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3年11月26日讯】背景说明

本文系1999年5月发表于逢甲大学经济学系举办之“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研讨会”。旨在陈述自由经济的思潮演变及关键人物的理念，点出一脉相承、亘古弥新之特质。

一、前言

自1980年代初开始，在共产世界发生接二连三倒向市场经济体的骨牌效应；另一方面，在自由世界里，在当时英国首相佘契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带动下，掀起一般“民营化”风潮。这两股涵盖全球的自由化潮流，让世人大都认定，自由经济已成主流，政府管制力将逐渐消退。可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却独排众议大泼冷水，在诸多演讲场合一再提醒世人，勿被假象所迷，明确的文字见诸他在1993年2月为《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文版所特意写的序文，在篇幅极少的文字中，从头到尾一再传达这项警讯，不但断言“政府干预的行为并未随着观念的改变而同等变化”，更认为在西方国家，自1960年代以来，政府的角色非但未减弱，且有增强趋势，政府既花掉国民所得的一大部分又采取更多管制，更细腻地干预到个人的生活，他感慨地说，由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的例子显示，一旦透过市场机能赢得繁荣之后，常有强烈倾向走往社会主义国家之型态，要维持市场机能的运作可能比导入市场机能来得困难。

怀疑弗利曼说法，甚至认为其危言耸听的人士，到1997年7月爆发所谓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不但各国政府纷纷采行干预措施，连经济学界也偏向指责开发中国家“过度自由化”惹祸。他们口口声声“不反对”自由化，但保守地认为应“有秩序地”自由化，不能为了自由化而自由化，至于谁来决定自由化顺序，顺理成章地指向政府，再加上“市场失灵”被决策者挂在嘴边，而“短期不救将崩盘”的说法也深入人心，于是各国政府名正言顺地公开采行干预措施。在此反自由化气焰高涨当儿，老迈的弗利曼又重新扮演经济学界的鳗鱼，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胸怀，挺身捍卫自由经济，他不但大声斥责香港政府，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IMF）早该废除。虽然他的主张实际上很难扭转趋势，更不可能成为各国政策，但对其“道一以贯之”的精神，相信世人都极为感佩，即使主张相异者也如此。而其为何终其一生会坚持自由经济？深信市场机能才是促进人类福祉的正确方式，相信令世人好奇，他所领头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是否就是答案所在？那么，芝加哥学派到底是什么？主张什么？被认为与该学派一脉相承且受到严重忽视的奥国学派又是何指？它们与古典学派又有什么关系？这种思潮会消失还是会源远流长？

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出现

如上文所言，弗利曼是芝加哥学派最具代表性人物，因而一提到芝加哥学派，大家就一定想到弗利曼。虽然他又被称为“重货币学派”的龙头，但该学派其实就是芝加哥学派在某个阶段时的称呼而已，而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明确的定义及解说，恐怕也是在弗利曼手里完成的。弗利曼就在其一篇名为《芝加哥学派》的讲稿（据说是在某一年新生训练时对新入学的芝大学生之讲词）中，开宗明义地说：“对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来说，芝加哥这个名词，指的并不是一个城市，也不是一间大学，而是一个学派……。”弗利曼可说极为传神的道破芝加哥经济学派之地位。[1]

要追溯芝加哥学派的起源并不容易，不过，总有几十年的渊源，因就弗利曼领头的岁月来说，就已有五十多年了，何况他又不知算是第几代呢！而就比较近期看，可以溯自奈特（Frank Knight），与其同期的著名成员尚有范纳（J. Viner）以及赛蒙斯（H. Simons）。如果要追溯得远一些，则亚当．史密斯（A. Smith）又可说是芝加哥学派的开山祖师，弗利曼曾说：“……亚当．史密斯生错了时代，也生错了国家，否则他一定是芝加哥大学的杰出教授。”我们也知道，亚当．史密斯是以“自由放任”的自由经济闻名，由此也可得知“自由经济”思想在芝加哥经济学派所占分量之重了。

弗利曼的说法是如此，另一位也被称为芝加哥学派健将，也在1982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于1991年底去世的史蒂格勒（G. J. Stigler），在其1988年出版的亲笔自传中第十章〈芝加哥学派〉，一开头就这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蒙贝勒兰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简称MPS）首次聚会之前，经济学领域中尚未出现芝加哥学派这个名号。”因此，将弗利曼和史蒂格勒的说法综合可知，芝加哥经济学派名号的奠定是在奈特、弗利曼、史蒂格勒、达瑞克特（A. Director）四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参加1947年第一次蒙贝勒兰学会，在三十六位与会者中占九分之一多数，而被叫出来的。迄今之所以享有盛名，却应得力于弗利曼在学术圈和公共政策领域都有显赫功绩之故。因此，要明确得知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特色，还是得由弗利曼来现身说法。

三、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三大特色

在上提弗利曼的大文里，指出芝加哥学派有三种主要的特色：（一）不仅将经济学当作一门学科，也以科学看待；（二）在讨论经济政策时，相信唯有自由市场才能有效组织资源，而怀疑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成效；（三）强调货币因素对整体经济体系的重要，而特别着重货币数量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以下分别详述之。

1、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一种特色—实证经济学

就弗利曼而言，这三种特色中，他特别强调第一种科学方法的特色。他认为，芝加哥大学之对世界经济思潮开始发生影响，应溯自1892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成立，该系一直都把经济学看做是与现实世界相关的严肃学科，而且，也认为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科学”，亦即，是一种可以广泛应用到许多课题上的分析方法。

经济学之为一种实证科学，是经由应用、检定、改进这三个过程，不断地循环而成。这种将科学和经济学浑然视为一体的态度，其实并未被全部的芝加哥学派学者所接受，尤其是早期的领袖们更不以为然，像奈特教授（弗利曼的老师）就没兴趣将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实证学科，因此，奈特比较像是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

尽管将经济学视为实证科学并未被芝加哥派学者们全面接受，不过，弗利曼仍确认其系芝加哥学派的最重要看法。其实，这一个特点之所以特别为弗利曼所强调，还有其他的重要理由在：其一，此系芝加哥学派与奥国学派的重大差别所在；其二，就是因为经济学能够成为实证科学，乃使其在社会科学中享有后冠，也才使经济学家在1969年开始，被列为诺贝尔奖的颁授对象，因为唯有能够实证，才可拿出证据来赞同或反对某些政策，也才使经济学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关系[2]。讲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特别提史蒂格勒这一位当代重要人物。

如果说经济学家被诺贝尔奖评审委员所青睐，真是因为经济学是门实证科学的话，那么，史蒂格勒教授在1964年，于第七十七届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的会长演说词就可能贡献非凡了。那篇演说词的题目是“经济学家和国家”（The Economist and State），该文对于经济学家未能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做有用的实证研究，极表不满和不解。当时，史蒂格勒就说：“两百多年来，国家的经济角色一直受到学者的注意，但却没有引起他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决心。我相信，在欧陆和英美的文献中，终年不断的辩论总脱不了抽象的谈论范围。经济学家既不想弃问题于不顾，也不想真正加以探究。”接着，他提出数个疑问：“为什么坊间有关如何评估资产的文献汗牛充栋，却没人就管制团体对价格和费率的影响做出评估？为什么指责侵犯个人自由的言论声浪震天，却没人积极探讨各项福利措施对所得分配之影响？为什么我们一直甘于让政策问题留白？”在提出这些疑问之后，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要求：“我们需要一套有关政府行动的正式理论，或是一系列关于政府和私人控制经济活动之比较利益的实证研究。”

史蒂格勒之所以特别重视政府的公共政策，乃因公共政策的影响层面最深、最广，而想要政府能够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唯有以证据显示公共政策的影响效果，在“拿出证据”之后才能大声说话，也才可以避免受特权、利益团体的左右。因此，实证研究显现得特别重要，而在当时，许多数量分析的新技巧已经出现了，史蒂格勒很兴奋的比喻说：“数量分析的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进的大炮代替了传统的弓箭手。”他更进一步的指称：“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科学革命，事实上，我认为所谓的李嘉图（D. Ricardo）、杰逢斯（W. S. Jevons）或凯因斯的理论革命，比起势力愈来愈强大的数量化的牵连之广，只能算是小改革罢了。我认为，经济学终于要踏进它黄金时代的门槛，不！我们已经一脚踏进门内了。”就是由于有此体认，史蒂格勒在该文的末了这样说：“我对于我们这一门学问的光明远景感到无限的欣慰。…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学，证明了我们的数量研究，无论在影响力、在小心翼翼的程度，或在尝试的勇气上，都大大地增加了。我们日渐扩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将无可避免地、无可抗拒地进入公共政策的领域，并且，我们将发展出一套制定明智政策所不可或缺的知识体系。而后，我相当明白地希望，我们将会变成民主社会的中坚人物和经济政策的意见领袖。”

其实，在史蒂格勒此篇大力呼吁重视实证工作的重要著作之前，他自己已经以身作则的率先从事有关“电力管制和证券市场管制”的先锋式实证研究，也由于亲身体验到“拿出证据来”的重要性，才有感而发的发表该篇大作。事隔五年之后的1969年，诺贝尔奖首次颁给经济学家，而得奖的就是两位著名的“经济计量专家”—佛瑞斯克（R. Frisch）和丁伯根（J. Tinbergen）。由这个事实，也可印证上文所言—实证经济学是何等被看重了。即使到最近，年轻一代的芝加哥学派健将黑克曼（J. Heckman,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更是坚信“将经济学置于可供实证的基础上……，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可能会有所进展”。[3]

因此，弗利曼将实证经济学列为芝加哥学派的第一项特色，而且特别强调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2、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二种特色—自由市场

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中，有些时常发表关于公共政策的意见，由而才使芝加哥学派能见诸媒体，使该学派为人所知。这些人在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时，都强调自由市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弗利曼说：“我敢担保，世上没有任何一群经济学家能像芝加哥大学这一派人一样，长久以来，如此一致的强调自由市场之特质，而且将其作广泛的应用。”他所指的广泛应用，是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聘任老师，都能以其聪明才智为准，而不管他们的政策观点为何。[4]弗利曼认为，这种强调自由市场的政策方法，并不与科学的方法相抵触。他甚至强调：“任何人想要了解世界、想要使用经济理论来分析世界行为方式的人，都迟早会认清政府干预市场的缺失；甚至于好意的干预者也会发现，他们的美梦终将成空，亦即，最后的结局与他们所想要得到的不同。”

