年刚过，中共卫健委就发文称，米糠、麦麸有望重回百姓餐桌，因为“米糠中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物质，比精米、白面营养更丰富”。这似乎在暗示中国将出现粮食危机，由此引起了网友们的议论。有网友直呼：“人类几千年的生活经验早已知道，米糠是喂猪的。现在准备好要吃糠咽菜了，莫非要回到过去？”“米糠是喂猪的饲料，在大饥荒年代为了活命才不得不吃米糠。”
网友提到的大饥荒，是指因毛和中共的错误政策，在1958年“大跃进”后，中国大地出现了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彼时，在城市，人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农村，农民们在有限的口粮吃完后，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有许多人被饿死。
这场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中共在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显示，全国总计饿死3,755.8万多人！2007年，海外学者丁抒先生在《阳谋》一书中，指出大跃进一共造成了3,500万人到4,000万人被饿死的严重后果。
2009年底，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首度提到当年大饥荒时饿死了4到5千万人。2010年，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中认为，有4,500万人死于大饥荒。
这令人震惊的数字背后是一条条被中共害死的鲜活的生命，其中的惨况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像的。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撰写的《墓碑》一书，不仅披露了中国各省如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在大饥荒期间的真实情况，包括人吃人的惨况、官僚对老百姓的残酷逼害、制度的腐败等，还对中国持续三、四年大饥荒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探讨酿成大饥荒的祸根、当权者对危机的应变、专横制度下的遗祸，以及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不过，相较于当时农村的惨况，对于城市居民在大饥荒时的情况，似乎还没有专人进行全面研究过。即便作为被重点照顾的北京市，居民受饥荒影响是最小的，但很多人也是吃不饱饭。从北大曾通知学生饭后不要上球场运动，要注意休息，以及有大学老师偷吃的被抓，就可看出端倪。
当时中共为解决粮食问题，推出了“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运动。前者是饥荒发生后，地方当局推出并得到中央支持的运动，后者则是中共高层意识到了大饥荒的惨状而采取的所谓救灾措施。
荒诞的“粮食食用增量法”
关于“粮食食用增量法”，彼时在四川成都五中读书的周孜仁曾与同学一起参观了“代食品展览”。他后来在文章《当年的饮食文化》中回忆道：“一只硕大无比的鱼盘，里面装了堆积如山的米饭，且注明是用三市两、即150克大米加工而成。解说员介绍的加工工艺是这样的，先把米用开水沸煮浸泡数小时（记不清了），然后狂蒸数小时也记不清了，在沸煮，再狂蒸……如是者三，是为三开三蒸法，最后就弄出如此诱人的一个大鱼盘。”这样骗人的增量伎俩，也的确是中共能做得出来的。
自然，增量伎俩不独是四川的特色，实际上各地的食物增量法层出不穷。如北京密云县推出了“烫面、双蒸、水磨做法”，辽宁省有“食油食用增量法”、“玉米食用增量法”，上海有“先进烧饭法”，湖南有“一炒、一泡、一蒸做法法”，重庆有“冷水发饭法”，等等。这些方法大多宣传“营养多、易消化”，但实际上就是用同样的材料炮制出视觉上更多的米饭、馒头、菜品。
资料显示，1960年3月后，湖北、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内蒙、江西、广西、陕西、四川、辽宁、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采用增量法的单位已高达50%至90%，这足以说明城市中的缺粮也很严重。
而此时，中共仍在对外出口粮食。资料显示，中共1958年出口粮食266万吨，1959年出口415万吨，1960年265万吨。中共宁饿死国人也要满足友邦的需求，借此展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大饥荒的日益严重，农村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各地不满情绪高涨，中共高层终于慢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1960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召见了李富春、薄一波等人，要求全国大搞小洋群、小土群，今冬要动员7千万人大炼钢铁。这里的“小洋群、小土群”指的是用“洋法”或“土法”建起来的炼铁、炼钢、炼焦、开采煤矿、铁矿的小型生产设备群体。毛的指示很快变为“保粮保钢”运动。而此时农村仍在大量死人。
在地方官员无法继续掩盖农村大量饿死人的真相后，中南海的高官们终于清醒了。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的标准的指示》，规定除少数重体力劳动者外，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降低二斤口粮。文件首次承认“夏收之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继续发生”。而中共高官们也意识到，国有粮库库存粮也正逼近警戒线。
滑稽的“代食品”运动
