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相毕士安曾与寇准双剑合璧，因辅佐真宗有功，在历史上留下了荣耀、光辉的一笔。其子孙大多都入仕为官，且孙辈中还有一位，虽说官位不高，也同样青史留名，他就是宋朝的另一位名臣毕从古。

据《宋史翼》记载，毕从古，字几道，是濉阳人。年少时善于筹谋大事，与其他孩子的志向有所不同。景祐元年（1034年），因父亲有官爵，他也被朝廷授予了官职。最初，他掌管过应天府和泗州城的粮料院，也当过婺州的签书判官厅公事（官名，简称“签判”），后来又调到长葛县当县令，不久被升为兖州通判。

毕从古的官职、品阶不高，可他从不去攀附权贵或地位显赫之人。他为人耿直，为官清廉，一生高风亮节、从不徇私。当时与他交好的只有杜衍、范仲淹、包拯、田况、刘湜这五人，尽管他们在朝中担任要职，但毕从古却从未因为私事而有所请托。

范仲淹很看重他，到淮、浙一带办理公务时，为跟毕从古见上一面，还专门去了一趟泗州城。这二人因禀性相投而交谈甚欢，他们对天下事畅所欲言，还在一起商讨政事。毕从古独到的见解常令范仲淹感到欣慰。

毕从古为官公正严明，查案时必不使一人蒙冤。在婺州当签判时，曾让一起冤案水落石出。当地有个孩子叫郭令儿，一直跟叔叔住在一起。有一天，他叔叔杀了同街坊的另一个孩子，又用重金收买了郭令儿的父母，让他们向官府举报是自己的孩子杀了人。

毕从古看卷宗时，发现此案有疑点，就去找太守询问。可太守一口咬定，诉状上写的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他认为真凶就是郭令儿。然而，毕从古走访调查后发现，郭令儿的叔叔身材高大，长得魁梧、结实，且家中富有，而郭令儿只是贫穷人家的孩子，这与诉状上写的大有出入。随后，他找郭令儿问话，也发现他言不由衷，像是有难言之隐的样子。

于是，毕从古向太守提出，把案子移交到别处再审。太守没理由阻拦，只得答应。郭令儿的父母一看谎言要被揭穿，便主动去投案自首。最终，这起冤案被查明，无辜之人也因无罪而获释。这时，之前未查明案情就仓促定罪的太守十分惭愧，他对郭令儿说：“你能死里逃生，全是因毕签判明察秋毫；要是我的话，你就得枉死了。”

那时，侍读学士、兖州知府刘湜正是毕从古的好友之一。他听说挚友平反了冤案，又被升到自己所管辖的兖州当通判，真是喜出望外。从那以后，兖州但凡有案子，就请毕从古去听审，让他来做决断。那些由毕从古审过的案子，从没出过任何差错。哪桩案子有冤情，只要经他再审，就能被平冤昭雪。

刘湜与他讨论有冤情的案子时，常会说：“按照律法条文，这人判有罪是没错的。”但毕从古就会回答：“王法是铁律，但也不能不顾及人之常情，若按常理来判断，这些罪是可以被免的。”说到这儿，刘湜也深以为然，因为最终的事实证明，经由毕从古审理的每起案件都能兼顾王法与人情。对此，刘湜总是很感慨地说道：“律法虽无情，但对于有德行的人来说，也并不是难以触及的。正如毕通判这样的贤士，不也能对律法和刑狱之事了如指掌、处理得恰到好处吗？”

不久之后，毕从古又被调到寿州当通判，还负责管理当地事务。一年秋天，寿州遇荒年、闹起了饥荒。很多百姓见颗粒无收，就成群结伙地闯到富人家中，将仓库里的粮食洗劫一空。

听说下属的寿阳县已经抓了二百人，毕从古便让县令对其中五六个起事的头目说：“今年收成不好，大家怕饿肚子，官府也都知道，可你们不等官府下公文，就擅自闯到别人家里去偷抢粮食，如此目无王法，必难逃一死！”说完，就给这几个人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和镣铐，并让众人看到他们将被处以极刑。

最初，县里的官吏们都不明白毕从古为何要这样说、这样做，还规劝那几个头目，让其赶紧认罪伏法，可他们根本不听。

这时，颍上县也闹起了饥荒，也同样发生了人们成群结伙抢粮的事。当地的县令大笔一挥，在张贴的公文中写道：“如今收成不好，老百姓抢粮是情有可原的，官府不会判其死罪。”他把抓来的盗粮者挨个打了二十板子，就放回家了。百姓见状，纷纷奔走相告：“官府下令了，说今年是荒年，可以去抢粮啦！”随后，当地的富人家就被抢了三天三夜，抢粮之人已多达数千名。相邻几个县也是如此，盗匪猖獗、人数过千，官员们都束手无策。

寿州的知府李顾见治下百姓都成了盗贼，已屡禁不止，就反其道而行之，每天都会当众杀掉几个人。但即便是这样的雷霆之威，也没起到任何震慑作用，抢粮之事终日不减。

然而，就在各地官员都一筹莫展时，之前抓了几个盗匪头目的寿阳县却出现了转机。原来，一听说头目被处决，其他人都感到群龙无首，就再也不敢去富人家抢粮了。被抓的盗匪仍是那当初的二百人。官府对他们小惩大戒后，就统统放回家了。而直到这时，寿阳县的官员们才真正明白了毕从古最初的用意。

毕氏一族从毕士安这辈起，就是淡泊名利的高洁之人。他为官时一直是两袖清风，从不贪图富贵，甚至没有任何私产。据《宋史》记载，毕士安去世后，真宗曾对寇准说道：“士安是一个大善人，平时一言一行都遵循礼法，他谨言慎行、恪守本分，颇有古人的情操与气节。如今这样的人不在了，真是太可惜了！”后来，宰相王旦也奏请真宗，说道：“毕士安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一生谨慎、清廉，虽位居宰辅，私下里却从未置办过任何田产或宅第。自他过世后，其家人服丧未满三年，日子就已经过得捉襟见肘了。后来，他家一直靠借贷为生，现在恐怕更艰难。如今我在朝为官，不便直接拿钱接济；若是陛下恩典，能周全毕家上下，就再好不过了。”真宗听后深以为意，就立刻下旨赐给了毕家五千两白银。

毕士安的风骨，皇帝与他的同僚们都铭记在心；而对于他的孙子毕从古来说，也是一种言传身教。他继承祖父的遗风，为官三十年，连一亩私产、田宅都不曾买过。有人为他家的境况感到担忧，他就告诉那些人：“如果我子子孙孙都是德行出众的人，即使没有田宅，也不会饿死；如果他们无德无才，即使我留下再多土地和财产，他们也会悉数败光的。”他一生与诗书为伴，亦留下了诗文不下二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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