这种重视市场机能的自由经济特色，是延续古典经济学家的传统，而且将之发扬光大。其实，当前的专家或政客，甚至是一般人民，都认定自由市场就是代表芝加哥经济学派，而这一特点也是芝加哥学派和奥国学派的最大共同点，后者对于自由经济的引申且更甚于前者，此待下文介绍奥国学派时即可见真章。

3、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三种特色—重视货币

这个特色应该是弗利曼所奠定的，我们知道，在学术圈中，“重货币学派”（monetarist）是颇为出名的，而其领导者就是弗利曼，就因为他们极为强调“货币重要”，乃因而得名。[5]这个特色也是科学方法的一部分，是分析货币在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关于货币角色的分析，是极久远的事，但将之置于政策上，却是1930年代之后才有的。由于当时凯因斯理论几乎席卷经济学界，对于货币的重要性不屑一顾，以”money does not matter”这句流行话语就可知一斑，就只有芝加哥大学是唯一相信货币因素对整体经济体系极为重要的研究机构。

以弗利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学者认为，货币政策的重点是在货币数量的变化，而不是在利率的变化。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产生通货膨胀、衰退和萧条而言，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弗利曼的名言：“任何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就可知其重要性之一斑了。弗利曼认为，政府维持稳定的货币数量增加率，是其应采行的适当政策。关于货币数量的重要性大于利率这种看法，早已被广泛接受，但在“以法(规)则替代权衡”的这个主张上，却仍无法被完全接纳。毕竟，人是重视权力的，而全世界的中央银行总裁、政客，仍旧希望以人为措施来调整货币体系，认为如此才可以平抑景气循环，而使经济体系维持稳定。[6]

综观弗利曼所提出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三种特色，就第一种和第三种而言，现今已大致被其他各个学派所认同，而只有第二种还维持其独有的强烈特色。或许就是因为如此，如今才有“自由经济”和“芝加哥学派”浑然一体的一般看法。不过，严格说来，此种特色却不是芝加哥学派的专利，奥国学派的学者更是死心塌地信服之。有关奥国学派的种种待剖析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人、事及其演化之后，再来详谈。

四、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人与事及其演化

1、芝加哥学派的萌芽

虽然芝加哥学派这一名词在1947年就已出现，且由弗利曼发扬光大，但一般都习惯将奈特视为芝加哥学派的始祖，不过，身为奈特嫡传弟子之一的史蒂格勒却有不同的看法。史蒂格勒之所以不认同奈特当头的1930年代即有芝加哥学派，最主要的原因应是基于弗利曼所标榜的该学派三大特色在当时并未能成形，而且奈特本人的主张也与这些特色不完全相同。史蒂格勒指出，奈特固然对中央经济计划颇为敌视，但其对竞争经济的伦理基础也同样严厉批评，而且他对数量方法也甚为排斥。赛蒙斯和范纳两人是被一般学者认为与奈特共同是芝加哥学派的创派人物，但这两人的主张是否合乎弗利曼所提的芝加哥学派特色，也同样受到史蒂格勒的质疑。史蒂格勒（1994，第10章）提到赛蒙斯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名叫《自由放任的唯真计划》（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 Faire），在1934年出版，书名虽标榜“自由放任”，却是一种奇怪的自由放任，因其建议电话和铁路之类的基本工业应归国有，他也极力促进所得税的公平政策，并对广告之类的商业活动订定详细管制，也就是说，赛蒙斯的计划乃是社会主义与私人企业资本主义和平共存，他可能就是当前中国大陆所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始祖呢！不过，他在货币政策上却坚决认定必须遵循法则而反对采用权衡性政策来操纵，这也应深深影响往后弗利曼的货币思想，而终于形成芝加哥学派的三大特色之一吧！至于范纳这位具十九世纪自由倾向的大师，虽也和奈特一样对经济思想深感兴趣，而且致力于新古典价格理论的研究，但他却并不反对数量化的技术，且积极扮演政府顾问的角色，对罗斯福的“新政”（New Deal）也不像奈特那么地反对，他同时也是将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和货币理论相关课题的先驱，范纳终于转向于参与政府事务，其在1945年也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聘约而离开芝加哥。弗利曼不但是范纳的学生，还在芝大接手范纳的课程，由此角度推断，弗利曼承接范纳的想法比较有可能，而范纳居芝加哥学派的先驱者也较有道理。

史蒂格勒之所以不认为芝加哥学派起于1930年代，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充斥着各类人马，并不纯粹抱持相同的信念，不论是在方法论和公共政策上都是如此，其中以“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ist）为代表，这派人物以劳动经济学家米立斯（H. A. Millis）以及道格拉斯（P. H. Douglas）最有名，而舒兹（Henry Schultz）则是数量方法的权威，是估计需求曲线的先驱，他教授研究所的数理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而道格拉斯则是衡量生产函数和实质工资与生活成本的领导者。这个领域与奈特南辕北辙，而奈特和道格拉斯两人之间的恩怨也广为人知，史蒂格勒在亲笔自传中还特别以专章（第12章）评述这一场恩怨。[7]

尽管1930年代的奈特领军时期并不被史蒂格勒认为是芝加哥学派的出现期，但至少可说是酝酿时期，因为奈特等台面人物虽有歧异观点，但对价格机能和自由市场的看法之崇信和坚守却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奈特对于“团队”（group或cluster）的培养也颇有成效，这也应该是形成学派的一项重要因素，曾被称为芝加哥学派三剑客的弗利曼、史蒂格勒及瓦列斯（W. A. Wallis）都是奈特的爱徒。

除了学派形成的客观条件并不十分成熟外，也似乎并无学者在1930年代提出芝加哥学派的字眼，甚至于范纳和其当时学生也宣称当时并无明显的芝加哥学派的名称或学说之形成，而史蒂格勒也未发现在1950年以前的经济学界有认知芝加哥学派的迹象，而且如上文所提的，史蒂格勒指出1947年蒙贝勒兰学会创会的会议中，才有芝加哥学派的称号。直到1957年，张柏林（E. H. Chamberlin）在其《朝向更一般化的价值理论》（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Value）一书中专章介绍芝加哥学派，史蒂格勒说这是他所发现最早且最明确介绍芝加哥学派的文献，而米勒（M. L. Miller）在1962年于《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简称JPE）的一篇文章，则是最先完整介绍芝加哥学派及其中心思想的论文。因此，至少到1960年代，芝加哥学派就已正式成形而且广被认同，同时也广泛受到贬抑。

2、芝加哥学派之奠基及发扬

芝加哥学派之所以有其不朽名声，最主要的关键人物还是非弗利曼莫属，他于1946年重返芝加哥，此后即致力于奠定芝加哥学派的重要工作，先是将濒临暮气沉沉的货币经济学之研究重现生机，重新赋予货币数量学说新生命，不但将之用以研究经济行为，且对凯因斯学派做了激烈攻击，甚且得到“反革命”的称谓。其次，弗利曼极力为自由放任政策辩护，而且提出重要的新政策建议。第三，他以多种重要的方法发展并采用现代价格理论。[8]

弗利曼着重批判凯因斯学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他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实证法则，此即货币供给的重大改变与全国货币收入的变动息息相关，史蒂格勒推崇弗利曼成功地驱散凯因斯教条，有效地对抗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多数总体经济学家之反击。弗利曼不但承继了上文所述赛蒙斯的固定货币供给增加率的传统，还加以发扬光大，他是个杰出的实证工作者，随时准备怀疑自己的信念就是某项问题的关键，依据实证资料进行最精巧的分析。弗利曼富于辩才，颇有天赋能力来引起对手的愤怒，从而逼使对手花费很多精力来替他的观点打广告，迄今三十多年来，许多有分量的货币经济学研究都出自芝加哥大学，以弗利曼的贡献最大，史蒂格勒甚至认为，芝加哥经济学的货币面就是弗利曼创造的，此上文（注5）中所引弗利曼自述已明确表明。

公共政策领域是弗利曼在货币之外的另一大伸展空间，不但议题广泛且见诸多种媒体，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1979年的《选择自由》（Free to Choose），是两本最成功的通俗作品，而其一大堆演讲和辩论，以及担任《新闻周刊》（Newsweek）数十年的专栏作家，使他在公共政策方面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史蒂格勒特别指出“教育券”（voucher）和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两个例子，来展现弗利曼在现代价格理论上也有其重要地位，他承继范纳在此方面的传统，严谨地呈现价格理论来指导现代的学生如何使用。

史蒂格勒是芝加哥学派如日中天时的第二大剑客，他在1958年重回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担任第一个Walgreen讲座教授[9]，他是应三剑客之一、当时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的瓦列斯之邀回到芝大，对于领取年薪两万五千美元高薪一事，史蒂格勒表现得甚为得意，他同时任教于经济学系和商学院[10]。而瓦列斯和弗利曼、史蒂格勒走不同的路，他往行政及政坛发展。

