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2年07月08日讯】

前言

“燕子”，是我父亲给我母亲的昵称，自他们相识的1935年，直到父亲他老人家离世的1995年，六十年间从没有变过，这也是为什么我父亲一贯以“燕夫”为笔名写作﹝主要是诗作﹞的原因。

当然，父亲是军人，他交付给国军各军事期刊的稿件﹝有一部分是译作﹞，多半是军事﹝国防策略，战术或战役研讨﹞性质的，当然得要为其论述负责，所以使用的皆为自己的原名──“谢肇齐”。

至于我父亲为何会以“燕子”称呼我母亲，那得要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谈起啰。

“燕子”与“燕夫”的青岛相亲记

父亲于1929年去英国留学，四年后的1933年秋始返国，随即进入母校﹝黄埔军校﹞任少校兵器与战术教官，贡献所学之际，还兼任了“队职官”。在这儿我也顺便解释一下“队职官”这名称，那是管理军校学生日常作息中、较低阶的各级军衔，譬如学生队的团、营、连级之军官等。

第一批归国军事留学生﹝皆为黄埔六期﹞，出国时是少尉军官，返国后无一例外，全都连升三级﹝少校﹞。由于我父亲在英国皇家军校之专长是装甲兵，所以一年后﹝1934年﹞当陆军机械化学校﹝装甲兵学校之前身﹞在南京成立时，他就被调到装校，成为该校少数创校人员之一，不久后晋升中校。

之所以会“讲”这些琐碎事，只是想告诉你，1935年当“燕夫”展开热烈追求“燕子”时，于众多“好逑”君子中，我父亲为何得以脱颖而出，“赢得美人归”的主要原因──他的资历与教育背景，就是要比“竞争对手”们要高上一大截。

话说我母亲自北平师大女附中转学到青岛女中就读后，在她班上算是比较“全能”的学生之一，且不提她自幼即品学兼优，在体能方面也丝毫不落人后，不但是学校游泳队的成员之一，还在青岛市的中学运动会中，“身轻似燕”地拿到过女子组跳高冠军，这应当是“燕子”之名的由来。

那时青岛有两所培育海军人员的军事学校，海军航海学校﹝以下简称青岛海校﹞与海军电雷学校﹝电机与水雷﹞，青岛海校就是日后设于台湾高雄左营的海军官校之前身，父亲之主要“竞争对手”，应该是来自这两所军事学校。

青岛海校是孕育军官的摇篮，国府迁台后，有约三十年的光景，连续几位担任过海军总司令者，皆为青岛海校出身。其中一位佼佼者，是日后曾担任过海军总司令、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的海军四星上将宋长志将军。我之在这儿特别提到宋将军，因为他是我父亲极少数跨军种的好友之一。

在“松街的故事之三”，我也曾提到过几位母亲在青岛女中的同班同学，其中一位是卜庆葵﹝她与我母亲是结拜姐妹﹞，她与夫婿徐升平，就是在青岛结识的，徐升平是当时在青岛海校的学生之一。尤有甚者，他与宋长志将军是海校同时期的在校同学﹝因时局变动太大，青岛海校六年中，总共只孕育出三期的毕业生而已﹞。

青岛女中是青岛顶尖的学校之一，其高中部学生﹝尤其是高三的﹞也是海军学生们交友之主要对象，日后得以结为连理的，应当不止徐升平与卜庆葵这一对，卜阿姨与我母亲在台湾时的交往十分密切，早年在我们家中，不时可见他夫妇俩之身影。

母亲自幼失怙，辗转在各亲戚家中长大，那时是住在她的九舅﹝我的九舅公范新怀﹞家中。交大电机系毕业的九舅公，当时在青岛电信局任工程师，收入尚丰，不但接纳了他的甥女﹝我母亲﹞到青岛来受教育，还将他在湖南长沙的父母﹝当然就是我母亲的外公与外婆﹞接到青岛来奉养，老中青三代同堂，对我母亲而言，那是她成长时期最温馨的一段日子。我母亲仪容出众，又是品学兼优的运动健将，所以当年在她青岛家门口的“站岗君子”们当不在少数，九舅公就负责“筛选”他们。

