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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思想领袖

【思想领袖】别让恐惧成为操控社会的机制

美国顶级安全专家加文‧德贝克尔,著有畅销书《恐惧下的自救指南》,他解释了恐惧的作用和危害,以及如何区分真正的恐惧和被灌输的恐惧,分析了民众该如何摆脱恐惧的控制,捍卫自己的权利?(《思想领袖》提供)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3年12月21日讯】(英文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

德贝克尔:例如当我们真正感到恐惧时,我们会分泌肾上腺素。这是一种著名的荷尔蒙。另一种不太出名的荷尔蒙是大脑中的化学物质皮质醇。皮质醇能让身体做好战斗准备。问题是,它是有毒性的。所以若你一直处于高度皮质醇状态,因为又一条新闻,又一条……

杨杰凯:加文‧德贝克尔(Gavinde Becker)是1997年畅销书《恐惧下的自救指南》(The Gift of Fear)的作者,也是美国顶级安全专家之一。他曾三次接受总统任命。其(安全公司的)客户包括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等人。

德贝克尔当你恐惧的时候,你会搭乘任何一列驶出站的火车,哪怕它不是开往你想去的地方。

杨杰凯在过去几年中,政府是如何利用恐惧并将其武器化的呢?什么会让一个社会失去理性?人民最终又该如何从政府手中夺回权力?

德贝克尔你环顾四周,看到有人独自待在车里,戴着一个甚至两个口罩,你会说,“哇哦。”在批判性思维方面我们真的有分歧。所有政府都想摆脱的是什么呢?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COVID疫情之初就知道:人们感到的恐惧与病毒带来的风险并不相符

杨杰凯:加文‧德贝克尔,很高兴你能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德贝克尔:谢谢,谢谢。

杨杰凯: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2020年3月,你就对你的客户建议说。我想就是你提出了一系列逻辑,你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2020年3月我们怎么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呢?

德贝克尔:我可以肯定的是,就政府的反应和过度反应而言,我从没说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确实得到了一个机会从死亡率角度来研究病毒本身。当时,当局只有一个衡量指标:“如果你60岁以上,你就会死。”我们并没有准确的信息:关于死亡率,关于这种新病毒是什么?我们这种判断来自意大利。意大利政府编写了一份报告,我们拿到了这份报告。然后,我回答了很多客户关于实际风险的问题,风险是随着年龄高度分层的,年龄是其中关键的因素。

但我们从意大利的那份报告中了解到,因COVID死亡的平均年龄为81岁。也就是说这些死者的寿命已超过自然死亡平均寿命四五岁。此外,他们平均有2.7种致命的合并症。若计算一下死于新冠、并且没有任何其它致命疾病或致命医疗问题的人,其比例还不到1%。

人们必须通过八道关卡才会死掉。首先你得老了。其次,你得已经生病了。第三,你得有症状了。然后,你得无视那些症状。然后,你得拖了几天后才去看医生。然后,你得(严重到)被送进了医院。然后,医院还不得不收治你,而这只占总人数的15%。然后,你得不得不住进重症监护室,这只占那些人的15%。然后,你还得死了。当一切都具备了,如果你真的81岁了,你有95%的机会活下来。而我的客户都是五六十岁的人。

因此,现实情况是,人们感到的恐惧与病毒带来的风险并不相符。如果你很年轻,你的风险真的很低,除了被送进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被插管的风险外——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在高压插管和呼吸机情况下插管是一个严重的医疗失误,导致了很多人死亡。

纵观历史,当权者总是利用恐惧来控制公民的行为

杨杰凯:我一直在想,你是上节目谈论关于社会感染、推波助澜和恐惧的最佳人选。当然,《恐惧下的自救指南》是你非常著名的一本书。但令人惊讶的是,你是从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是吧?

德贝克尔是的。纵观历史,各国和当权者总是利用恐惧来控制公民的行为。因为所有政府最终害怕的是什么?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自己的公民。这就是让政府稳定不下来的原因。还有,你知道,每个国王和王后都从城堡的墙上往外看,那里总有一堵高墙,当他们看到公民们互相打来打去,然后就会表示祝贺,国王和王后会彼此祝贺对方。因为只要他们在下面打来打去,只要他们意见不统一,他们就越不过那道墙。恐惧总是把人们统一化在某一种特定思想或信仰体系周围的策略。

我的工作就是研究新闻媒体、政府都是怎么利用恐惧的。在过去的三年里,我见识了一生中最厉害的实验,因为一切都在我眼前发生了:有人利用恐惧,然后激发公民彼此害怕对方,所有这些事情都非常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利用这一点,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利用这一点。