除了三剑客之外，芝加哥学派极盛时期的人物尚有许多，史蒂格勒首先提到的是达瑞克特，这位在上文曾提及，也是芝加哥大学参与蒙贝勒兰学会首次会议的四位人士之一，被认为是特殊人物，他之所以特殊，据全球知名的华裔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的描绘，达瑞克特虽只有一个哲学学士头衔，但其智力和深度绝不在弗利曼之下，可是他绝少发表文章，也不喜欢教书，只爱阅读，他是赫赫有名的期刊《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第一位主编，但他很少约稿、从不催稿、永不赶印，也绝不宣传，每年只出一期的期刊，今年应出的往往迟到下一年才问世。但1958年底所出的第一期，十篇文章篇篇精彩，读者无不拍案叫绝[11]。史蒂格勒是在1947年蒙贝勒兰学会第一次聚会后与达瑞克特成为密友的。凯塞尔（R. Kessel））是另一个人物，史蒂格勒形容他是个直肠子，有时稍嫌鲁莽，天真又夹杂一些顽固，其专长在于健康经济学，他早期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医疗学会对犹太医生的敌意，是起因于犹太医生有杀价的倾向，曾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此君于1975年就英年早逝。路易斯（H. G.Lewis）被史蒂格勒称为经济学系的支柱，因其不仅解决系里行政事务的困难及学生课业上的疑难，同时又重新建构现代劳动经济学的形式。其他被史蒂格勒提到的人物是罗瑞（J. Lorie，他是现代财务经济学的先驱）、邓塞兹（H. Demsetz）、特尔色（L. Telser）、佩尔斯曼（S. Peltzman）、波斯纳（R. Posner，此君在开创法律经济学领域迭有贡献，他也是联邦高等法院的法官），以及精通经济发展的哈伯格（A. Harberger）、詹森（D. G.Johnson）、舒尔兹（T. W. Schultz，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几个人中，佩尔斯曼和哈伯格有必要更详细的介绍。前者于1970年代初期曾担任过尼克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承继史蒂格勒在公共政策的“实证”上有辉煌成果，特别是对于似乎是自明之理的消费者保护，提出了两篇石破天惊不同看法的文章。第一篇是1974年提出的，他以经济学方法，对于美国1962年通过施行的〈药品修正法案〉作实证分析。该修正案系因应1961-62年泰利窦麦镇定剂导致畸形胎儿的丑闻，在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要求下，对于允许新药品上市的条件，增加了许多新规定。制药商不但需要显示产品是“安全的”，而且尚需证明药是“有效的”，甚且，该修正案也不再规定食品药物管理局必须在一定期间内，对新药的许可作成决定。新修正案的原意在杜绝不良药品的出现，也希望能免去药物太浮滥所形成的经济上浪费，立法目标不但要增进消费者的安全，也要让消费者免于购买缺乏真实医疗价值的药品。对于这种善意，佩尔斯曼以有利于新法的假设为基础进行研究：如果药品市场没有管制，则分辨有效和无效药品，得靠医生和病人透过“试误”的过程来决定。在经过相当短暂的一段期间后，所有无效的药品便会受到排斥，以经济术语来说，就是对这些药品没有需求了。

如此说来，新的修正案是在免掉消费者试误过程的学习成本，而将该成本转至食品药物管理局去负担。为了证实修正案是否达到目标，可以比较1962年新修正案通过前后，新药的需求和供给变化：若立法有效，则新药的供给和需求不会在上市后逐渐递减。佩尔斯曼的实证显示，修正案通过后，无效药品的出现比例并未减少，亦即，使用新药的学习成本未减，经济浪费也没少。更遗憾的是，每年上市的新药方约少了一半，新药上市时间平均延后四年，并且所有的药价都显着地上升。再据佩尔斯曼的估计，修正案非但未能改善消费者所用的医药品质，反让他们每年多花等于6%的租税。这项立法只有两种人得利，一是权力和职责都扩大了的政府官员，二是受保护而免于竞争、以至缺乏创新的制药公司。

第二篇是1975年发表在著名的JPE期刊，对汽车安全立法的效果作实证之论文。我们知道，立法的本意在于意外事故发生时，让驾驶人更容易保护自己，进而减低死亡人数。不过，从反面角度看，这些法律反而鼓励了驾驶人开车粗心大意，所以会增加死亡人数。所以我们必须思考，到底汽车安全立法的净效果，是降低了驾驶人的死亡人数，还是增加了驾驶人的死亡人数？佩尔斯曼的实证发现，两者的效果大致相当而彼此抵消，也就是说，意外事故发生的次数增加，但每次意外事故死亡的驾驶人数减少，两者相抵，驾驶人死亡总数基本上没变。可是另有一个副作用却产生了，那就是行人死亡人数的增加。此情此景可说是“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之写照。此种对政府善意管制政策的反面思考，以及利用实证方法检验，已有“新芝加哥学派”的称呼出现。

关于哈伯格教授这一位发展经济学名家，他在“成本效益分析”上著有声望，对开发中国家，尤其中南美洲国家的影响更是钜大，而在租税理论上通用表示“社会无谓损失”的“哈伯格三角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此外，智利在军政府皮诺契特时代进行经济改革所重用的“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成员几乎都出自其门下，由于他的引荐，弗利曼赴智利协助经改还曾引发滔天巨浪，甚至对弗利曼的获得诺贝尔奖起了巨大涟漪。[12]

另有四位特别值得一提。第一位是舒兹（G. P. Shultz），由于其正直、判断力佳，行政能力又很好，曾被商学院教授说服当院长，他在1973年担任尼克森总统的财政部长时，曾让美元的汇率浮动，此后即步入政坛，担任过国务卿，近期德州州长小布希有意出马角逐下届美国总统（已在2000年当选），舒兹又有复出江湖的迹象。第二位是伟大的人物寇斯（Ronald H. Coase），他是1964年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对于英文极为精通，是个慧黠而文雅的学者，但他崇尚自然隐居，史蒂格勒说他好像连电话都没有装，具有对时髦思潮免疫的独立性，要不是1991年颁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他，恐怕连经济学界都会忽视他的存在，不过，“寇斯定理”的声名远播，也使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开创出一片开阔天空，而且璀灿异常。不过，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寇斯定理的“真义”，寇斯本人则甚为存疑。[13]而寇斯所强调的跳脱“黑板经济学”将经济学由“板上谈兵”引入与实际世界联结的天地，则值得深思，尤其他所谓的实证工作并非当前流行的计量经济和数理经济等利用高深数理工具的做法，更是经济学专业者必须严予正视的。

第三位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傅戈（R. Fogel），他是经济史学家，而且是所谓的“新经济史”学派先驱。一般来说，经济史学家所研究的通常是影响深远的问题，这种课题的研究原本就必须结合历史、统计、社会，以及经济等面相，而傅戈所创导的新经济史学派，更把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结合在一起，重建数据基础或创造新的基础，使我们得以重看历史，对于过去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质疑和重新评估。如此一来，不止我们能对过去重新认识，且有助于清除毫不相干的理论，而在补充和修正传统的理论之后，我们也就比较能够了解经济的成长和变化。

傅戈在青年时期不但同情社会主义者，甚至同情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经由科学思考才转而相信市场经济且坚信之，而傅戈自己表示，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是北美经济历史。他的著作数量并不多，成名作是其博士论文改写，于1964年出版的《铁路和美国经济成长：计量经济历史论文集》，傅戈利用其首创的“反面事实推证法”（counterfactual speculation）研究铁路在十九世纪的美国经济成长所扮演的角色。

一般的教科书和历史都歌颂铁路对十九世纪美国经济成长的贡献，让大家觉得如果“没有”铁路，美国的国民生产毛额（GNP）的成长就会比较慢，傅戈这样问：“如果没有铁路，会发生什么事？会使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展造成何种改变？”一般认为，铁路对于十九世纪的美国经济成长有三大贡献：一为铁路降低了单程运费，使得原本广阔而无法利用的农业地区，有了经济上开发价值；二为建设一个跨越大陆的广大铁路网，由而需要很多工业产品，进而使美国工业化起飞；三为穿越大陆快捷而频繁的运输，促使重大的技术创新。

傅戈对十九世纪美国的工业变数统计作了一番扎实功夫，重估了运输成本和商业化农业在各地区间的配置，也对钢铁工业的各部门作了分析，结果将上述的二大贡献都推翻掉。先是证明铁路网对美国西部的开拓根本不能说是不可或缺的，只要把美国的运河网稍微扩充，那些被认为不靠铁路就无法利用的农业土地，有95%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成本下得到交通之便。傅戈也证明，没有铁路的话，对美国能源及煤铁等矿产的供应成本，几乎不会有什么影响。就铁路的出现造成工业需求而言，在1940-1960年约二十年间，对美国的钢铁需求从未超过产量的5%，因而不足以解释美国的冶金业在那二十年里有非比寻常的成长。即使就十九世纪的后五十年，傅戈也得到铁路的突飞猛进并不足以说明工业发展历程的结果。他的具体结论是，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如果没有铁路，美国在1890年的GNP至多会降低3%，亦即，顶多使美国的经济成长延后两年而已。

十年之后的1974年，傅戈再提出一个引起极大争议的说法，是关于十九世纪美国奴隶制度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那是他与殷格门（S. L. Engerman）合著的《美国奴隶制度经济学》（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一书的内容。傅戈将奴隶看成一种制度来研究，他发现：把奴隶视为一个没效率、无利可图之旧观点，是不正确的，而奴隶制度之崩溃是政治决定的，该制度尽管不人道，但在经济方面却是有效率的。

后期傅戈所从事的研究是经济人口统计学，以十个世代人口资料为基础，用以分析经济和文化因素对诸如储蓄率、女性参与率、生育率和死亡率、经济和社会移动率，以及迁移率的交互关系。傅戈特别重视死亡率的减少能够用营养改善来解释的能力是不够的，意思是说，死亡率的减少尚有部分原因无法解释。傅戈正发展一套系统分析，来综合研究死亡率、发病率、食物摄取，以及个人的体重和身材等等因素的关系。这种研究必须结合生物学、医学，以及经济学才能成功，如果得以突破，将对经济史的研究又有多层次的影响。

第四位是布坎南（J. Buchannan），他是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师承奈特，由于选修奈特的价格理论课程，才使他由“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转为“市场的狂热拥护者”。布坎南虽在芝大取得博士学位，但学术生涯几乎与芝加哥搭不上关系，他在维吉尼亚工学院和都洛克（G. Tullok）创立“公共选择研究中心”，1983年将该中心迁至乔治梅逊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担任中心主任，他所领衔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政治经济学之代表，由于布坎南自认为属于奥国学派，我们留待奥国学派时再来介绍他以及其贡献。

3、晚近芝加哥学派的发展

最近二十多年来，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新领袖已经出现，以贝克（Gary S. Becker）和卢卡斯（Robert E. Lucas）两人最为重要，前者获得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者也在1995年得到诺贝尔奖，素有“理性预期大师”之称。贝克极富原创力，将经济学的适用范围扩大至诸多领域，其博士论文将经济学分析应用于种族、性别和其他形式的劳动市场歧视课题，因而造就贝克成为“人力资本”的领袖人物，其后他又重振犯罪与惩罚的经济理论，而在家庭经济理论的开创上更是成就惊人，他也继弗利曼之后插手公共政策领域，自1985年起，每个月固定为《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写一篇专论。[14]

