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地方供销社的主任，人称“郑大爷”。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供销社是取得基本民生物资的唯一渠道。基层供销社主任就是一个独霸一方的小国王，而我就是这个小王国中的“小王子”。当前供销社的死灰复燃，引发了我一串串对过往的回忆和反思。

供销社在中国大陆又高调卷土重来了。

“供销社”这个久违的名字对我却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三个字。我从9岁开始直到大学毕业，就一直在供销社的环境中长大，我见证了中国供销社时代的“春秋鼎盛”，也目睹了它最后的凋萎没落。

在“计划经济”主导的中国，供销社系统曾一度主宰了地方经济的命脉，每片区域的供销社就像一个地方的小王国。一个基层供销社一般也就几十号人，但是王国虽小，却是整个社会的时代样板。而我就是这无数个小王国中的“小王子”。

我的父亲是共产党建政后最早的一批商业干部，被文革中断了升迁之路后就下到基层当了一个地方供销社的主任。在靠近老家的村庄，由于我父亲在家族中辈分高，庄户人都称呼他“郑大爷”，结果周围人也就跟着习惯叫他“大爷”。

可惜，“大爷”已经过世几年了，不然我倒很想问问他这个老供销，对新时代的供销社“复辟”有何感想。毕竟大爷在那个小王国中也曾是个一言九鼎呼风唤雨的存在。

供销社王朝的序幕

我所记得的王朝序幕还要拉回到“伟大领袖”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年纪尚小，只记得家家户户人人都要戴黑袖章，胸前别朵小白花为老毛吊孝。本以为“太阳”陨落了，天会塌下来，不曾想随后不久就锣鼓喧天庆贺包括老毛遗孀的“四人帮”的倒台，国内各项政策也开始陆续松绑，整个社会反而因为老毛的死而罕见地展露出生机。各地的商业流通也逐渐活跃起来，供销社的地位日渐显着。

我父亲“郑大爷”读过私塾，能写会说，1949年以后被共产党政府拔擢为干部，20刚出头就做了县商业局的人事股长，很快就又被调到区一级锻炼准备进一步升迁，不曾想文革开始后提拔他的区委书记被打倒，他也受到牵连被贬到一个乡的党委里做宣传委员。

我们家有六个孩子，我是老六，上边是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几个姐姐因为文革都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七十年代末，姐姐们都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都是农村户口，又没有正式工作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父亲为此很伤脑筋，并做出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懂商的父亲靠着敏感的商业嗅觉看到了供销社的前景。他借助以前在商业局留下的人脉调回商业系统，并拿到了在老家地区供销社当主任的职缺。

供销社主任就是一个独霸一方的小诸侯，我父亲走马上任之后就把几个姐姐安排做了供销社的临时营业员，解决了她们燃眉之急的工作问题。我们家也就此搬入了供销社的家属大院。随后几年，也真的像我父亲预测的那样，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生产的进一步放宽搞活，供销社很快就进入了炙手可热的鼎盛时代。

众人攀附的大爷时代

记得我们家搬入供销社以后，每到吃饭时总是很热闹，七姑八舅的，每天都有亲友熟人到我们家拜访。连以前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的人都会冒出来认亲戚，拉关系。一进门就大爷长大爷短地唠个不停。来访的人总会带点土特产之类礼物，推又推不掉，就只能留人吃饭，客人也就顺梯留下等主任回家吃饭时谈事。所以我们家每顿饭都做的是大锅饭，以防有不速之客突然到访。

按理说都是凭钱买货，为什么还要来认“大爷”找主任呢？

这得要从供销社的性质说起。供销社虽然看起来就是一个卖东西的商场，但它却不仅仅是一个商场，而是政府施行“统购统销”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很多关系到基本民生的重要物资和商品都要通过供销系统来统一供应和销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供销社几乎是取得这些物资的唯一渠道。

那时候的商品好像不存在贵不贵的问题，一般人家想买几乎都能买得起，但是存在一个能不能买得到的问题。很多现在看起来很普通很便宜的商品在那个时候你却是想买都买不到。所以供销社才成了“大爷”。

在我的印象中，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很多东西都是要凭票供应的。什么东西都可能紧缺，包括白糖、烟酒、化肥都要靠主任批条子才能多买。记得我还曾经被人鼓动，模仿我父亲的笔迹帮人批了一张买化肥的条子。

不像现在结婚要车子、房子、票子，那时候结婚的三大件还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而这些三大件都要从供销社获得，像当时上海产的名牌产品每次供销社进货都有限额，所以每次到货的时候都是众目睽睽，必须得到主任的当面首肯才能买到手。我哥的同学考上大学靠我哥哥说项买到了一支南京钟山牌手表，让他的亲亲友友们惊羡不已。

那些年，供销社不光在销售上有特权，在收购上也有特权，每年一度的棉花棉籽收购都是供销社创收的独家生意。每个供销社都有一个专属的收购站负责收购业务。

我父亲管辖的这个供销社由于进货渠道多元，名优品牌丰富，把相邻供销社区域的顾客都吸引过来购货，在供销系统内连创营销佳绩。“郑大爷”的名号在四乡八邻都叫得很响。父亲每次领我们回老家祭祖的时候，一路上，“大爷”“大爷”的打招呼声都不绝于耳。