九舅公是家中长子，也是范氏家族中出名的孝子，家中之“大事”皆由他作主，而那些守在家门口“站”我母亲“岗”的诸君子，泰半不合他意，准许跨进家门的没几个，再加上我母亲早就以“进大学”为首要目标，高三功课吃紧，那有时间浪费在“交友”上，直到‧‧，直到我父亲的出现。

我父亲的出现亦非偶然，是经一对夫妇介绍的，他们是龙灵﹝父亲黄埔岛上同期还又同连队之好友，日后的国军将领﹞与禹竹筠﹝母亲在长沙女中初中部的同班同学﹞，龙将军与我父亲都曾是南京的中央陆军官校的同事﹝在我父亲被调到机械化学校去训练中国的第一批装甲兵之前﹞，经禹竹筠之“强力推荐”，我父母先结为笔友，几封信后，他俩就发现对方都是幼年丧父，成长之环境十分艰难，这相似的家庭背景，也加深了他俩之间的相互倾慕，仅一、两个月后，我父亲就决定坐火车到青岛去相亲。当年没有高速铁路，由南京到青岛，大概最快也得要坐上十几二十小时的火车吧？父亲八成是请了好几天假才得以成行。

约定相亲的那天是礼拜天，父亲一早就盛装﹝西装﹞以赴，首次见面，两人给对方的印象都非常好，我母亲的外公与外婆对我父亲赞不绝口，直夸他举止稳重，仪容整齐，谈吐不俗。但他俩的长子﹝我的九舅公范新怀﹞则比较“挑剔”些，他嫌我父亲比我母亲年长十一岁﹝其实是十三岁，父亲还多瞒了两岁，他是1905甲辰龙年生的﹞，但我父亲当时刚升任装甲兵中校，又是属于“凤毛麟角”的留英返国的军事留学生，再怎么“挑剔”，也还是他甥女婿的上上之选，所以九舅公也极力促成这段姻缘。

话说当天众人在客厅相谈甚欢之际，门外突然有“男声”响起，在呼叫我母亲的名字，九舅公可能早已习惯了这些“站岗者”，脸色一整起身应门﹝没有开门﹞，隔着门告诉“那小子”，今天家有远客造访，“莉丽”不能外出。

那个年代连电话都不普及，更何况手机呢，也不知道男女约会是如何订的，就这样一个早上，吃了九舅公“闭门羹”的小伙子居然有三档次之多，他们可能都是青岛海校的学生。此刻我父亲心中已了然，“莉丽”的追求者众，捷足者先登，只得加紧他的“攻势”。

“燕子”与“燕夫”成婚于南京

回到南京，我父亲给“莉丽”的情书已开始称呼她为“燕子”，他俩结婚后，我父亲发表诗文时，就得意地使用“燕夫”这笔名。

您看倌也别被“燕子”之名给唬啦，我相信母亲绝非什么运动健将，那时候“腹滚式”或“背滚式”跳高尚未“发明”，以那传统“燕剪式”的跳高，她若是能跳过一米的高度，就算是很了不起的啦。

言归正传，我父亲在短短几个月内，坐了三趟由南京到青岛的“慢火车”，加上每周两、三封的情书攻势，我母亲“招架不住”，高中毕业后，就与父亲于1936年7月4日﹝恰巧是美国的国庆日﹞在南京成婚，母亲当时尚未满19，而父亲却已32岁了。婚礼的证婚人是他的直属长官，“中国装甲兵之父”徐庭瑶上将。

徐庭瑶将军战功彪炳，曾得过青天白日勋章，是抗日名将，对我父亲而言，有“知遇”之恩，国府迁台后即退休，家住台中﹝当年的主要装甲兵基地﹞。我在台北建中读高三那年，父亲驱车载绛妹﹝我的堂妹谢绛光，请参阅我“读建中那一年”一文﹞与我返家过农历年，年初三开车回台北时途经台中，父亲曾顺道去徐府拜年，那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次见到徐将军，印象颇深。

“燕子”当初答允这桩婚事是有条件的，她要求婚后得让她还可以去读大学，“燕夫”对此毫无异议，他自己就是苦读出身，资助妻子拿个学位是理所当然，唯一的限制是，这所大学得就近设于南京﹝以免分居两地，有感情生变之可能性﹞，还必须是间女校。