当实行封控的时候,你说,大家不能去海滩了,不能去听音乐会了,不能去教堂了,不论是不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深深地分裂了民众,这是世界历史上其它政府都希望能实现的。你可以造成人民的分裂。

所以,如果你想像一下,若我们去看布鲁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演唱会,你不会看着那边一个人说:“哦,他投票给了川普。”“哦,他投票给了拜登。”“哦,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哦,他是个坏人。”你只是去享受音乐。你去海滩上玩上个一天,你看到一位父亲带着两个孩子,而你也是一位父亲,带着两个孩子。你们彼此不会评判对方。我们只是来海滩玩的。

但当你把这个拿开,没有了那些社交场合或社交环境,你在家里就只剩下社交媒体了。很快,(你开始敲着键盘:)“我讨厌那个家伙。”“哦你看那家伙。看看他都说了什么!”YouTube的算法会为你提供更多的内容,就是让你投入更多的情感,且往往不是爱的情感,而是敌意、愤怒和猜疑。这就是留给我们的结果,我们完全分裂了。

在家远程工作是另一个例子,公民们不能聚在一起了。我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告诉你。你知道国王查理二世,在英国,他取缔了咖啡馆。原因是咖啡馆是让人们兴奋的地方,他们用国王不喜欢的方式谈论国王或政府,所以咖啡馆被取缔了。巧克力也类似,你也不能卖巧克力了。最后他不得不罢手,因为人们想要喝咖啡、想要吃巧克力。

只要人民不听他的,事情就会很快改变

杨杰凯:这个例子很耐人寻味。给我的启示是,尽管他是国王,而且……

德贝克尔是的。

杨杰凯他拥有的权力比……比方说,美国当权者的权力大得多,我想说的是,人们实际上还是以夺回了那些咖啡馆,是吧?

德贝克尔是的,没错。是的,只要人民不听他的,事情就会很快改变。这就有点像,你说:“我来给你看看对这只狗怎么耍把戏,让狗坐下。”然你后对狗说“坐下”,狗就坐下了。换句话说,你必须证明你有能力让别人服从你。所以发生的事情是……我给你举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关于洛杉矶的。

在封控期间,正值7月4日美国国庆日,市长加西堤(Garcetti)在前一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绝对不能放烟花。这很危险。大家不要在外面。不要和人们在一起。不要聚集在一起。今年不要放烟花。”

第二天晚上,你可能还能在YouTube上找到,那晚从山上看洛杉矶的景象。这肯定是洛杉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烟花表演。人们说:“我们不待在家里。我们不会听你的。”他前一天还威胁说,“你们会被逮捕,水电会被切断。我们是认真的。”第二天他对此只字不提。

市长也没有出来说,“嘿,还记得我说过不准放烟花吗?你们都违反了规定。”没有人被逮捕,什么都没发生。因为一旦公众不配合,政府就得迅速反悔。从来如此,永远如此。事情就是这样。那么你如何让他们顺从呢?恐惧。

因从小的生活经历 成为了非常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杨杰凯:我突然想到,要请你讲讲你的来历。让我了解一下你的背景。25年前,你写了《恐惧下的自救指南》,而你是根据一些非常严肃的生活经历写的这本书。跟我说说你的背景。这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

德贝克尔我是在洛杉矶长大的。到我10岁的时候,我们已住过10个地方了。我母亲是个海洛因瘾君子,我们靠领食物券度日,家里一贫如洗。她是带着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对海洛因上瘾了。海洛因只存在于她的血液中,但它却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当你得不到它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你不得不去买。

这是一种了不得的消费品,因为它让人们不再有任何选择。当我在商店里看着巧克力棒,或一双鞋什么的,我就会想,“用这9美元换那个值不值?或那件商品,用这2美元,或换其它什么东西,值吗?”对于成瘾性毒品、海洛因、阿片类药物而言,这种交易过程……这种思维过程并不是交易的一部分。在这种(成瘾性毒品)交易中,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种丑陋的交易环境中,我目睹了很多暴力。我10岁时,我目睹母亲枪杀了我继父,还看到了很多很多极具破坏性事情。经历了这些后,我对那些处于恐惧中的人们有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同时也对社会有了一种高度的非常规认识。

