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没有经受过战争的苦难，没有经历过上一辈人所受的种种折磨。小学第一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老师告诉我们，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全中国的贫苦百姓都是他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他是我们的大恩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决了堤的洪水，滚滚而来。学校停课了，工厂停工了，农民也不种地。全民大串联，全民大批判。“红卫兵”这种新生事物应运而生，一夜之间全国到处都是红卫兵。“保卫毛主席”、“打倒刘邓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不但是当时我们这代人喊的口号，也是发自我们肺腑的心声。

只要有“最高指示”发表，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全都群情激奋，刻不容缓，打着红旗，喊着口号，跑上街去游行庆贺。

记得当时学校上晚自习要读30分钟的报纸，报上把毛主席称为“毛泽东同志”。我们班的杨同学首先发现这个称谓有问题。他说毛主席那么伟大，那么崇高，年龄又那么大，我们怎么能称他“同志”呢？那不是大不敬吗？他的话提醒了大家，以后无论读报还是读书，都把“毛泽东同志”自觉改读成“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们曾经批斗当权派。我们在县委书记胸前挂上黑牌，上面写着“打倒XXX”的字样，头上还给他戴上一顶纸糊的尖尖帽；我们把县上的当权派拴在一根黑色的麻绳上，押出来游街示众，叫做打倒“刘邓”黑线；我们不用任何人组织，一听到“破四旧”，就把家里的书籍、字画烧得干干净净，把所有绘有龙凤图案的家具、脸盆、杯盘、镜子当场砸得稀烂。碑刻、雕塑被我们推倒，连大庙里的观音菩萨、如来佛祖也被我们给“革命”了 。

“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大革文化命。我们把大批判的标枪刺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沿用上百年上千年的旧地名、老字型大小，统统成了“革命”的物件。我们忙着帮人改人名、改地名、改乡名、改校名、改店名……凡是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名字，全部予以更改。天仙区改为“飞跃区”，凤鸣乡改为“文革乡”，古佛乡改为“新生乡”，大庙乡改为“胜利乡”，官升乡改为“红岩乡”……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为了赶潮流，竞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汪东林”，以示对毛泽东和林彪的崇拜。

我们都以为自己才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别人和自己意见不同，就是保皇派，就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我们把观点相同的组织起来，成立革命造反组织，“东方红造反司令部”、 “井岗山战斗队”、 “韶山造反兵团”等等。

我们把《毛主席语录》作为武器，肆无忌惮地攻击对方。对方也以牙还牙，如法炮制。开始是大字报大辩论，尔后升级为各种规模的武斗。我们迎着子弹飞，我们迎着死亡上。我们在武斗中高喊着“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完蛋就完蛋”，我们把战死的红卫兵小将的尸体掩埋在青山翠柏之下，立上墓碑，刻上“XXX烈士永垂不朽”的字样。面对死亡和血泊，我们毫无惧色。我们脚踩着烈士的鲜血，又继续战斗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的飞机坠落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我们不敢相信，一个步步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突然间就走到反党反毛主席的绝路上去了。记得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不久，物理老师教我安装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晚上调试时突然听到美国之音给林彪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警告林彪说，刘少奇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当时我听了吓愣了，认为是美帝造谣惑众，恶意挑拨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的关系。林彪“叛国”的消息是由上而下，逐级传达下来的。刚在坊间流传时，人们还胆颤心惊，心有余悸。要知道，在文革期间，谁要说了林彪的坏话，谁就是现行反革命。直到档传达到社会底层，我们才知道林彪确实死了。

林彪摔死了，后来四人帮也垮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那些年的那些事虽已成为了历史，但却一桩桩，一件件铬刻在我心里，使我终身难忘。

我们生在新中国，我们长在红旗下。我们这一代是最不幸的一代：正是长身体的时侯，却偏偏赶上了大跃进饿饭；正值读书的年龄，却被弄去上山下乡。三十多岁了，才去考大学读书。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同龄人，既是这段荒唐历史的经历者，也是它的见证者。愿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吃我们吃过的苦，受我们受过的罪，经历我们所经历的那些难忘岁月。@*

责任编辑：谢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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