当年设于南京的唯一女子大学是京陵女大，所以我母亲于1937年六月中，轻松地考上了京陵女大，岂料放榜几周后，抗日战事就爆发了。1945年八月日倭虽然无条件投降﹝与参战各国签有正式降书，绝非鬼子们厚颜称之为“终战”的历史事件﹞，但国共内战随即展开，我母亲就此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抱憾终生。

“失而复得”的老照片

我已多次为文，细述那极度动乱的年代中，我们一家四口是如何避难的，最糟的是在逃离广州市时，所有父亲之日记﹝历年来断断续续写的﹞、文稿与诗作，还有数百张家庭与亲友的照片，全都散失在战乱中。

大陆变色后，我们一家四口被困在九龙的难民营约十个月，直到1950年初秋，始拿到国府寄来的“入台证”与船票，离开了牛池湾那间在下大雨时，屋顶会叮咚作响的简陋铁皮屋。到达基隆港时，在码头接船的，正是“燕子”与“燕夫”这世姻缘之牵线人──龙灵将军夫妇，我们在台湾的头几个礼拜，就暂住在他们位于台北市泰顺街的陆军总部眷村宿舍里。

在龙家的某晚，“大人们”晚饭后闲聊，我父母亲提到他们仓惶逃离大陆之际，那些散失在广州的早期照片，正不胜欷歔时，龙伯母回房搬出他们的家庭相簿，翻出了近十张我们一家的老照片，全是我父母亲当年寄给他们作纪念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张，是我父母亲的结婚照。看到这些“劫后余生”的照片，大概也忆起这两年多来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我这“燕子”母亲激动得当场飙泪，我那时虽然才只六岁，但脑子里已烙下毕生难以磨灭的记忆。

那几张照片中，还有一张是母亲与我在青岛市金口一路14号庭园中之合影，斯时我尚未满三岁，父亲当时正在美国堪萨斯州的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受训一整年，我们母子三人与褓姆张嫂，就借住在七舅公范澄川﹝青岛市十三间纱厂的总厂长﹞的超大型宅院里，这也是我手中现存最早期的一张自己的照片啦。

综观我父母亲这一生，有两对与他们关系非常特殊的夫妇，第一对是前面提到的龙家夫妇，那是因为他们是双重的同学，父亲与龙灵将军是黄埔岛上同连队的同学，母亲则与龙伯母禹竹筠在长沙女中初中部同班。

第二对夫妇是陈庭缜将军与陆素影夫妇，陈将军不但是我父亲在黄埔岛上的同学，还是同时期留英﹝英国皇家军校﹞的同学，陈庭缜将军之事迹，我已在“国府早期的军事留学生”一文中略述，他是与日后主导中山科学院的唐君铂将军﹝台湾版的钱学森﹞并驾齐驱的军事科学家，可惜他不及随国府去台湾，陷共后迭遭清算斗争，虽受尽折辱，但幸得善终。他的夫人陆素影，则是母亲的青岛女中高中部同学，她俩之间的故事，我已在“松街的故事之三”中详述过，请读者自行参阅。

我父母亲对龙灵将军夫妇之撮合他俩，是终生感激的。1988年我因公返台北，惊闻龙伯伯数月前因车祸﹝居然是在一间商店的骑楼下，遭一辆摩托车撞伤﹞，导致行动不便，长期住台北荣民总医院疗伤。其实那次返台我行程满档，但当父亲告诉我，已丧偶的龙伯伯时日不多时，我毫不犹豫地推辞了一个晚宴，随父亲到石牌荣总去探望他。上次见到他老人家是1969年8月，在我负笈美国之前去他家辞行，时光匆匆，已二十年未见过面，

下了公车﹝我们不是有车阶级﹞，父亲熟谙地带领我进入荣民总医院龙伯伯的病房﹝显然他常来﹞，他老人家正斜坐在病床上闭目养神，父亲上前轻轻地将他推醒，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当天别的事我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两位毕生挚友在临别时，眼角都是泛着泪光的。

在回程的公车上，邻座的父亲神情肃穆，没多说话。我那年才四十出头，尚属年富力壮，不能深刻体会到老人家的心情，如今年近八旬，终于了解到，在眼见﹝或是得知﹞老友即将凋零时，那份“江水东流”的萧瑟感。