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旨在鉴别政府（和个人）的行动不会令经济行为人感到惊讶，譬如说当强大的通货膨胀快发生时，联邦准备银行通常会卖公债给商业银行，因而整个金融圈就学会预期此种行动，所以会在政策尚未形成前，就采取适当的行动以免自己受到影响，该理论对大多数的传统总体经济理论，包括凯因斯学派的政府积极以有效需求政策干预、精密调节经济景气做法，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力。1988年7月23日《纽约时报》一篇专论，就当时热烈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两党经济政策作比较时，出现“淡水”（fresh-water）、“咸水”（salt-water），和“骑墙派”（straddlers）名词，前者的代表人物就是卢卡斯，由其名言“我们应极力反对能以政策精密调节经济体系的说法。”可知一脉相承芝加哥学派，当时也出现了“新兴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的另一称呼。[15]

表面看，似乎贝克致力于个体经济理论领域，卢卡斯则努力于总体经济理论的工作，其实他们两人都以个体经济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晚期且不约而同地往经济成长理论进行突破性研究。

4、源远流长、承先启后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精神

芝加哥学派由1930年代的隐晦不明到1950年代的卓然成形并开始散放光芒，直到1980年和1990年的新人物接棒。史蒂格勒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新发展（指贝克、卢卡斯等人的研究）是否能代表芝加哥学派核心思想的延续？”史蒂格勒的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是：每项发展都将经济理论持续，且一致地应用于过去被经济学家视为“给定”的制度和行为范畴—研究生活中难解的事实，而不是研究理性经济行为的产物。因此，史蒂格勒接着说：如果在一所大学里看到类如贝克和卢卡斯两位经济学家及其后继者撰写否定芝加哥学派传统的著作时，可就让人吃惊了。

这样子的说法也见诸于张五常的著作中，他认为芝加哥学派之所以成为芝加哥学派，说到底不是因为外间所说的，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或支持自由市场，而是因为历久以来，那里有一些顶尖的思想人物，对真实世界深感兴趣，客观地要多知道一点。张五常又说，在寇斯舌战群雄的那一夜之前，芝加哥学派早已名闻天下，但当天晚上辩论开始时，反对寇斯者都是赞成政府干预污染的，而反对政府干预污染的寇斯却胜了一仗，然而，寇斯却又是赞成政府干预的伦敦经济学派培养出来的。[16]

因此，时下有人基于重视市场、崇尚自由经济已非芝加哥学派的专利，因而认为芝加哥学派应已是明日黄花，但由芝大经济学系仍有一批智慧人物对真实世界感到兴趣，正努力而想客观地要多知道一点来看，芝加哥学派当然存在的，而且将能永远持续存在，即便该系不幸由于学校管理方向的改变，优良学术环境被人为破坏，其传统精神也会长存，何况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呢！以此观点言，1930年代时应该也就有芝加哥学派的，只是该名词的提出可能是在1947年于蒙贝勒兰学会首次会议中而已，而芝加哥学派也不可能消失。

不可否认的，芝加哥学派迄今被世人一致认定的特色是对自由经济的坚持，并且坚信市场竞争力量。不过，对自由经济的诠释及绝对信任，芝加哥学派却较奥国学派逊一筹的，尤其在自由经济哲学上更远不及奥国学派。可是，世人却对奥国学派十分陌生，实在有必要给予应有的重视，那么，奥国学派到底是什么？

五、奥国学派

大致说来，所谓的奥国学派，迄今已传至第五代，奠基者是孟格（C. Merger，1840-1921），第二代的领导者是庞巴卫克（Bohm-Bawerk，1851-1914），第三代的代表人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第四代的掌门人则为海耶克（F. A. Hayek，1899-1992），目前(迄1999年)则是新任内华达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罗斯巴德（M. Rothbard）挑大梁，算是第五代的奥国学派。

1、奥国学派的理论与特色

根据玛哈禄普（F. Machlup）的归纳，奥国学派有六种共认的特色，另有两种受到争议的特点。六大共认的特色分别是：（一）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经济现象的解释皆需回归到个人行为上；（二）主观主义方法论。经济现象的说明需诉诸于个人主观的感觉、判断；（三）边际主义论。此即，所有的经济决策，其价值、成本、收益、生产力等等，都由最后加入的那一单位来决定；（四）嗜好和偏好。个人对于财货和劳务的主观评价，决定了对于它们的需求；（五）机会成本。即从事某种行为所放弃的其他各种行为中所能获得的最高价值；（六）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首将时间这个重要的因素引入分析中。另外两种引起广大争议的特色，都是由米塞斯提出的，分别是消费者主权和政治的个人主义。前者强调消费者才是财货需求和决定生产、投资计划的主角；后者则认为，仅当个人拥有充分的经济自由时，才有可能保障政治和道德的自由，一旦经济自由受到限制，迟早会走向专制政权，终而破坏个人的自由。

由这些奥国学派的特色可以得知，此派学者极为重视“个人”，而且强调自由，既然强调“个人自由”，当然也就反对政府的干预。对于共产政权和专制政权这些限制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论，当然极力的挞伐，就这点言，米塞斯、海耶克，以及罗斯巴德这三位掌门人，表现得尤为突出。米塞斯和罗斯巴德都曾深受共产政权的迫害，所以更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而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之问世，则被认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免于投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项重要因素。

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幸赖奥国学派的米塞斯、海耶克这对师徒的一股清流，以书生之见阻遏了社会主义的扩张，实在可算是学术界的异数。奥国学派学者在长期孤军奋战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时，也长期受到无情的围攻，幸而诺贝尔奖评审委员独贝慧眼，于1974年将经济学奖颁给海耶克，不但补偿了海耶克的孤寂，也使奥国学派的学术地位提升了。[17]

不过，据史可生（Mark Skousen）在《大审判—经济学的谎言和迷思》（Economics on Trial–Lies Myths, and Realities）这本书中所言，美国的经济学家对奥国学派理论的兴趣正日渐增加，但却无法从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济出版品中得到这个新发展。在流传最广的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1970年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这本销路曾仅次于《圣经》的畅销全球教科书所附的“经济学派的族谱”中，奥国学派甚至不构成一个单独的经济学派，海耶克则被放入“芝加哥学派”中。

对于这样悲哀的疏忽，史可生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奥国学派对于总体与个体经济活动，提倡极端的自由放任，与当时掌权者的想法相反。他们认为，干预愈少的政府，管理的愈好。政府唯一的法定功能，是在保卫人们的自由，任何其他形态的政府干预经济，都会妨碍生产活动。根据奥国学派学者的分析，国家涉入经济活动，并不是解决不景气的方法，反而是造成不景气的原因。

在经济大恐慌之后，以及在凯因斯的影响下，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将奥国学派视为古老的学说，很少再提到他们的分析能力。只有当过去的几十年里，全世界许多政府都受苦于（或者本身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时，奥国学派的分析才又开始被人们认真的考虑。

第二，如上文提过的，奥国学派的学者，对于经济分析一定得使用大量的数学与计量模型，抱持着高度的怀疑。在极端的例子中，米塞斯甚至拒绝在著作中放入任何图形或表格，因为他不相信它们。同时，奥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也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他们的经济分析是立基于理性的演绎，而非实证的分析。他们强调，经济学是对于“人的行为”的研究，而对于人，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这和自然科学的机械导向完全不同。[18]当大部分专业的经济期刊都大量使用数学及实证方法时，也就难怪奥国学派会被经济专业领域拒绝。

第三，经济哲学的派系之争往往非常剧烈。二次世界大战后，校园中弥漫着凯因斯学派的政府干涉主义，以至于在美国的米塞斯一直无法在主要的大学中谋得专任的教职。他在纽约大学的访问教授任内终老一生，并且是从校外获得财务支援，而访问学者的身份，则长达二十年之久。另一方面，米塞斯的学生在投奔凯因斯学派之后，就很容易的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里获得教职。由于米塞斯常常批评别人的学说，所以常被同行批评为“不妥协、好辩和难以忍受”。海耶克的境遇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而芝大号称最自由，但也还是因为《到奴役之路》这本书得罪主流学者，芝大不敢聘为正式教职，只能在“社会思想委员会”名下开课。

如果认同玛哈禄普所归纳的奥国学派六大特质，再对照当前一般通用的经济理论，可知至少在边际分析、偏好、机会成本和时间结构四种特色上是一致的。似乎奥国学派的分析法已成为一般的经济学教学。不过，在强调“个人”及其主观决定，凸显出“活生生的人”这个基础上却有显着的不同，这一点也是最具关键的。也就因为奥国学派崇尚个人自由，主张“个人主观判断”，无法认同经济测量而抨击经济计量学。因此，奥国学派反对经济学成为实证科学，这一点也是与芝加哥学派的最大不同点。而即使在自由经济这种共同立场上，也因为此种基本哲学的不同观点，两个学派多少也有一些歧见在。

2、奥国学派的演化及其代表人物

芝加哥学派虽被称为自由经济思想的重镇，而芝加哥大学也为“淡水学派”（在美国，主张自由经济的学府几乎都靠湖边，而湖水是淡的，因而得此名）的大本营，但仍对政府的某些功能予以肯定，亦即赞同政府的某些干预措施。而在罗斯巴德这位最新一代的奥国学派领航者的眼中，所有政府的干预措施，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有害和会产生反作用，此种主张比“淡水”更进一步，而为“无水”。目前美国的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新乌托邦”无政府资本主义，与罗斯巴德的理念是非常相近的。即使不谈罗斯巴德如此极端的主张，以海耶克甚至认为货币不应由政府掌控，也可得知与芝加哥学派是有差异的。如上文所引述的史可生为奥国学派受到忽视叫屈，在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所掀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也让我们见识到奥国学派的远见。那么，这个学派是如何形成的，其代表人物的主张又是什么？