后来,我母亲在我16岁时自杀了,那年她39岁。很多年来,杨,当我讲述刚才的经历时,我会说混,说她16岁,我39岁。这就是那段经历造成的伤害,你知道,变得……你真的会搞混谁跟谁,如果双亲中有一方自杀的话。

我还想对任何有过自杀经历的人和没有自杀经历的人说,当你说,“自杀一定给你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时,你可以肯定,当发生自杀事件时,自杀前的所有时间也都是创伤。自杀不是突然发生的。自杀和自杀未遂都有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就是从那个环境中走出来的,别的不说,我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因为在你或大多数人成长的过程中你认为是真的东西,我都已经知道那不是真的。也就是说,社会的秩序是……我们基本上隐瞒了我刚才告诉你的一切:在学校,我隐瞒了自己被殴打受伤的事实;在学校里,我们隐瞒了我母亲吸食海洛因的事实,因为说了我们就会被带走。我当时甚至都不明白这一点。

我出来后,你知道,和其他很多孩子一样,经历了逆境的教育。就像酒鬼的孩子一样,我不是酒鬼的儿子,但酒鬼的儿子或酒鬼的子女们都知道,当爸爸回到家,直接从车里打开啤酒时,那将会是怎样一个夜晚。在那些高风险的情景中,作为孩子,他们总是在预测人的行为。

不只是我,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孩子都在预测人的行为。这成了我的职业。我开发了一些系统,其中一个被美国国会警察使用,一个被中央情报局使用,还有一个被美国法警局使用。这些系统根据许多微小的因素来预测威胁者是否会采取行动。这正是我10岁时就在做的事情,一模一样的事。

这就是我的一个简短的历程。后来,下面要说到对你的观众有意义的地方,我开始就危险的早期征兆向公众人物提供建议。这似乎是个支离破碎的故事,而我被里根总统任命为司法部顾问委员会成员。我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任职者,而他是最年长的总统。

我为许多政府机构开发了系统,所有这一切,即使在我现在看来,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但故事就是这样发展的。之后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后来成为一家拥有近千名员工的大公司。然后把它卖掉,再买回来,一直运营到现在。这就是我自己的简短经历。我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的。

杨杰凯这非常有意义。有意思的是,在大流行的初期,有一些人……让我们回到我们开始时的话题,你曾建议说,这个病毒基本上不构成威胁。

德贝克尔:是的,病毒没有风险。

杨杰凯对啊。

德贝克尔是的,其风险非常有限。

恐惧这种机制 是如何让我们变得如此不理智的?

现在我们继续采访《恐惧下的自救指南》一书的作者加文‧德贝克尔。

杨杰凯让我们来谈谈恐惧这种机制,因为这是你的专长。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如此不理智的?

德贝克尔:当你害怕的时候,你会搭上任何一列即将驶离车站的火车,哪怕它不是开往你想去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肯定会削弱我们的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我想在两类恐惧之间大胆地划一条界线。一种是真正的恐惧,它是危险来临时的一个信号。你看到了它,闻到了它,听到它,感觉到了它,你会做出反应,而且往往在你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反应。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某个人可能会这样做(举手拍拍头),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的头发上有一只蜜蜂。但他们不会说:“啊,我头发上有只蜜蜂。我要举起左臂,让蜜蜂飞离开我的头发。”这时他们已那么做了。

我的书中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即人们在还没有意识到遇到了什么问题之前,就已经做出了非常聪明的睿智的反应。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为当你对环境中的某些东西产生真正的恐惧时,身体会有一种“核防御系统”。

还有一种是无端的恐惧,那是来自你记忆或想像中的东西。这是由媒体、文化高度编程的结果。父母会告诉你应该害怕什么:“要害怕这种东西。”而你通常会对这些东西做出非理性的反应。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反直觉的例子。有一个女人住在这样一栋10层高的大楼里,她深夜下班。电梯门打开了,里面有个男人,让她感到恐惧。

她很害怕。她会怎么做?她说服自己不要害怕:“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只是因为他是拉美裔。这不合理。就因为他的穿着打扮,这也不合理。”然后她就和一个她害怕的人一起进了钢制的隔音室。自然界里没有哪个动物会考虑这么做。

这就是等式的另一面,那就是我们会轻视我们真正应该害怕的东西。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否应该更害怕COVID,从统计学上讲,这种病毒对我们的孩子产生影响的几率为0%,除非他们已生病,但对健康的孩子来说,死亡的几率为0%。即使是我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我今年68岁,但我很健康——我和你一样挺过了COVID,这栋楼里的每个人都挺过来了。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不是说,这对老年人来说不是什么大事。

