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3年01月31日讯】（中国问题专家横河撰文／唐云舒编译）在中国新一波的疫情中，有大量人口死亡。其中有个现象让人难以忽略，那就是高官和精英阶层死亡人数暴增。

例如，中国工程院官网的信息显示，在2022年12月15日到2023年1月13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该机构有22人去世，几乎是去年去世人数（12人）的一倍。多数去世者的年龄介于80岁至100岁，其寿命已经远超全国平均值了。与省级和省级以上的高官一样，国家级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享有免费医疗和许多其它好处，即使在COVID-19疫情爆发期间，他们也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但是，许多精英人士过去都没有受到过健康问题的影响，为什么却在这时候死亡了呢？在北京放弃“清零”政策、中国疫情失控后，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群体面临高风险呢？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中国的医院里尸体堆积如山，加护病房（ICU）人满为患，发烧门诊前的长龙一眼望不到头。

前中共官员高占祥

在通报出来的中国精英阶层死亡案例中，有一人很引人关注。

官媒新华网1月2日报导，前中共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于去年12月9日去世，终年87岁。报导没有披露更多的信息。

诡异的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悼词说，“这些年来，高占祥一直顽强地在与病魔作斗争，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他戏称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

在中共的等级制度中，高占祥的级别不算高，他这个层级的官员有好几百人。那么，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特殊待遇？而且，在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他如何能够获得“好多”器官？

这可能证实一个传言：高级别中共官员主要依靠年轻人和身体健康者的器官来维持生命。我相信国家级的专家也获得了这样的待遇。然而，在最近的这波COVID-19疫情中，这种特权却成了不利因素。

这波疫情是从北京的医院开始的，很多上了年纪的高级别官员和精英人士在医院里都有预留病房。糟糕的是，做了器官移植手术的人都会使用抑制人体免疫反应的药物，因而更容易感染病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北京突然放弃“清零”政策后的短短几天内，80至90岁的高官和专家纷纷死亡，他们很可能接受过器官移植。

在中国，人命是不同价的。在新一波COVID-19疫情中，全世界的人都见证了中共是如何对待国人并践踏其尊严的。（普通人）不仅缺药、缺呼吸机、缺病房，全国各地连说得过去的葬礼和火化服务都不提供。

疫情期间的器官移植

自2022年12月初以来，中共官方宣布的死亡人数高达60,000（鉴于中共官方一向低报感染数据并掩盖信息，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早在中国爆发疫情初期，2020年2月29日，中国著名的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宣布在无锡成功完成一例COVID幸存者双肺移植手术。在医疗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这名病人为什么能有如此特殊的待遇？

这还不是陈医生在疫情期间操刀的唯一一例肺移植手术。第二例是在2020年3月10日，也就是COVID-19疫情最先在武汉市爆发后不久做的，陈医生在两天内就为病人找到了器官供体。

还有一例是在武汉做的。陈医生于2020年4月18日到达武汉，第二天给病人做了检查并证实需要做肺移植手术。第三天，也就是4月20日，手术即告完成。这意味着，陈医生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获得了供移植的器官。

四天后，陈医生在武汉又做了两例肺移植手术。两位病人都因感染COVID-19出现肺衰竭。对于这两次手术涉及的器官来源、医院、参与的医生以及病人的身份，外界都有质疑声。一次手术是在武汉封城期间做的，另一次则是在武汉刚刚解封后做的。那个时候大多数COVID-19患者连诊断试剂都拿不到，医疗设备也很紧缺，谁能在等待肺脏供体期间获得体外膜氧合（ECMO，香港译为人工心肺，台湾译为叶克膜），或者（其它）生命支持装置？

再者，即使按照中国的器官移植指南，在疫情期间也不应该做移植手术。一般来说，急性传染病患者，尤其是肺部感染者不宜做器官移植；由于这类病人可能处于感染期，医生和护士都非常谨慎。此外，由于肺源短缺，一般不建议给结果无法保证的病人做移植手术。因此，这类移植手术往往得不偿失或者干脆不该做。

中国媒体报导说，上述病人没钱也没权。那么，移植手术只能归入“981领导干部健康工程”了。这类移植不是为了拯救患者生命，而是实验性的，为的是让医生积累经验，在必要时为显要人物做手术。该工程是301医院（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在2019年的一则广告里首次披露的，其目标是把最高层领导人的寿命延长至150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器官移植“掌门人”、前卫生部部长黄洁夫退休时只保留了两个头衔：中国器官捐赠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其唯一职责是照顾好最高领导人的身体。

中共领导人长寿，似乎和器官移植有关。

器官移植旅行

不只是中共官员、超级富豪和精英人物有器官移植特权，和中共统战部有关系的海外人士，也因其向中共效忠而获得犒赏、可以分享一点这方面的特权。

例如，美国旧金山政治和社区活动人士白兰（Rose Pak），是中共统战部在美国的头号拥护者。她曾是统战部海外组织——中国海外交流协会（China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的常务理事。2016年，白兰前往中国做肾脏移植手术。很不幸，她返回旧金山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该事件涉及好几个问题。白兰当时没有工作，哪来那么多钱做器官移植手术？作为美国公民，她是如何在中国获得器官供体的？

以色列、台湾、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已禁止公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英国也修改了生物伦理法，阻止等待器官的英国病人前往中国做移植手术。

美国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做？

器官是从哪里来的？

从2000年（即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第二年）起，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开始蓬勃发展。2006年，由政府支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被曝光。2019年，英国的一个独立“”得出结论：大规模活摘器官的行为在中国已发生了很多年，为了向移植业供应器官而进行的杀戮活动至今仍在持续。法庭指出，主要的受害者是被拘押的法轮功学员。

北京坚持说大部分器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来自被处决的死刑犯。但是，过了9年中国才有了一个虚假的器官捐赠和分配系统，主要用来搞国际公关。他们做得很成功，全球器官移植界，主要是移植学会（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取消了对中国的相关限制，并且认可了中共的谎言。国际移植界的背书进一步鼓励了中共。

在没有一个有效的器官捐赠系统的情况下，中共的移植业务继续扩张。然而，良心犯的器官供应是有限的。在中共政权的保护伞下，地下器官摘取和交易活动兴起。从2013年到2017年，有100名大学生离奇失踪。尽管中国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这些案子却一个都破不了。很多中国人相信，这些失踪案和器官摘取有关。

最近，青少年失踪问题又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受害者之一是江西省铅山县的中学生胡鑫宇，他在上学期间失踪。监控录像缺失了可能包含失踪线索的片段，大概是被修改了。该案现在还未侦破。当局也无意破案，只是企图让受害者家人闭嘴。有关该案件的说法有好几个非官方版本，其中多数都怀疑胡鑫宇失踪和器官摘除活动有关。

原文：刊登于英文《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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