仅数月后，龙伯伯就辞世了。

与海军宋长志将军结为好友之经过

时间点回到民国四十四年，斯时我父亲在黄埔军校第五任校长任内，正值黄埔仿美国西点军校，改为四年制时的第二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父亲难得地结识了一位不同军种的好友，他就是当时的海军军官学校校长宋长志将军。宋将军日后由海军总司令，一路迁升至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在台湾军界是位知名度颇高的人物。

黄埔军校改制的艰辛历程，与我父亲在改制期间所承受之压力与委曲，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带过的，以后在适当时机，我会参照父亲遗留的文稿，还原这段珍贵的改革历史，移交给国军军史馆保存，这也是几位父亲的挚友们对我的期待。

黄埔军校在民国四十三年改制时，在学生的课程中，仿美国西点军校学制，增加了“数理”与“工程”项目后，原有的师质已不够承担，当时高雄地区没有四年制大学，所以也请不到合格的教授来上课。

所幸台南工学院﹝国立成功大学前身﹞院长罗云平﹝日后我读成大时的校长﹞鼎力相助，策动工学院教授们远道来陆军官校兼课，还曾应邀亲自来凤山数趟，协助陆官编排理工课程，在我父亲遗留下之手稿中，罗校长之古道热肠让他非常感动，也是他生平最景仰的学者之一。

所以当海军军官学校于民国四十四年改为四年制时﹝晚陆官约一年左右﹞，校长宋长志将军一定也是同样被学制与师质问题，搞得手忙脚乱。

呃，不是在讲“燕子”与“燕夫”的故事吗？为何会扯到看似毫不相关，那陆官与海官改制的事呢？

由于宋长志将军在我母亲就读青岛女中时，正是青岛海校的学生之一，前段提到的徐升平﹝与我母亲的青岛女中同学卜庆葵日后结为连理﹞，就是他的海校同学。徐、卜联姻也不是巧合，那是我母亲另一位青岛女中同学徐莲牵的线，而徐莲正是徐升平的亲姐姐。这里我所提到的几位，后来都到了台湾。

青岛海校有第三、四与五期的毕业生，其中包括三期的马纪壮与刘广凯，四期的宋长志，五期的邹坚，这四位皆曾前后担任过中华民国的海军总司令一职。青岛电雷学校也出过一位日后的参谋总长，他就是黎玉玺将军。徐伯伯﹝徐升平﹞在海军中之期别甚高，这一票海军总司令级人物，都是他在青岛海校时期的同学。

这儿还有件值得一提的往事，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有两艘被困在长江的海军军舰，冒着江阴要寨之共军猛烈炮火，成功地突围归队，海校四期的宋长志﹝逸仙舰，国府自建之轻巡洋舰﹞与白树棉﹝信阳舰，接收自投降后的日本海军﹞当时就分别担任这两舰之舰长，他俩的忠勇爱国之忱，时至今日仍让我思之而肃然起敬。

这两位海军将领，日后曾先后担任过海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合共长达九年﹞，作为下一代中华民国海军军官养成摇篮之表率，他俩当之无愧。

我与白树棉将军相当有缘，在我读建中高三那年，曾与他同住在台北大直三军联大的一栋军官宿舍中，生活上有不少互动，请参阅我那篇“浮生六记所衍生的故事”一文。

逸仙舰与信阳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海冲突中，皆为我方之主力舰艇，立过赫赫战功。中华民国的海军健儿们一向劳苦功高，我服役的1968到1969年，曾被调驻外岛﹝马祖东犬岛﹞，在惊涛骇浪中由中型“美字号”换乘小型“合字号”登陆艇赴东犬抢滩，我们这群空军高炮部队的几十个“菜鸟”乘客，都惊吓得有“世界末日”之感，艇上的海军健儿们则个个身手矫健，熟练且镇静地协助我们安全抢滩，对他们而言，这显然还是小场面﹝因为至少不是在枪林弹雨中﹞。请参阅拙作“服兵役的那一年”吧，我有详尽叙述过的。

大概因为是同学之关系，徐、卜夫妇俩成为宋长志将军的长期密友，而徐莲、卜庆葵与我母亲那时都住在台湾南部，她们三位在青岛的年代就已是结拜姐妹，本来关系就极为密切，在台湾自然更是时相往来的“姐妹淘”。徐莲是徐、卜家孩子们口中的“大姑”，不过久而久之，也变成我们谢家兄弟俩口中的“大姑”啦！我在台南成功大学读书时，“大姑”正好住在台南机场附近，就近照顾了我四年，我时常受邀去她家“打牙祭”，她老人家也是我此生非常感念的长辈之一。