当孟格在1871年出版那本创新的《经济学原理》时，他也就创立了经济学的奥国学派。这本书对于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有革命性的创举。他的书对于欧洲的经济学家（如英国的杰逢斯）以及美国的学者（如费特（Frank Fetter）和陶希格（Frank Taussig））都有很大的影响。在个体经济学方面，孟格反对“价格是由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古老理论，他证明出“价格”是由消费者的“主观需求”所决定。古典经济学家一直尝试解决著名的“钻石和水的矛盾：为什么水对生命远比钻石对生命更重要，但是钻石的价格相对于水，却是如此的昂贵？”以往的经济学家，试图借着区别“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来解决这个矛盾。孟格则由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边际效用”而非“总效用”所决定的，来解开困惑古典经济学家数百年的矛盾。换句话说，钻石之所以比水价值更高，是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多一颗钻石比多一杯水对人们有更大的边际效益；而且如果使用的数量愈大，边际价值或价格就会愈低。这个分析法也是当今标准经济学所采用的。孟格也认为所有的商品都得经过一个“耗时”的生产过程，而这个“生产阶段”的研究法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现在，“时间结构”的研究法在做投资决策时被证明很有用处。

庞巴卫克继承了孟格的看法，他也是奥地利在二十世纪交替时的财政部长，帮助奥地利走向金本位制度。他认为，个人和企业都采用了一个“迂回”的生产过程，以获得经济成长和比较高的生活水准。他所谓的“迂回”过程，就是牺牲目前的消费，以便生产更多的资本设备和延长生产过程，然后生出未来更多的消费。大部分的经济学家现在都相信，这是经济成长必须要有的理论。他也是首先反驳凯因斯学派“反对储蓄”的经济学家之一。

米塞斯跟随着庞巴卫克的脚步，成为二十世纪最主要的自由市场健将，以及奥国学派的领导人。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期，他在维也纳大学主持有名的私人研讨会，学生包括海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玛哈禄普以及罗宾斯（Lionel Robbins）。米塞斯在1934年因为纳粹盛行而前往瑞士，并在1940年迁入美国，在纽约任教超过三十年。米塞斯是第一个发展出一般性的“主观经济学”（subjective economics）的奥国学者。早期的奥国学者，主要的研究重点是个别的价格和厂商的活动，但米塞斯把个体经济学和总体经济学的货币银行结合起来。他的第一本著作《货币与信用的理论》出版于1912年，他运用了孟格的边际效用理论、威克塞的自然利率假说，以及庞巴卫克的资本理论，而发展出完整的“货币与景气循环”的分析。他指出，货币对于相对价格、所得，以及企业活动都有明显的影响。像他的前辈一样，米塞斯也强调储蓄和资本形成的重要性。他说：“凯因斯学派的本质在对于认识到储蓄和资本形成可以改善经济的重要性上，完全失败……。而一个好政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袪除所有阻碍新资本累积和投资的东西。”当然，米塞斯对于资本主的维护，以及将经济学扩展至一般性的社会哲学之贡献更是不可忽视的。他在1986年出版的《反资本主义的心境》（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这本属于通俗性的小书，将反对资本主义者的心态描绘得令当事人血脉偾张，也对被误解了的资本主义作了一番澄清，即使到现在，都有很高的阅读价值，相信未来也不会褪色。米塞斯著作丰富，不算德文的，只算其六十岁以后居留美国的英文作品就有六本，其中，堪称钜着的《人的行为》除了是社会哲学的著作外，甚至被称为“共产主义的照妖镜”。[19]

米塞斯的学生中，最著名的就是海耶克（其实海耶克并未真正上过米塞斯的课），他在经济大恐慌发生之前，就提出了警告。在1930年代初期，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并提出了他的景气循环理论，以解释经济大恐慌。立基于孟格的“时间结构”观念，海耶克解释了通货膨胀如何会误导资源的运用，而人为造成的经济繁荣，最后必定会在经济走下坡时结束。对于这位直到1974年勉强得到诺贝尔奖，但也才被世人重视的智者，有必要作详细介绍。

海耶克于1899年5月8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书香家庭，分别于1921年和1923年得到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和政治学博士，也就在维也纳大学的时光，他接受了孟格、威塞（Friedrich von Wieser）、庞巴卫克，以及米塞斯这些奥国经济学派大师们的影响。海耶克与米塞斯于1927年共同开创了奥地利景气循环研究所，就在那里，海耶克成为第一位预测到美国经济崩溃的学者。

1931年，海耶克应罗宾斯之聘至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他是该学院的第一位外国教授。在1947年由他发起组成了极为特殊的“蒙贝勒兰学会”，这是一个将全球崇尚自由哲理、且在当时环境下都有孤军奋斗落寞感的学人齐聚一堂的团体，对于会员的筛选极为严格，第一次会议在瑞士的蒙贝勒兰举行，也就以此山名作为学会的名称。[20]海耶克在1950年赴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和道德学科教授，成为“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委员，迄1962年届龄62岁退休为止。随即被西德的佛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聘为政治经济讲座；1966年时，奥地利政府曾征询他是否愿意回国任中央银行总裁，被海耶克婉拒；直至1969年他自佛莱堡大学退休（70岁），接受奥地利的沙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alzburg）当访问教授，才踏入离开四十年之久的故国；到了1977年再返回德国佛莱堡大学当驻校荣誉退休教授，直到1992年3月底病逝为止。

海耶克在1930年代埋首研究经济学，成就极高，于1943年获选为英国学院院士（Fellow of British Academy）。但其光芒却被凯因斯掩盖住，再因其于1944年写作了《到奴役之路》这本得罪人的书，使得他的学术生涯更为孤寂。直至1970年代停滞性膨胀出现，海耶克的理轮才受到重视，而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他之后，才真正的逐渐恢复名望，1980年之后共产世界的纷纷解体更印证了他的先知。

由海耶克颇为丰富的著作观之，他的学术成就超出一般认定的经济学领域，在非经济学领域方面也大放异采。笼统的说，早期以经济方面的研究为主，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完成的，转赴芝加哥之后则致力于非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众所周知，1930年代是历史上最有名的经济大恐慌时代，是凯因斯革命出现的时候。当时海耶克与凯因斯针锋相对，他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并对通货膨胀政策大力抨击，对于膨胀政策将带来灾祸的分析，在1931年出版的《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一书已有明确解说。他确信经由信贷政策和银行决策所产生的货币支出，对于价格和产出会有极大的冲击。在1927年和1929年间，鉴于1927年之前繁荣期，恐因美国一般物价自然地下跌致景气趋缓，为了延长繁荣期间，美国政府使用了扩张货币（easy-money）政策，由而点燃了过度投资，且将繁荣多延长了两年。之后，当不景气开始出现时，政府却不再使用人造的经济政策来维持消费，因而无法支持生产，也就这样的出现了一次原本相对自然而平稳的不景气，却演变成历史上永难忘怀的“大萧条”。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如果美国联邦准备局持续动用扩张借贷的政策来维持繁荣假象，也只是延缓大萧条的出现时日而已，而且程度还会更严重，因为以往的扩张货币政策必定要付出代价的，早些时日付出，代价较小，愈拖则愈大。

在1931-41年间，海耶克致力于经济课题，发展出一套一般性的道理，此即不合理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误导投资者，诱使他们被人造的需求所迷惑，结果造成经济体系的严重扭曲，使资本和资源集中于低生产力之处。也就在这一段期间的酝酿，终于开展出海耶克与凯因斯长达五十年的论战。先是海耶克在1931年8月和1932年2月于《经济期刊》（Economica）上批评凯因斯在1930年出版的《论货币》（Treatise on Money）。而凯因斯先是以攻击海耶克的《价格与生产》回应，接着却明确表示已将其《论货币》的体系修改了。当1936年凯因斯出版其旷世钜着《一般理论》时，海耶克并未立即有所反应，起因是他发现该书内容模糊、华丽而庸俗，而在有第一次论战的经验下，他觉得凯因斯将会如前的再次修改自己的看法。没想到就由于此种错误的预期，竟然使凯因斯的“把操纵经济大权由上帝手中夺回”，而认为政府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可将经济体系精密调节，从此经济衰退将永远消失的说法风行全球。风光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早期“停滞性膨胀”出现才受到质疑。

可是，就在这近四十年里，与凯因斯完全不同的海耶克学说竟然受到极度轻忽，而且海耶克在1941年写作《资本的纯正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之后就没专心致力于经济理论的事务，也就因为如此，才会使凯因斯理论更得到扩展的空间。对此，海耶克还深深后悔，后悔没有及时给予《一般理论》严厉的批判。海耶克在经济领域里的重要英文著作，除了已提及的这两本书外，还有1933年的《货币理论与景气循环》及1939年的《利润、利息与投资》（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第一本书批评主张货币与信贷不会影响生产结构的理论，指出信用贷款突然注入经济体系，会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由而产生无法维持的过度投资；第二本书和先前提过的《价格和生产》一书，也都循着相同思路说明货币与信贷变动时，资源将被误引至原本不会被引进的领域，而信贷的增加刺激了投资，但此种投资是投资者受“假信号”误导而非呼应真正需求的改变而作的，因而投资无法持续维持，以致发生经济波动。至于《资本的纯正理论》一书则探讨生产结构中资本、利息，以及时间因素，说明资本的复杂结构及资本在经济兴衰中的重要性，是资本理论的经典之作。但当时正值凯因斯理论如日中天，本书也就不幸被忽视了。