为了应付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发出号召，全力开展推广征集“代食品”运动。
1960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公布。指示决定，成立以中共总理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并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瓜菜代领导小组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动员人们开发代食品。
所谓“瓜菜代”，就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作为主食。事实上，在无数人被饿死的1960年的广大农村，早已无瓜无果，而且百姓早已把树皮、树根、野菜、观音土代替粮食吞进肚里，所以瓜菜代小组的真正任务是动员各地开发稻秸、橛根、玉米芯、橡子、小球藻等代用食品。
在各种替代食品中，最有名的当属小球藻。它是一种水面浮生植物，是绿藻的一种。因为粮食空前紧张，生猪存栏量急剧减少，上海等地在1960年开始将其用作猪饲料，因为据说它有助于提高猪饲料的营养成分，可缓解猪饲料短期问题。到当年7月，全国27个省、市、区（西藏除外）都开始大量培育和生产小球藻。
7月6日，中共官媒人民日报还刊登《大量生产小球藻》一文，大加赞扬小球藻的作用。文章称：“一百斤小球藻干粉巾，含有四十五斤蛋白质，比大米的蛋白质含量高五倍半，比小麦高三倍多；含有脂肪约十五斤，比大米多十几倍，比小麦多六倍以上；此外，它还含有大量碳水化公物和各种维生素。根据对比试验证明，经常吃小球藻的猪，体重增加的速度约比不吃小球藻的猪快一倍左右。小球藻含有重要的药料和抗生素，有催生和防治疫病的作用，能帮助母猪受孕并多生猪仔，帮助乳牛增加产奶量，帮助病畜恢复健康。在小球藻培育成功并开始大量利用以后，各地陆续发现了和利用了大球藻、莲孢霉菌和金霉素菌等作饲料，也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此外，据说中国科学院水生所发现小球藻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0%以上，可治疗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导致的浮肿病。1960年10月，秘书胡乔木呈书毛泽东称，推广小球藻，既可治浮肿，又能“保证不饿死人”。
随即，毛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国，全国上下大力推广，大规模用人尿来培植小球藻，因为专家说它在尿液浓度大的环境里更容易快速繁殖。城市居民因为相信其有营养价值，也在家中培育，甚至还让孩子在餐前吃上一两勺小球藻水液。
前面说的成都中学生周孜仁所在的学校也行动起来，把原来宿舍区供学生洗衣取水的池子改为“藻类繁殖池”。先灌满清水，再加入尿液，接着把藻苗倒进去，搅拌十天半月。池水先是发绿，然后发黑，最后发臭，小球藻如此培育成功。培育成功的小球藻被倒入食堂大锅中，同时，新的尿液倒入池中。如此反复，以确保学生每顿饭中都有小球藻。
《甲子》一书引述周孜仁的回忆说：“开始还行，后来不知怎么有人发现饭里一大股尿骚味，尤其不能容忍的是，炊事员公然另开小锅，他们的饭里根本就没有倒入小球藻……。”
小球藻除了有骚味，其能治疗浮肿的说法也被证实是不靠谱的。吃着小球藻的周孜仁身上还是出现了水肿，“腿上一摁一个坑，皮肤和肌肉绝对不会反弹复原。用工科术语讲，就是发生了‘塑型形变’而不是‘弹性形变’。”
另据中共卫生部10月和11月间的调查统计，重庆9所大学患水肿的学生在10%以上，太原14所大学学生达13.5%。由于水肿病人太多，周孜仁所在的成都五中成立了“营养食堂”，所供应的饭菜比大食堂多点油星子，另外还定期提供一包“康复散”，即由磨碎的糠壳和面麸搅和而成的粉末类食物。
作为猪饲料的小球藻走向人们的餐桌，不过是人们在食物匮乏时，为了活下去的不得已的选择。试问，当时的中共高官可曾不吃大米白面，改吃营养丰富的小球藻？为何现在中共不再呼吁用小球藻取代大米等主粮？显然，国人又上了中共的当。
代食品中除了小球藻，还有一种酵母菌菌体做成的“人造肉精”，以及可以导致饱腹感的“人造淀粉”，即用植物的秸、根、茎等磨成的粉制成，还有“人造肉”。据中共官方统计，截至1961年4月15日，已生产人造肉精干粉479吨’黑龙江、辽宁、吉林十个市已供应195万斤人造肉……
在各地推广代食品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中毒致死事件。如1960年4月，河南兰考5900多人误食苍耳子，导致1100人中毒，38人死亡。5月山西3800人误食苍耳子中毒，54人死亡。此外，四川省还测出了40种替代食品含有有毒成分，而且一些替代食品中并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具有营养价值。
结语
不管中共在宣传中将粮食增量法和“代食品”吹得怎样的天花乱坠，很多有见识的普通民众还是对其和相关政策表达不满。如有上海郊县农民不无讽刺地说：“蒋介石手下受苦，吃饭；毛泽东手下享福，吃粥。”有安徽宣传农民更加直白：“什么毛主席，比茅缸板还臭；害得我们饭都没得吃。”江苏海安农村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中国人通过切身感受，明白了共产党统治下远不如民国时期。
1961年以后，中共不得不自行打脸，恢复了农民自留地和解散公社食堂，并且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这样才促使粮食供应好转，“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运动走入了历史，而造成这一切的中共迄今仍未被清算。从中共最新的通告看，中国人难道还要再次让猪饲料回归餐桌吗？
参考资料：
《甲子》
高华《大饥荒中“粮食增量法”与代食品》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