就因为这层层叠叠的私人交情，当宋长志将军在海军官校改为四年制时，我父亲跨越军种，帮他解决了不少师质、设备与课程问题。宋将军与我父亲一样，都是十分重情义的人，他日后贵为参谋总长、国防部长，而我父亲早已是一介平民，退伍后在台北的几所学校教英文，但当他有私人宴会时，我父母都还常为他家的座上客，交往密切。

扯出这段似乎毫不相关的“琐事”，无非是为下段故事作“引子”。

观赏平剧时发生的趣事

下面这段往事，是2012年母亲在松街疗养院的病房里，精神尚可时讲给我听的。

那个年头，平剧﹝京戏﹞还相当流行，陆海空三军分别有专属的陆光、海光与大鹏平剧队，在各军种驻防地巡回劳军演出。宋将军与我父亲成为好友后，会互请对方来各自的军校看京戏或是影歌星劳军晚会，每年总有好几次。有一次﹝应该是在1955年﹞由海光平剧队担纲，在左营海军官校演出，我父母亲应邀观剧。

平剧演出当年也算是盛事一桩，我父亲的一票喜爱平剧之好友，包括刘安祺将军与陈叔同先生等在内，也必定列在观众席中。我曾在众多文章里提过刘安祺将军，陈叔同先生则是文人，是当时台湾新生报社的南部版主任，他与我父亲大概是在高雄某诗社的吟诗活动中结识的。

叔同先生是陈布雷先生﹝先总统蒋公在大陆时期之文胆﹞的亲弟弟，1950年代晚期至1970年初，也曾长期担任过蒋公之机要秘书。叔同先生非常讲义气，1990年代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与“中外杂志”上，各有一篇叙述我父亲当年“行事作风”的正面文章，就是由他老人家提供内容，甚或是亲手执笔的。

那一次平剧演出地点既然是在左营，可以想见台下大部分观众是海军人员。军中是讲求阶级伦理的，所以我父母亲是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其他的则依官阶之高低，依序坐在后面几排，卜庆葵则随夫婿﹝海军上校徐升平﹞坐在第二或第三排。

平剧晚会上，坐在徐伯伯旁边的是另一位与他在青岛海校时期的同学，官阶亦为上校，这位军官刚刚才从台北大直的海军总部调到左营军区任职，有点儿“人生地不熟”，平剧开演不久，这位上校军官忽然惊讶地瞪大眼睛，与徐伯伯“咬起耳朵”来。

“你看，坐在第一排的那位女士，好像是当年青岛女中的那个‧‧余莉丽‧‧？”

“对！就是她！”徐伯伯笑弯了腰，立刻当笑话讲给身旁的徐伯妈卜庆葵听。

“那位坐在她旁边的是谁？”他又问，我父亲当晚穿着便服。

“是她的先生，陆官校长谢肇齐。”这会儿是徐伯妈回答的，因为徐伯伯早已爆笑得讲不出话来啦！

直到今天，我还在猜想，这位上校是否就是当年我父亲到青岛相亲时，造访九舅公家的三位“男生”之一。我当然曾经问过我母亲这人是谁，但她老人家只是含糊地岔过话，说她早已记不得啦﹝我当然不相信﹞。

附带一提，徐伯妈卜庆葵之职业生涯相当杰出，曾为屏东县选出的两届省议员，也长期担任过省立屏东女中与省立彰化女中的校长，自是桃李满天下。

题诗纸折扇的故事

我父母亲虽然不算是年龄差距太大的“老少配”，但还是相差了十三岁，所以在他们一甲子的相处中，总是父亲呵护着母亲，偶有争吵，也是父亲让步的时候多。

父亲让步的方式，是写首诗讨她欢心，父亲的诗一向对仗工整，绝非打油诗，遇有母亲十分中意的诗，父亲还会去买把纸折扇，以毛笔题诗于上，还得意洋洋地署名“燕夫”。他对外投稿﹝非军事性质﹞时，也是用“谢燕夫”之笔名，显然是以身为“燕子”之夫为傲。