1940年代中期，海耶克的研究焦点跳出纯经济理论，转而探讨政治秩序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此时期的代表作，就是那本1944年出版且脍炙人口的《到奴役之路》，以及1948年出版的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到奴役之路》这本被译成十多国文字的畅销书实不必多作介绍，那是一本政治论调的书，旨在剖示任何形式的政治经济计划，都会危害到社会中个人的经济自由，而没有经济自由便无政治自由，计划经济无可避免会带来贫困和专制政府。在当时社会主义得到千千万万西方知识分子喝采，且苏联打败纳粹德国而经济欣欣向荣（公布的数字所显示的）的时代，这一本书成为“毒草”，而海耶克成为众矢之的毋宁当然。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不少知识分子在政府计划部门工作，《到奴役之路》无情的打击了这群既得利益者，于是连经济学界也兴起一股排斥海耶克之风，特别是英国的知识分子竟然视其为“异端”。海耶克对此其实有先见之明，由该书序言出现有“本书肯定会得罪一些我极希望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的朋友……。不过，写这本书是我的责任，在责任面前，我不应退缩”。而当时的英国，工党即将执政，那一股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也当然难容海耶克的看法。在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以及其私人感情致婚姻家庭关系不如意下，海耶克乃出走至美国的芝加哥，但因其具“争议性”，连芝大经济学系也不敢用，而是“社会思想委员会”下聘的。值得一提的是，《到奴役之路》虽使海耶克在俗世的学术地位跌落至谷底，但也正足以彰显该书的成功。此由捷克的私有化部长杰日克（T.Jezek）所言：“假如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家，要挑出一本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收起来、严厉禁止阅读的书，而任何散播和讲述这书内容的人，将受到最严厉的处分，那么他们一定会挑《到奴役之路》。”可以印证，这本书比欧威尔（G.Orwell）同类型的名书《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分别早二年、五年问世，可见其先知性。至于《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这本文集，是重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问题和谬误，并阐明个人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到芝加哥大学之后，海耶克潜心研究哲学义理，所谓的非经济学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1952年的《感官世界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讨论了知识论和理论心理学中的一些问题，如心灵的概念、心理世界和感官经验世界的分类与秩序，海耶克明白表示是受马赫（Ernst Mach）经验分析哲学的影响。同年出版的《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一书，阐述社会计划在思想上的错误根源，并指出将自然科学方法用于社会科学的谬误。而海耶克的呕心沥血之作应是1960年出版的《自由的经纬》（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该书系法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以及经济学的综合钜着，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自由的意义以及个人自由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建立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架构，展示法治的确切意义；第三部分则批判福利国家的经济制度，并探讨自由社会所应具备的经济制度，而以教育问题作为压轴。本书旨在说明自由社会的先决条件是“法治”（the rule of law），没有法治就没有自由。在这本钜作之后，1967年海耶克再出版《哲学、政治及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文集，讨论了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行为规划系统的演进、自由社会秩序的原则、经济自由、充分就业、通货膨胀，以及民主社会中自由企业的权力使用等问题。1974年海耶克接受诺贝尔奖时，演讲词为〈强不知以为知〉（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再次尖锐批评经济学家模仿自然科学方法而得出种种错误政策，重申我们对复杂社会现象并无完全知识，因而不能随意把社会纳入一个特定的规划内来阻碍社会的自发力量。1973-79年，海耶克又出版了分成三大册的《法、立法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第一册《规则与秩序》阐明“自发秩序”这一个观念对了解社会演进的重要性，并厘清法的意义，追溯法律概念的改变；第二册《社会正义的虚妄》，批判社会正义及分配正义，彰显正义在延远的社会中的意义，并说明市场秩序的自发性与个人自由的关系；第三册《自由人群的政治秩序》，指出现代民主代议政治兼具立法与指导行政的双重职能，将会危害自由社会的自发秩序，并就此提出确保自由的宪制安排、界定政府的功能。

海耶克晚年仍写作甚勤，甚至比早年还有过之，也许鉴于年轻时未能及时狠批凯因斯的《一般理论》而铸成大错，晚年对于影响层面更广、更深的社会主义乃拟作摊牌式的论辩。他在1978年时曾透露正筹备以“社会主义是不是个错误？”为题的公开辩论，准备向十二位有名望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挑战，后因故没开战[21]，海耶克乃将所准备的资料整理成书出版，这就是1988年出版的《不要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这本书虽只有180页，但却是海耶克对社会主义盖棺论定的“宣言”，旨在指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理主义”、“可控制”的社会秩序这种虚妄信念上，并重申市场秩序与文明演进的密切关系。1991年伦敦经济事务学社（IEA）将海耶克在1931-89年替IEA所写的小册子及在该社出版的双月刊所发表的经济、政治，以及哲学论文结集成《经济自由》出版，其中有批评凯因斯学说的论文多篇，亦彰显了海耶克在经济学中坚定不移的立场。

海耶克的先知，除了对1930年代经济大恐慌的预期及诠释外，1997年7月2日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所凸显出的“货币作怪”，对政府管理货币及货币的神秘性更印证海耶克思想的内涵有如海底深渊之高深难测。[22]

熊彼德（1883-1950）是庞巴卫克的学生。他在1932年迁往美国，直到1950年去世为止都担任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也是1949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熊彼德的研究焦点是在“企业家”的身上，他认为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熊彼德而言，企业家首先会把经济活动带离经济的均衡情况，但其他奥国学派学者却认为，企业家是使经济活动趋向均衡情况的人。另一方面，熊彼德也不同意米塞斯和海耶克的景气循环理论，他相信景气会在五十年到六十年的循环中反复出现；同时他也拒绝奥国学派黄金本位制度的理想货币体系。由此观之，将他列入奥国学派行列，是有些勉强。

罗斯巴德虽然时常被视为新奥国学派的掌门人，但并非所有的新奥国学派的人都同意。不过，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同意，罗斯巴德的著作有很深远的影响。罗斯巴德的第一部作品《人、经济和国家》在1962年出版，本书对凯因斯理论作了完整的批判，并且对生产、利息、储蓄，以及经济成长和政府政策，都有很深入的讨论。他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对于货币数量以及公共支出的干预，一定会妨碍生产和经济成长。因为广受欢迎的缘故，罗斯巴德的第二本书《美国的经济大恐慌》，也对一般大众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本书出版于1963年，是对1930年代经济大恐慌的历史进行再检查。他清楚的解释出，为什么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应该为景气循环负责，而不是自由市场。几十年来，罗斯巴德只能在纽约市一所鲜为人知的理工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最后才好不容易被拉斯维加的内华达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

在奥国学派传统下的其他学者，还包括纽约大学的柯兹纳（Israel Kirzner）和拉赫门（Ludwig M. Lachmann），奥本大学的伊格（Leland Yeager）和盖力森（Roger Garrison）等人。上文提过，并且被列在芝加哥学派的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他自认为是奥国学派的追随者。布坎南对政府的支出政策以及联邦政府的官僚制度，有深入的批评。他认为这些东西先天上就会膨胀，而且官僚的既得利益往往会使政府开支扩张的程度，远远超过它有用的功能。布坎南发展了奥国学派的看法，他将政府看成是个别决策者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会设法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的行动是根据对他们“自己”的风险和报酬来决定的。[23]如果以不用数学的机械化分析，以及重视个人主观决策，从而强调人际间动态互动过程作为奥国学派的特色，则上文提到的寇斯应也较倾向奥国学派的人物。

尽管奥国学派不像芝加哥学派有芝加哥大学作为大本营，也没有JPE、《法律经济学期刊》这些著名学术刊物作为象征，但也总算有属于奥国学派的一些学术期刊，已经问世的包括：华盛顿特区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出版的《卡托季刊》（Cato Journal）；奥本大学的米塞斯研究所出版的《奥国学派经济学评论》（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以及由梅森（George Mason）大学的市场过程研究中心出版的《市场过程》（The Market Process）杂志。

经由这些属于少数的人物及刊物之努力，以及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出现，已逐渐印证奥国学派的主张之威力，尤其电脑发达、现代科技一日千里、金钱游戏普及，以及物欲横流现象的令人忧虑，重视人性、回归“真人”的奥国学派的确值得世人重视。而这种返璞归真，再回到“人本”的精神，似乎又与亚当．史密斯领衔的古典学派相契合，也让我们再重新思索古典学派的种种了。

六、古典学派

翻开经济学的辞典，关于古典学派的定义并不像一般人挂在嘴边的那么明确，不过，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被称为经济学始祖，古典学派由其开创、领衔也最无异议，至于截至哪一位学者，以及止于何时，说法则甚为纷歧。本文采取始自亚当．史密斯，止于密尔（J. S. Mill）来涵盖古典学派，主要学者包括史密斯、马尔萨斯（T. R. Malthus）、李嘉图（D. Ricardo），而自马夏尔（A. Marshall）开始则被称为新古典学派。因此，本文所称的古典学派，期间约是1750-1870年。

已故的张汉裕教授，在其1962年初版、1966年二版的《西洋经济思想史概要》第三章〈古典学派〉中，一开头就这样说“讲述近代经济思想史，学者常从古典学派开始，因为近代的经济思想，若不是这一学派的祖述或修正，便是对这学派的反动。”而上文介绍过的芝加哥和奥国学派，明显地属于前一类。古典学派学者虽在研究方法和各个学说上都有各自特色和主张，但决不以史密斯的反对者或克服者自任，而是以史密斯的继承者或大成者自期，且以遵守“经济自由主义”（自由交易主义）为原则。因此，要了解古典学派，首先当然必须了解史密斯。

1、史密斯的学问体系

亚当．史密斯被咸认为长于综合，不但将以往各个流派的思想兼容并纳，还为后代学者提供百般问题学说的端绪，张汉裕指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有如储水池，多数河川注入其中又从其流出，而称其为经济学的创建者也应无异议。众所周知，史密斯在1776年出版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被公认为现代经济学的滥觞，其中所揭橥的“分工”、“自由贸易”理念颠扑不破，且愈陈愈香，而“不可见之手”（an invisible hand）一语更脍炙人口。不过，有必要先对这本书作一项极其重要的“正本清源”工作，此即当前本书的中文译名所通用的是“国富论”，顾名思义是“一国如何富强的理论”，如果读者果真作此理解，可就大谬不然了。此不但容易、且已陷入“国家主义”的迷思，助长“以邻为壑”的国家间斗争，而且也完全误解史密斯的本意。正如已故的自由经济学前辈夏道平先生所言，必须注意”nations”这个字最后的那个小小的”s”，亦即这个字是“复数”，是无数个国家，是指全球所有国家，究其根本，史密斯是探寻所有国家的财富之本质和原因，目的应在增进全体人类的生活福祉。[24]因此，最先将史密斯大作中译的翻译大师严复可就高明多了。因为他就是以《原富》作为中译书名，意即“财富的起源”。