这样的大爷时代一直走到八十年代末。

大爷迟暮 王朝崩裂

供销社兴旺了大概十年左右，那时我的三个姐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我和两个哥哥也都考上了大学，而我的父亲也走过了他的壮年，往六十岁上走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个体等私营经济已大幅开放，物资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匮乏，供销社已经不是商品资源流通的唯一渠道了。大大小小的私营店铺已遍布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供销社在乡镇地区还保持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一枝独秀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这个时候的结婚三大件已经进化到了冰箱、彩电、洗衣机，但这些已不是供销社特有的紧俏物资了，也无需主任开条子了。

我父亲年老了，他先后提拔了两个预备接班的副主任都在他退居二线后背叛了他。以前跟得很紧的那些下属，包括他亲手招进来员工，哪怕还有一些沾亲带故，满口喊“大爷”的人都随风跟了年轻的主任，对我父亲和俩个留在供销社的姐姐落井下石。

而在我们家里，我们三个读大学的男孩也和我父亲产生了一些理念上的冲突。我父亲是老共产党员，还当过很多年党的宣传委员。1989年初，我们回家过中国年，发现我父亲居然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上了对联。向来不敢和父亲顶嘴的三兄弟第一次和家庭权威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我父亲觉得家庭经济状况转好是党的政策好，我们能上大学也是因为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得感谢党，感谢邓小平。而我们则争辩说，不是党养活了我们，而是我们养活了党，不是党恩赐我们权利，而只是党归还了我们应有的权利。

争辩并没有输赢结果，但是我父亲最后还是部分妥协了，看着我们把对联换掉也没有阻拦。随后不久就发生震惊中外的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中共开枪镇压学生的血腥事件。一个以前对我父亲鞍前马后贴得最紧的供销社司机居然在我们家门口大喊：“大学生尾巴翘上天，统统都该枪毙”。幸好，我们三兄弟最终都平安回家，让父母宽慰了不少。大哥六四当天就在广场上，他身边就有人中枪倒下，他还带回一堆死伤学生的现场照片。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供销社主任，一旦放下权力，也是人走茶凉。大爷的供销社小王朝也和大爷一样走向了落寞。此后的供销社因为效益越来越差也渐渐四分五裂，失去了往日大爷当政时期生机勃勃的景象。

大爷复出 难挽颓势

到了九十年代，一波“一切向钱看”的商业化浪潮进一步席卷了全国。失去了计划经济政策支持的供销社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优势全无。不少供销社网点已徘徊在生死线上。

供销社系统的上层领导有几年都是靠卖主任职位来捞钱的。只要你逢年过节给大领导勤送钱勤进贡就让你把别人替下来当主任。可是想当主任的人也是为了捞钱，本来就效益不好，你再捞一把，那这供销社更难以维持了。供销社倒了，那领导的财源也就没了。结果，我父亲在退二线清闲了一段时间后，又被请出来当主任。大爷复出了。

这就说到我父亲是如何退二线的。大爷自恃资格老，名气大，业绩好从来不给领导上贡，领导还得经常把他当先进捧着他。但是领导眼看着一块肥肉却长期吃不到嘴最后也恼了，就以年龄为原因，让他只当书记退二线，罢了他主任的职。现在肥肉变成了骨头没油水了，又把他当成能人请出来救急。

到这个时候，周围的人已经更习惯喊他“老头子”而不是当年的喊“大爷”了，对他是多了一丝钦佩，少了一份敬畏。但他的复出只是让他的供销社免于倒闭，还能养活一帮员工。要想凭他个人的能力恢复供销社的荣景几乎是天方夜谭了。即使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光凭他在共产党体制内养成的那套营销路数已经落伍了。

到了1995年，他到了正式的退休年龄也就心灰意冷地退休了。巧合的是，供销社的时代也随着父亲的退休悄然落幕了。据说，后来那个供销社被分成几块承包了出去，变成几个个体户。要是现在再去看的话，可能破旧得就像个古董。

大爷的结语

大爷已经走了。在最后一次和他过年通电话的时候，几乎从不认错的父亲破荒地跟我们说：“我错了，你们是对的。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了，现在说后悔的话已经没有意义了。”也许父亲还记着以前和我们争辩的事。他可能还在为文革中遭受的打压不平，为共产党向他引以为傲的孩子们开枪感到震惊，对党官们贪得无厌的嘴脸感到厌恶，对自己的下属争权夺利恩将仇报感到寒心。也有可能他在为自己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供销系统的惨淡结局感到不值。

供销社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已经作古了，它是物资匮乏、经济困顿时期的宠儿，是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一山不容二虎的对头。供销社的死灰复燃引发了我一串串对过往的回忆和反思。我想，即使大爷现在还在世，他也不会对供销社的回归感到欣喜，毕竟，谁都不愿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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