这些被父亲题过诗的纸扇，有十好几把，母亲可是把它们都珍藏在一个上了锁的壁柜里，从不轻易示人。可惜的是，我们于1965年黄历年过后，由凤山搬迁到台北，在打包行李时，才发现那些父亲题过诗的纸扇，已被白蚁蛀得七零八落，不堪保留啦。

我这“燕子”母亲此生最大的遗憾，还是那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失去读大学的机会，我去台南读成大时，或许刺激到母亲“奋发向上”的某条神经，她开始在台北的一位颇负盛名的中医师陈怡魁那儿学习针灸与中医医理，还拿到了正式的针灸师执照。我于1969年离台负笈美国数年后，母亲也因通晓英语﹝我父亲是她的多年家教﹞，被一位对中医针灸非常有兴趣的美国医师聘请，于1975年来美行医，当时她老人家已经五十七岁啦。

约六年后的1981年，母亲在通过加州第一次举办的针灸师验证考试之后，已不需在西医监督下施针，她日后迁居华人聚居的北加州，在湾区各处自行开设针灸诊所，一直工作到1998年。父亲虽然英语流利，但不愿移居美国，想是思乡情浓，一心以为将来由台湾回家乡福建武平探亲要方便些﹝惟始终未成行﹞。“燕子”与“燕夫”就这样分居两地，母亲每年返台两次，每次只不过短暂地停留两周而已。

所以，当我于1980与1988年，两度“旋风式”地因公短暂返台，与独居台北的父亲见面时，都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在那见到久别儿子时的兴奋情绪后面，有着一份隐藏不住的落寞神情。

1992年，生活上已难以自理的父亲，终于被我们“架”到美国旧金山，由我嫂嫂﹝她是职业护士﹞负责照料，三年后的1995年，满怀乡愁的父亲病逝于加州。

父亲弥留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我讲的，他要我“好好地照顾妈妈”。

2012年母亲弥留时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我讲的，她平静地告诉我，“我要走了，爸爸和跃飞都在那儿等着我呢”。

“跃飞”是我那1953年惨遭中共活埋的舅舅，享寿仅33，是母亲唯一的亲弟弟。

父母亲的这世姻缘，在2012年三月，我们兄弟俩将母亲的骨灰，葬在美国旧金山半月湾百龄园父亲的墓旁时，划下了句点。落叶虽未归根，还勉强算是圆满的罢？

后记

撰稿之际，适逢2022的西洋母亲节，所以在文章中提供了几张失而复得的母亲之老照片，也算是纪念我这“失去母亲”的母亲节罢。

此外，我在本文所提到的几位先辈，皆为我父母生前“意气相投”之终身好友，母亲在松街疗养院给我“讲古”时，多次提到他﹝她﹞们，也是她老人家毕生感念之对象。

母亲生前曾多次引用关汉卿在元曲“四块玉”里的那一段：

‘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

将她自己一生的恩恩怨怨一笔勾消。我这退休电子工程师一生所读的古籍不多，但在母亲的强力要求下，这一小段元曲我确实是可以“倒背如流”的。也就是因为我父母亲对这段元曲的意境有深切之体会，所以他俩在辞世时，神态都十分安详。

人生在世，不过短短数十寒暑，若能真正放下心中累积多年的怨恨与不平，在人生的夕照中，一定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那终极的黑暗。我偶尔涉猎佛学书籍，常见有“明心见性”四字，或许也有着这首元曲“四块玉”想要传达的意念罢？当然，我不是佛家入门弟子，这全是个人之浅见。

老哥与我，都以我俩的父母亲为荣，在我的笔下，两老自然是“伟大”的，但实际上，“燕子”与“燕夫”都只是这大时代中平凡的市井人物。我这退休工程师，十年来以“直白”的方式，憨憨地尽力笔耕，也不过是冀图借用自己父母亲的琐碎往事，衬托出故事背景里的那个动乱大时代中，一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已。

大陆上的考古学家根据近年来出土之文物，证明在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史书里，有遭“御用写史者”窜改事实之痕迹。也许数百年后，华夏子民们也可以藉由我们这些“草根文学”作者群所留下的一堆“断简残篇”，看﹝找﹞出历史之真相吧。

【谢行昌，2022年5月完稿于美国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