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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一生活了101岁。他出生于清末，在中华民国时代生活了37年，在中共统治下生活了56年。

中华民国时代，巴金活得像个人样子：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翻译作品、论理作品，都是在那时完成的；那些年，他没有当什么官，只是一个单纯的写作者；他和小他13岁的萧珊相识、相恋，浪漫又快乐。

中共当政之后，巴金说，从1949年至1966年，“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作品”；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中，更是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作品来。他整人、自己挨整、妻子被整死，只有苦，没有乐。“文革”结束后，巴金回首往事，有许多忏悔和反思，生命再次绽放出人性的辉光来。

今天，我们就根据巴金晚年最重要的著作《随想录》等资料，跟大家谈一谈巴金的人生故事。

自由创作在民国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正通顺街一个大户人家，1920年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后来留学法国和日本。

1921年4月1日，他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中篇小说《灭亡》。

在中华民国时代，无论是写小说、出版刊物、翻译作品，都有相对的自由。写什么、译什么、编什么，怎么写、怎么译、怎么编，基本上都是巴金自己说了算，很少受到强权的干扰。

巴金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写作者，1949年前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期，出版了10本长篇小说，10本中篇小说，12本短篇小说集，15本散文集，26本译著，2本自传与回忆录，还有2本论著。

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家》《春》《秋》，都是在民国时代创作的。

紧跟中共整别人

中共建政后，巴金成了作家里的官，而且官越做越大，当过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文革”爆发前，巴金一直紧跟中共部署，投身各种政治运动，参与整过不少人。

1988年5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刘再复到上海参加“文化战略”会议，并登门拜访巴金。他告诉巴金，《文学评论》准备发一篇文章——《评巴金近三十年来的创作》。巴金立刻严肃地说：“千万不要发表，近30年来，我写的都是遵命文学，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巴金还拉住他的手说：“我是愈紧跟愈写得不好啊。”

巴金都写了哪些不愿意再被发表的文章呢？

1955年，中共发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他写过批判老朋友胡风的文章《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写过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作家路翎的文章《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巴金写过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参与了对文艺界知名人士孙大雨、冯雪峰、丁玲、艾青等的批判。

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曾对朋友柯灵等落井下石。

1956年，作家柯灵应统战部和文化部的要求，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不夜城》。“文革”时，《不夜城》被点名批判为“大毒草”。当时上海文艺界领导指名要巴金写一篇批判文章。他写了，发在《文汇报》上。其中写道：

“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地改造自己，你不遵守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不能同工农兵打成一片，不能取得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就不能为工农兵服务。你不为工农兵服务，就要为资产阶级服务；你不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就会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管是有意或无意，你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替剥削者讲话。《不夜城》是这样，《林家铺子》也是这样。”

文革时期被人整

不过，即使再紧跟党中央，“文革”爆发不久，巴金自己也受到了冲击。他被作家协会指令参加“运动”，继而被关进“牛棚”，被抄家、批斗、强迫劳动，被迫没完没了地写交代，过着被称为“牛鬼蛇神”的艰难日子。

各报刊发表批判巴金的文章连篇累牍。比如《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

其中《批判“黑老K”巴金》一文最有代表性。这篇长文共有十五个小标题，诸如：看！美帝怎样为巴金撑腰；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大会上的发言是株毒草；地主阶级复辟的吹鼓手；巴金是一个伪君子，等等，把他批得一钱不值。

在被批斗的过程中，巴金还被送到松江参加“三秋”“三夏”劳动，到奉贤县“五七”干校搬运稻草、抬粪水、种菜、喂猪、搓绳等。

巴金的妻子萧珊也被牵连，频遭批斗。1972年8月13日，萧珊在屈辱中病逝。

晚年难得是忏悔

十年“文革”结束后，巴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虽病魔缠身，他仍以顽强毅力写了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历时8年，共计42万字。

《随想录》最闪光之处有两个：一是讲真话，二是忏悔。

关于讲真话。巴金写道：“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

关于忏悔。“文革”结束后，上世纪80年代，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主题是：我控诉。但巴金作品的主题却是：我忏悔。

他曾经讲：不忏悔，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向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意志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林彪、“四人帮”几个人身上。

不总结教训 文革会重演

巴金的忏悔贯穿在《随想录》中。他写道：

“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20世纪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作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

巴金还说：“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

“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

这样深刻的反思和坚定拒绝中共的再洗脑，正是当今中国人所亟需的。

遗愿未了成憾事

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他写道：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从巴金提出建“文革”博物馆至今，过去近40年了，巴金遗愿未了。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嵩寿101岁。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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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