这本《原富》被推崇为经济学的经典，更被国际著名的华裔产权学者张五常认为是迄今写得最好的经济学书籍。不过，就史密斯本人来看，可能比较重视他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因为史密斯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的就是“伦理学”呢！而史密斯原本是广泛研究“伦理道德哲学”，《原富》和《道德情操论》只是其中关于经济学和狭义伦理学的部分。史密斯生前虽未能完成自然法理学的著作，但他的学生却在其身后将他在法理学课堂的笔记辑成一书。正如张汉裕所言，现代经济学极度专业化，几乎与其他社会科学失去联系，对于这点，史密斯的经济学在伦理哲学体系里所占的地位，足以使我们反省深思。其伦理哲学讲义，据听讲学生米勒（John Miller）所说，大体依照格拉斯哥大学的惯例分为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律学（正义论）和经济政治论四个部门。史密斯把经济学当作法学的一分科处理，而法学的范围包括正义、行政、收入及军备，其中行政的目的在确保财货的低廉、社会的安宁以及清洁等；但若要知道确保财货低廉的方法，必先明了财富之本质以及原因等。故史密斯后来在《原富》中所谈的若干重要学说已先在其课堂讲义里有所叙述。换言之，史密斯的《原富》就是对其法律分科的行政论中最重要的富裕政策再加以发展而大成的。而其毕生志业则是希望完成一本或许会被称作“自然法理学”的著作。[25]

2、《原富》的内涵

《原富》分成五篇：第一篇论述分工、价值价格及所得分配；第二篇论述资本的本质、累积，以及其用途；第三篇说明各国财富演进的情形；第四篇评论政治经济思想史的各种主张，如重商主义及重农主义；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支出。

本书在方法上的一项大特色是着重演绎法之使用，以具有“自利心”的个人为前提。举凡分工和交易的成立、货币的使用、价格的决定，以及储蓄、投资等经济行为或现象，无不起因于个人的自利心。个人的经济行为的动机虽然如此，但是就行为的结果来说，不但有利于自己，且有利于公益。例如在买卖行为上，卖者认为有利而卖，买者亦以为合算才买，结果双方均增加便利获得满足。储蓄或投资亦出于自利，但终于增加社会福利等等；这些都能证明：私利的追求亦能增加公益，此即史密斯有名的私利与公益调和论。

史密斯的私利公益调和论基于二大理由：一是形而上学，二是实证的科学理由。就形而上学层面，人类除自利心外，并有利他心，利他心产生公正和仁爱，仁爱促进他人的幸福，公正则阻止侵害他人的利益；社会生活，纵使无仁爱，亦能生存，但若无公正，社会则必趋崩溃；仁爱为社会的装饰，公正为社会生活不可少的支柱；经济生活固然需要鼓励自利心，但个人自利心的发挥必须遵守公正律，也就是说不能剥夺他人追求自利的自由。再就实证科学层面言，自利心产生俭约、勤勉、远虑等的品德，而这些品德能够增加社会财富。就是基于这两点，史密斯认为：私利与公益两者，好像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走向和谐与一致。基于这种和谐信念，他因而主张：在不违犯公正律下，每个人都得自由运用自己的劳力和资本，以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自由是任何人为的政策不能剥夺的个人之天赋人权。这项思想就是史密斯所谓的自然的自由制度（natural liberty）之主张。

史密斯的用语“一只看不见的手”，并不那么单纯地只指价格系统而言，“它是社会现象的一个分析通则”。如上文所言，史密斯不只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十八世纪英国一位极重要的伦理学家和法理学家。他的经济学，只是他的伦理哲学思想的一个引申。这个哲学思想的主要旨趣是，“把社会的起源史，追溯到若干最简单而普遍的构成原理；把几乎所有过去被认为是人为刻意制定的各种制度归结成为，是因人们的行为依循了若干浅显的原则，而必然且自然而然导致的结果；它并指出，最复杂且表面上看起来是人为造作的种种政策设计，其实也许不需要花费多少谋略巧思或政治智慧。”

以此话语，拿来和《原富》第一篇第二章〈论促成分工的原理〉开头的几句话对照，应该很容易看出两者完全契合。在那里，史密斯说，“产生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形态，原非任何人类智慧的结果，亦即，不是有哪一个人预见并且着意追求它所产生的富裕，而才从事分工的。虽然它的发展过程是非常缓慢渐进的，但它的发展却是必然的；分工，是人类相互以物易物的行为性向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虽然有这种性向，但没有料到分工会有如此广泛的功效”。相对于人为刻意造作的东西之具有“明显的主观意图”，像分工这种“意想之外的”社会（或互动）行为秩序，可以说，是人类宛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所促成的。史密斯创造著名的“看不见的手”一词，确实是用来表达“势所必至”和“非主观意愿所能左右”的情况发展。海耶克则将意想之外的行为秩序称作“自发的秩序”，它是人们事实上（亦即，不是挂在嘴巴上）依循了某些抽象且普遍的行为原则，而无意间造成的结果，两个人的说法几乎完全一致。

因此，“看不见的手”实在是一个社会分析的原理，它的适用对象是自发的行为秩序。史密斯应用此一原理研究市场和分工现象，所获致的伟大科学成就，就在于看出，在不断延远扩大的经济活动秩序形成过程中，产品交换价格的重要意义。利用产品交换价格所提示的抽象讯息，人们最能够突破个别知见范围狭隘的限制，进而能够为许多知见范围外的人类提供有用的服务，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也同时利用他们的技能，增进自己的福祉。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产品交换价格在此被称为“抽象的讯息”，有两个用意。第一，交换价格不是产品本身具有的物理性质，物性不同的产品也许有相同的交换价格；第二，在许许多多人之间流行的交换价格，是他们个别的需求能力的一项综合指标；这个指标不变，并不表示他们个别的需求与能力也不变，亦即，知道这个指标，绝不表示知道其背后的具体需求与能力分布。和个人只限于对亲眼看见或亲耳听到的需求与能力做出回应的原始部落谋生方式相比，依循大商业中心凭以致富的那些文明成规与常例，事实上，可以使每个人更有益于他人。当然，那些商业文明的成规与常例也大多是，“因人们的行为依循了若干浅显的原则，而必然且自然而然导致的结果”，即使是“最复杂且表面上看起来是人为造作的种种政策设计，其实也许不需要花费多少谋略巧思或政治智慧”。政府管理或中央统一计划，无法取代这些成规与常例，以及人们依循它们互动所产生的价格讯息，因为人们依循如此产生的价格讯息一再自我调适，而自发形成的整个经济活动秩序，所涵盖的变数之多，其间关系之复杂，绝对不是任何人类智慧和知识能力足以考察周全的。

在市场自发秩序里，人们需要价格的指引，因为每个人所能掌握的具体供需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具体资料，不管是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或个人偏好方面的资料，无法全盘掌握，不仅是在市场经济秩序中谋生之众人永远无法摆脱的事实，同样也是研究该种秩序的学者绝对无法超越的限制。[26]

史密斯的私利与公益调和之说，到十八世纪末期，似乎被推翻。这是由于工厂工业的出现，家庭手工业被打倒，成年男人的工资被拉低，以及随着英国和外国谷类的输入渐次代替国内谷类的生产，使得英国的农业劳动者遭受失业的痛苦，于是救贫负担增加。当时所施行的救贫办法，却有促使贫民早婚以及增加贫民人口的反效果。面对此种现实，悲观的见解自然抬头而代替了乐观主义，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代表人物，他们虽还信奉史密斯所倡的自由主义，但已承认：实行自由竞争的地方，未必就产生私利公益调和，人类反而需要在局促的自然界内争夺自然的吝啬的赐物。

马尔萨斯最有名的主张就是“人口呈等比级数增加，粮食却只呈等差级数增加，因而人类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虽有这种贫穷陷阱的悲观论调，但马尔萨斯却反对当时流行的共产制度主张，而认为私有财产制度，虽未能消灭贫穷，但还可将它缓和。他又根据其著名的人口理论，反对当时的救贫制度，他说：“贫民因能获得救济，即使无经济能力维持家眷，也想要结婚。而人口增加时，分配给各人的食物必为减少。故救贫制度最可能的结果，第一、是不增加食物而增加人口；也就是在相当程度内，创造贫民。第二、接受救济的贫民，大概不能认为是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份子，但他们所消费的食品，却会减少社会中最勤勉最有价值的份子的分配量，结果亦会使更多的人丧失其经济独立”（张汉裕，1966，页64）。但马尔萨斯坦白承认：他对于贫穷的解除，除容许迁居的自由，奖励农耕等以外，实不知有何办法。其后他又再增补“道德的抑制”之主张。

除了人口论为人熟知外，马尔萨斯也提出引发争议的“一般过剩生产论”，他认为当社会生产非常增加而消费却未随之增加时，可能发生一般过剩生产及经济恐慌。这种说法受到赛伊（J. B. Say）、李嘉图和密尔的反对，他们主张：生产物只能以（别种）生产物来购买，一种生产本身就为他种生产创造需要或销路。故如有销路的停滞，这一定是因为一部分产业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发生，而对于这一部分的生产过剩则另有一部分产业部门的生产不足相对峙。换言之，只能发生各个产业部门中的部分性过剩生产，而绝不能发生包括所有生产部门的一般性过剩生产。再进一步说，无论何时，生产供应的总量必与消费需求的总量相等云云。这种说法也就是为人熟知的“供给创造其本身需求”之赛伊名言。

李嘉图受史密斯的影响至钜，其许多理论都以《原富》为思索的基础。但也有许多重要的差异。他的论说只限于寻求经济现象相互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史密斯重视的“私利与公益调和”之乐观论调。史密斯旨在探究财富的“本质”与其增减的原因，但李嘉图所着重探求的是社会生产物如何分配给与地主、资本家及劳动者各阶级，换言之，就是以分配所依据的各项法则为主要课题。著名的“地租论”就是此种课题的产物。史密斯和马尔萨斯都认为“地租是天然的恩惠”。但李嘉图却认为地租的发生只有在人口增加，逼使人们不得不把地质低劣或位置不好的土地加以垦殖时方才开始。亦即，地租并不表示天然富饶，而是在人口和需要增加的压迫下，不得不耕种贫瘠的土地这一事实的结果。

所以，李嘉图所讲的地租是“差别地租”，地租之差异，一是由土地品质的差异而发生的；二是由土地位置的远近而发生的；三是因土地收获递减律的作用，即土地投入的报酬递减而发生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认为：谷类之所以涨价，并不因为支付了地租；相反地，地租的支付却因为谷类的涨价。所以，即使地主放弃全部地租，谷类的价格也不会低落，地租并非价格的构成因素。李嘉图反对谷类关税，主张谷类的自由进口；因为谷类将增加本国劣等土地的耕种，促使地租腾贵以及利润低落。地租论之外，李嘉图的“工资铁律”和“比较利益原理”也颇著名，工资铁律不被后人认同，但比较利益却脍炙人口，且在经济学里已成颠扑不破的原理，这也是将史密斯的分工予以明确表现的原理。