恐惧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方式,一旦你打破了它的本质,其本质就是动物本性。要知道,对于羚羊,比如说非洲的羚羊听到树枝折断的声音,它不会说,“哦,可能没什么。”它会马上跑开,然后再判断这一跑是否值得,刚才是真狮子还是假狮子来了。但羚羊不会做的是,说,“我给你讲个狮子的故事吧。”羚羊不会说,“哦,好啊”,然后再跑开。它不会去听完一个故事,然后用脑子里的故事给自己发出恐惧信号。

非常快发生的事情是,当真正的恐惧来临时,我们会分泌肾上腺素,举个例子,这是种有名的荷尔蒙。还有一类是不那么有名的荷尔蒙,是大脑化学物质皮质醇。皮质醇会让身体做好战斗准备,它将血液输送到手臂和腿部,使肌肉变硬,使血液更快凝结,以防我被刺伤或开膛破肚。这是非常棒、非常厉害的资源。问题是,它是有毒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处于高皮质醇状态,因为你又听到了一条新闻,然后又有一条,“哦看,有一张照片,冷藏车从医院里运出尸体。”好吧,我问大家,“你觉得那些冷藏车是为COVID建的,还是已经存在的?它们不是在2017年流感大流行时用过吗?”

也就是说,这些都不是新东西。但将这些都被放在,讲给我们作为叙事:医院里的卡车,死亡人数,还有老人,还有这些,还有那些……感觉就太可怕了。我们会接受这些信息,并激发皮质醇,然后皮质醇让你几乎失去理智。皮质醇让身体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但当战斗没有到来时,它对你非常不利,是有毒的。如果你生活在恐惧中,就像很多人在战时一样,他们生活在恐惧中,这对你很不好。当然也不利于批判性思维。

作为个人 我们应该一直保持怀疑的态度

也就是说,羊群的反应是非常可以预见的。而作为个人,你知道吗,我们应该一直保持怀疑的态度,对吧?对政府持怀疑态度。卡尔‧萨根(Carl Sagan),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说,《宪法》的制定者希望我们是充分知情的民众,并保持怀疑态度。若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受支配,政府就会控制我们,而不是我们控制政府。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的。

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若你把世界历史看成一张饼图,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暴政,只有极少数西方国家,即美国和西欧,拥有个人至上和民主的理念,拥有不同形式的民主,但不是暴政。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里,人民,你知道,他们雇用自己的领导人。

但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正如我所说的,暴政几乎是人类的自然秩序,即由一个国王或皇帝或其他统治者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而我们对此毫无发言权。而我们这一代人,在美国,有不同的叙事和不同的现实。但它总是滑向暴政。它总是走向暴政。

若我们中有人认为,COVID是一个异常现象:不能有,不行,不行……这等于告诉了全世界的政府,“嘿,伙计们,我们有了新的资源了。我们可以说,‘待在家里。’‘哦,还有不要站得那么靠近,也就是不要在公共场合聚集。’‘不要去教堂。’他们会这么做的。他们会照做的。”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政府试图完善的所有的做法,现在都接近完美了,是因为社交媒体、因为iPhone。这让人沮丧至极。

我希望不是这样。我也希望我能对此提出一些积极的看法。但现实是,这就是西方政府发展的走向。他们不会朝其它方向发展的,因为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就很少会掉头,很少会把权力交回去。而封控的权力,那是很大的权力。

政府必须制衡企业 而媒体必须制衡两者

杨杰凯:我的想法是,我有一些观察,是多年来的观察,这是个规模的问题。当事情超过一定的规模,它们就想自我延续下去。

德贝克尔:是的,想要中央集权。

杨杰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官僚机构。官僚机构似乎是围绕着避免个人担责而自行组织起来。若让我来说,那就导致各种问题的大爆发,好像同时爆发。当然还有你提到的,你是如何在年轻时就意识到,制药公司可能犯下多么严重的错误,或它们会走向何方。我们有媒体,我们有政府机关,我们有大公司、军队、制药公司等等……它们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的处境,我们该何去何从?

