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各种书体在艺术风格上追求法度严谨、博大精深的境界，其中发展于魏晋南北朝的楷书，在唐代臻于圆熟，光彩大放。唐代有许多楷书名家，他们的作品树立了丰碑巨制，成为后世楷书的典范之作。

在热爱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唐太宗之影响下，初唐诞生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他们的楷书风格都是以王羲之笔势、笔法和气韵为基础，且兼融汉魏碑文之法，追求“冲和之美”的艺术美学和“尽善尽美”的境界，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

楷法极则《孔子庙堂碑》

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是他在六十九岁时完成的成熟之作，成了唐代楷书传世的“千秋至宝”之一。《孔子庙堂碑》展现了唐代正书楷法的时代新貌，被赞誉为“楷法极则”。此作纳气韵于法度，融形质于神采，展现书法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清嘉庆乾隆间的书法家、金石家，翁方纲的《孔子庙堂碑考》指出此碑特色：“以圆笔为主，保存了魏晋人笔意，整体自然洒脱，字体大小错落有致，变化莫测，潇洒灵动。被视为楷法极则。”

为什么要立《孔子庙堂碑》呢？

《孔子庙堂碑考》的内容写些什么呢？从立碑缘起注记中，可以看到是记录了唐太宗尊崇孔子为先圣，并大兴儒学的这一段历史。

据《新唐书》记载，在唐太宗之前，国学中释奠祭祀周公，以先师孔子配祀。贞观二年，臣下上奏，国学的祭典当祀夫子，唐太宗纳谏，尊称孔子为先圣，从而大兴儒学，并奉儒学的道德思想为治世圭臬。

唐太宗大兴儒学的具体作法为何？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国学中学生能通一大经以上的都能被任为小吏，使得“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当时精通儒家经典的人才济济，升堂讲学的达八千余人。想想古今中外，在全世界有多少这样的“大学”？当时唐代的大学成了人才荟萃的国际大学，许多外邦慕名而来，如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都遣子弟入了大唐的国学。

于是，唐太宗命令虞世南撰文并以楷书写下《孔子庙堂碑》碑文。虞世南将墨本进呈太宗。贞观二年十月，碑石勒成，立在长安新孔庙中。碑石高280厘米，宽110厘米；碑文刻写楷书35行，每行64字。

慕名求碑者众多 拓无虚日 碑未久而坏

《孔子庙堂碑》碑成之日即风靡天下，求拓本之人摩肩擦踵，每天都有许多人集结碑下，结果不久就把《孔子庙堂碑》拓坏了。清人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记载：“当时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故未久而坏”，由此可见《孔子庙堂碑》受到世人珍爱的程度。

千金难得一拓

如今传世的《孔子庙堂碑》是唐代之后的拓本。在宋代时，《孔子庙堂碑》唐拓本已经非常难得，一拓甚于千两黄金。据《庚子销夏记》记载，宋代名书家黄庭坚（山谷）是少数曾见过唐拓的人之一，他说过：“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宋人荣咨道曾以三百万钱购唐拓本，为此碑添了一笔希世史话。

唐太宗从虞世南学书法

虞世南的书法老师是同郡的沙门智永，智永是王羲之书艺的传人。虞世南勤学深究，“妙得其体”，在当时就出了名，《旧唐书》记载世南拜智永为师“妙得其体”，从此出名，“声名籍甚”。

宋人朱长文《续书断》说虞世南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世南从（智永）学焉，尽得其法，而有以过之，其隶、行（书）皆入妙品。”

唐太宗爱极王羲之的书法，乃从虞世南学习，《书史会要》有一则故事，可供后人一窥虞世南书法功夫之一斑。

太宗学习虞世南的字，不过写“戈”字之脚老是学不像。有一次太宗写到“戬”字，突发奇想仅写了左半，再令世南补上“戈”，然后拿给魏徵看。魏徵一看便说：“今窥圣上的书作，就是戬字的戈法逼真。”太宗听后，慨叹魏徵的真见，此后学书更加努力不懈。

从以上传世千百年的源起和趣闻中，让我们认识到《孔子庙堂碑》的珍奇成就与虞世南的书法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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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