古典经济学派在李嘉图时达到发展的顶峰，在英国与欧洲大陆很久占着独一无二的支配地位。但到1840年代受到历史学派及社会主义学派强力挑战，密尔乃对照这些反动而作修正。

密尔的经济学承继李嘉图而其哲学基础则是边沁（Bentham）的功利主义。在继承古典学派的学说给予最有系统最明显的陈述这一点，可说是该学派的集大成，但同时在接纳与其相对立的新思想及新事实这一点，则实为该学派的一大修正。不过，密尔虽然同情共产主义，但他却肯定私有财产制度，而且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他又反驳社会主义者对于竞争的攻击。密尔认为无论是共产主义或私有财产制度，都应以竞争或自由放任为一般原则；除非为某种大福利之需要，任何与这原则的背离无疑是一种祸害。

自史密斯的《原富》问世，经济学灿然大备以来，历经马尔萨斯、李嘉图、赛伊、密尔等人的所谓古典学派，虽然个人之间的主张有些歧异在，但他们的思想主轴却都以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为根本，咸认自由经济才是促进人类福祉的较佳体制，终究还是以史密斯的观点为中心，只是配合当时社会现状作修正或加以扩充而已，对于政府的角色极少着墨，遑论触及政府管制了！

七、结语

自1776年迄今，才不过二百二十多年，以一个人的生涯来说是很长，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却是短暂的，但所谓的“经济思潮”已有多次波涛起伏，即使如此，其主轴却脱不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或者私有产权与共产体制之摆荡，这些纷纷扰扰无非都在“人类福祉的增进”这个目标上打转。由于人总是“短视的”，而且个人追求“自利”更是不论古今中外称为“人”的特性，除非绝大多数人具有基本伦理道德，否则福祉增进、永续发展只能是“口说”而已。从亚当．史密斯开始强调的市场竞争伦理，透过人际间分工合作的“自然长成秩序”，相对之下最能达成这项源远流长的任务，其间虽受到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凯因斯学派等等表面或短期讨好的主张之挑战，但在奥国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学者坚毅不拔的持续承继下，显现出“路遥知马力”的坚韧，可以说永远不会过时，尤其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所显现出来的不当管制之祸害，更凸显出市场竞争、市场伦理的绝对真理，虽会遭逢短暂蒙尘，但却永不消褪的特性。哲人有言：“知识有两种，一为亘古不变的，一种则是与时俱变的。”由史密斯领头的古典学派、海耶克为主的奥国学派到弗利曼带头的芝加哥学派，一脉相承的自由经济哲理，就是经得起时代考验、愈陈愈香的不变知识，也当然不会自历史思潮中消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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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克原著，李华夏、黄美龄译（1999），《海耶克论海耶克：自传式对话》，远流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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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gler, G.J原著，蓝科正译（1994），《史蒂格勒自传­—一位不受管制的经济学家》，远流出版公司。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1] 这里有必要强调，本文所指，也是一般所认为的芝加哥学派指的是“芝加哥经济学派”，不是远流出版公司于1993年8月1日出版的那本书名就叫做《芝加哥学派》（西方文化丛书28号）中所指的芝加哥学派。记得香港《信报财经新闻》“欣然忘食”专栏作者史威德曾于1991年11月2日在该栏写过，其在伦敦看到此书（原名The Chicago School-A Liberal Critique of Capitalism）时以为是评介芝加哥经济学派之作，即刻购下，回家一读方知“中计”，原来此书是批评芝加哥社会学派，与经济学完全无关。
[2] 即使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经过三十年还是每年都会有“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争议，对此一争议有兴趣了解的读者可参阅吴惠林（1998）。
[3] 关于黑克曼重视实证及其学术贡献，可参见吴惠林（2000）。
[4] 弗利曼夫妇在1998年出版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Two Lucky People）第十四章中，一开始就再次强调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自创系以来，一直就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重镇，因为系里一直有些知名学者持有自由经济思想，且能有效地表达、发扬这些观点。但他又强调，他们一向是少数派，因为芝大经济学系的特色是教授群政策观点百花齐放，并非定于一尊。
[5] 在1998年出版的自传第十五章<教学授课>开头第一段，弗利曼就明言，在他1953年成立“货币与银行研讨会”之后，才促成了所谓“芝加哥学派货币经济学”的诞生。
[6] 弗利曼在自传里，回忆其会见多国领袖，谈及各国经济问题解决之道时，半开玩笑地庆幸其“固定法则”的主张没被采纳，否则他的发言机会就会大为减少。
[7] 这些知名人物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在弗利曼夫妇的自传里也多有着墨，有兴趣者可一窥究竟。
[8] 想进一步了解实情的读者，可参阅弗利曼夫妇的自传。
[9] 关于Walgreen讲座教授职衔有个有趣的来源，1936年时，老Walgreen先生为其在芝大的侄女办休学，并控告学校教自由恋爱和共产主义之类的颠覆理论，该事件被《芝加哥论坛报》炒热而迫使伊利诺州的议会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芝大后来洗清冤名，Walgreen先生相信芝大无辜，乃赠送五十万美元给芝大美国中心设立特别讲座，二十年后才由史蒂格勒第一位获得。
[10] 史蒂格勒在1946年本应芝加哥大学之邀受聘教授，却临时有变被芝大排拒，换成弗利曼前往，史蒂格勒乃转往布朗（Brown）大学，一年之后再赴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待了十年，其间芝大曾数次下聘都被他所拒，这段历史见诸史蒂格勒自传和弗利曼夫妇自传（第9章）。
[11] 这段文字引自张五常<我所知道的高斯>，《凭阑集》（香港壹出版公司），页108-111。这里的高斯是香港走人士对寇斯（下文再介绍这位人物）的中译名。达瑞克特是弗利曼夫人罗丝（Rose）的二哥，他的重要性由弗利曼夫妇的自传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所写的“此书献给达瑞克特”也可得到印证。
[12] 这一段有关弗利曼在智利经改事件所衍生的风波，弗利曼夫妇自传有专章记述。
[13] 可参见寇斯<阐释社会成本问题>，《经济前瞻》，34，页107-121；有关寇斯的生平和其为寇斯定理而独战顶尖二十位经济学家得胜的记述，可参见《史蒂格勒自传》第五章，亦可见吴惠林（1995，第19章），后者对于寇斯获诺贝尔奖的感想或许也可供读者想一想。
[14] 关于贝克的成就请见吴惠林<扩展经济学应用领域的奇才—贝克教授>，《经济学的天空》，页151~157，亦可参见吴惠林（1995，第22章）。
[15] 有关卢卡斯的介绍请参见吴惠林〈理性预期旋风来也—卢卡斯教授其人其事〉，《经济学的天空》，页170~176。关于淡水、咸水、折衷（骑墙）经济学派的分析也请见吴惠林（2000，页120~123）。
[16] 参阅张五常<我所知道的高斯>，前引文。对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为何得以蕴育出如此之多的胸襟广阔人物，世人也许对该系存有某种憧憬，的确，在古色古香的古老不起眼建筑里，为何会有不可思议的涵养力，是让人好奇的，有兴趣探知的读者请参见吴惠林（2000，页124~127）之解析。
[17] 在弗利曼夫妇的自传里，也对海耶克的获得诺贝尔奖有些许描述，弗利曼似乎认为诺贝尔奖委员会在1974年本来主要是颁给麦达尔（G.Myrdal）这位具左倾思想的瑞典学者，为了平衡起见，乃挑出右倾的海耶克一起给奖。尽管如此，弗利曼还是认为该奖对海耶克是及时雨，让他重新振作并得到世人广泛知晓。而且，麦达尔和海耶克虽一左一右，但对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失去“人味”，同样不满并严予谴责，两人算是大异中有小同，但此小同却是寓意深远，对经济学的发展是当头棒。
[18] 由米塞斯的经典钜着（无论是篇幅的量或内容的质都值得这样称呼）《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直接了当就以“人的行为”当书名就可知其一斑了。而海耶克更对经济学利用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严予批判。
[19] 1989年6月香港的《信报财经月刊》上，林行止先生写了一篇名为<中国驻美大使索取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共产主义的“照妖镜”>短文。
[20] 有关该学会的详情可见吴惠林<一个崇尚自由经济的学会>，《经济学的天空》，页136~141；夏道平（1989，页248-265）。
[21] 请参见夏道平<海耶克未实现的一个最后愿望>一文，载于《经济前瞻》第27号，1992年7月10日。
[22] 关于海耶克的生平请见吴惠林（1995，第三章前半部）；而其货币学理则可见吴惠林、谢宗林（1997，第三篇）。
[23] 关于布坎南的详细介绍，可见吴惠林（1996，第17章）。
[24] 见夏道平（1989，页279-280）。虽然有人将复数国家解读为包括众多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即使如此，当时的那个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国，也涵括地球的大部分，何况史密斯本意不是如此，由其反对重商主义即知他反对保护主义了。
[25] 见吴惠林、谢宗林（1997，第一篇页36）。
[26] 以上四个段落摘自吴惠林、谢宗林（1997，第一篇页36-39）。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迄今仍然是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和史密斯以及海耶克经济思维的分水岭就在于，新古典经济学逾越了人智的分际，僭拟了超人的能力，乃至把假设的知识当作真知。所谓的“资源配置问题”就是一个显着的例证。“在给定生产力和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研究各种产品的相对（交换）比例如何在市场上决定”如此这般的研究取向，把原本是因果关系的经济理论问题扭曲成数理逻辑问题，而对于此一微妙的扭曲，不够敏感的大多数所谓实证经济学者，就陷入了一个更大的思想矛盾而不自知。这个矛盾就是，经济学者一方面似乎相信“经济体系没有政府管理或中央统一计划，也可以有秩序地运行；价格系统（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协调经济活动，而且还能产生对整个经济有利的结果”，亦即，似乎相信“看不见的手”。但另一方面，他的所作所为却又清楚地透露，自己企图算出协调经济活动的市场价格，好取代那只“看不见的手”；亦即，他们只在嘴巴上相信“看不见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