德贝克尔:你刚刚提到了美国的三大权力中心:企业、政府和媒体。在我们的历史上,它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结成联盟。而这种结盟存在一个问题,因为第四种权力——即你们(媒体)的工作,本应起到制衡作用。然而今天,我们看不到记者在某家制药公司的CEO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尖锐的问题,也没有看到记者在采访中提出尖锐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完全没有。就拿辉瑞公司的总裁阿尔伯特‧布拉(Albert Bourla)来说,你找不到哪一次采访让他额头冒汗。

应该有的,就像:“哦,让我再问你一遍,布拉医生。”他是兽医,不是给人治病的医生。“让我再问你一遍,你想让我给六个月大的宝宝身上注射这个吗?你想让这个宝宝注射60次这些产品,从现在开始到她生命结束这段时间里吗?”因为现在每年都需要注射这种疫苗。这是规定。这种疫苗将被列入学校疫苗接种计划。

你可以说:“好吧,医生,但关于这个产品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我想问你关于测试的问题。”相反却是,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说,“55年内我们都不会公布安全数据。”然后他们回到法庭,和辉瑞公司一起,他们说:“75年怎么样?”“我们最好75年不公布安全数据。”他们在说什么?!

然而,公众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尽管你可以在谷歌上搜索“华盛顿邮报”、“辉瑞”、“75年安全试验”,任何一个人都能找到它。你甚至会发现,一些媒体报导说,“这太离谱了”。但上了法庭,法官才会说:“不,不,你必须尽快公布。”这些都是为一种产品进行的安全试验,他们要把这种产品注射到我们所有的孩子体内,而不仅仅是少数几个孩子。他们是强制要求执行的。政府必须制衡企业,而媒体必须制衡两者。当它们以现在的方式结盟时,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问题。

希望更多人能有清醒的认识

杨杰凯:如果这些基本的制衡和质疑都不被允许,甚至连问都不能问,是吧,那么不管怎么说,那就是一种诅咒了。这显然是个很大的问题。话虽如此,我一直在学习美国的历史。我以前不知道那么多事情,过去几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历史上曾有过相当多、相当多的艰难时刻,事情看起来真的很糟糕。

坦白说,即使是这个国家在建国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机会不是太大的。我只是觉得……似乎有不少美国人,你知道,我认为,似乎在我看来,都在认真对待这件事,或越来越认真。这是制衡的机会吗?我的意思是,在今天的时刻,我其实觉得很乐观。你知道……

德贝克尔是啊。

杨杰凯也有其它时候,但是,我是说,总的来说,我觉得……

德贝克尔我也希望是的,我希望是的,我天性乐观,我非常同意你说的,这是个机会,因为现在任何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人都有能力退一步说,“好吧,我们不要再这样做了。”这就意味着要经常立法:不要再这样做了。在你决定封控整个国家之前,是否应该有一个过程?我在引述福奇(Fauci)的话:“哇,封控全国。大家不能去教堂了。”

现在,正如你们所知,《宪法》没有疫情方面的例外规定。它没有说,“哦,疫情除外,病毒除外。”国父们了解流行病。他们经历过流行病。他们知道流行病的影响。他们没有说,“好吧,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可以关闭教堂。”(不得关闭)教堂在《宪法》里有规定,但酒类专卖店没在《宪法》宪法内提及。但酒类专卖店还开着,教堂却关闭了。哇塞。

那么,我希望更多人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与“你喜欢川普吗”,“你喜欢拜登吗”,“你相信疫苗吗”,“你不相信疫苗吗”,没有任何关系。多么奇葩的表述:“我相信疫苗。”疫苗是一类广泛的消费品。它们不是一个东西。它们也不全一样。有些很危险,有些已在世界各地退市,有些在美国已下架,现在只在非洲使用。也就是说,疫苗的范围很广。当你使用疫苗这个词时,必须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差别。

那么,我们是否应允许再来一次封控?如果你要实行封控,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立法方案必须经过一个程序?应该由公共卫生官员做出此决定,还是应该由政府领导人根据公共卫生部门的建议做出决定?这些问题我不知道答案,但这些问题应该被提出来。一年前,这些都是被禁止的言论。今天,也许情况有了一点进展,可能允许我说这些话,也允许你们播出这些话。

杨杰凯:好的,加文‧德贝克尔,很高兴你能作客我们节目。

德贝克尔:非常感谢,我一直在看这个节目,很想上这个节目,你们允许请的嘉宾讲被禁止的言论,你们请他们上节目,这真是一份大礼。

杨杰凯:感谢大家关注加文‧德贝克尔和我。感谢收看本期《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杰凯。

大家好,如果你喜欢我们上期的节目,不妨看看我们的新纪录片《看不见的危机:你从未被告知的疫苗故事》(The Unseen Crisis: Vaccine Stories You Were Never Told),你可以在nseencrisis.com上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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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思想领袖》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