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2年06月15日讯】虽然拜登政府正在考虑缩减对华关税，但中共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广而言之，中共的国际经济处境），已深度恶化，处于重置过程中。这个潮流相当强劲，且看如下四件事。

其一，经济版“第5条”构想

6月9日，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和前美国驻北约大使达尔德（Ivo Daalder）共同撰文提出，建立一个经济版的“第5条”（Article 5）共同防御承诺的计划。北约第5条载明，对一个盟邦的军事攻击将被认定为对全体盟邦的攻击；经济版“第5条”则在民主国家经济领域上，产生与北约在安全领域上相同的吓阻与团结效果，更有效地反击中共、俄罗斯等对民主国家的经济胁迫。“现在是时候告诉这些霸凌者，如果戳我们当中一人的眼睛，我们全体将戳回去。”

经济版“第5条”构想，将在6月26日至28日的G7峰会（德国巴伐利亚）、29至30日的北约峰会（西班牙马德里）期间讨论，而北约峰会届时亦将推出战略新概念。美国是北约的领头羊，如果在美国的主导下，经济版“第5条”构想能够成型与推行，那么中共再想搞经济霸凌，面对的可能就是铜墙铁壁了。

其二，美国建立海外投资审查机制取得重大进展

6月13日，横跨两党的4名国会议员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就美国海外投资政策达成立法共识，并将其纳入庞大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的两党两院协商程序；称建立海外投资审查机制是国会努力确保美国重要行业供应链不被中共等问题政权控制的一项关键措施。根据这项草案，美国公司在向海外输出对国家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的工业技术和生产能力前必须事先向联邦政府部门报告；政府可以运用现有的授权禁止相关海外投资，或要求公司采取降低风险的措施。据信，拜登政府原则上支持这项立法背后的精神。

中共视《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为大敌，以至于拜登公开点名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在游说，要让这个能让美国与中（共）国竞争的法案无法通过。不过，纳入海外投资审查机制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在国会通过，将只是时间迟早的事。

其三，美国力推“印太经济框架”，加速全球产业链重组，重点转向IPEF成员国

5月23日，拜登在其任职总统后的首次亚太行中，正式启动排除中共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首批13个创始成员国，占全球GDP的40%。虽然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拜登政府避开了“降低关税、开放美国市场”这个领域，但为IPEF提供了另一个推动力：以苹果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重组过程中，IPEF成员将是首选。（关于IPEF对中共的更多影响，请参看笔者《“印太经济框架”是中共的深忧》一文。）

苹果目前是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在中国有巨大投资，并带动了中国智能手机行业的崛起。但是，据《华尔街日报》报导，苹果公司已经告知一些供应商，由于中共政府实施严格的防疫政策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今后希望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提高产能，印度与越南的角色尤其受到瞩目。《日经亚洲》（Nikkei Asia）报导，这是苹果首次将iPad的部分生产活动从中国转移至越南。

对此，5月31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当美国公司考虑要离开中国，或停止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他们会更倾向选择在印太经济框架的成员国。”“我可以保证，IPEF成员国会是美国企业（设厂投资）的首选。”

雷蒙多说，IPEF成员国代表着更透明的商业环境、更高的劳工及环保标准，“我可以告诉你，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与美国制造商有无数的对话……他们有些人希望在五年内完全撤出中国，有些说他们想停止在中国的扩张。在是否加倍（投资）在中国制造这个议题上，美国制造业者正三思而后行。”的确，许多美国企业也都对这个框架表示欢迎。5月31日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的线上研讨会中，四位分别来自美国电子、汽车、运输、能源领域的产业代表都对IPEF表示期待，并特别关注供应链的讨论。

事实上，近年来越南已成为中共的主要竞争者之一。据越通社报导，从2015年至2020年，仅韩国和日本对越南制造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资金达3760亿美元。有媒体甚至称，越南已成为全球各科技公司首选制造目的地。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且放大，中共的国际经济处境可想而知。

其四，亿万富翁科斯拉：美国和中国将发动一场为期20年的“技术经济战争”，不会投资中国

硅谷风险投资家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是印度移民，因对美国技术的成功投资成为亿万富翁。他在6月14日播出的彭博电视专访节目中预测，美国将很快与中共打一场持续20年的“技术经济战争”。这场冲突将使每个国家价值体系所塑造的企业——一个受民主启发，另一个受共产主义启发——相互对抗；而科技投资者在决定哪个国家的公司将取得成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科斯拉说，“我对风险投资在使美国经济具有竞争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感到特别自豪。实际上，我认为爱国主义最重要的部分是发展美国技术。”对比中共与印度，他说：“与印度，我们将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因为这是对投资价值的信仰——民主投资价值，而不是中（共）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他并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在中国投资，因为美国公司在中（共）国很难取胜。”

科斯拉的立场和态度对中共不啻是一记重锤。中共已与美国开打高科技争霸战。中共业已认识到，没有资本市场，高科技产业是难以发展的（资料显示，中国科创板上市企业，超80%企业背后有VC/PE的支持）；但中国的资本市场，长期投资却资金不足，因此中共渴求海外私募基金（PE）、风险投资基金（VC）能够大规模涌入，涌入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科斯拉给做美梦的中共浇了一盆冷水。

顺便说一下，美国并非孤例，其它国家也有类似动向，仅举一个例子：德国政府首次以人权为由，拒绝大众汽车在华业务续保请求。5月27日，德国经济部长披露，“一家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活动的公司想延长（公共）投资担保”，“我们没有批准”。投资担保是德国特有的政策工具：政府为鼓励本国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开放企业申请投资担保，由政府分摊可能的政治风险。大众是德国第一大汽车制造商，不过对中国高度依赖，在中国拥有40个生产据点（包括大众与上汽集团在新疆的合资工厂），中国市场占集团总销量的比例高达4成。遭此拒绝，大众必须独自承担30亿欧元的投资风险。德国政府首次拒绝支持在中国的投资，显示德国政府正鼓励企业从中国转移到其它市场。德国《明镜周刊》说这堪称是德国对华政策的分水岭。《华尔街日报》则称“这标志着一个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将贸易置于政治之上的国家出现了转变”。

结语

美中现在处于极度的“战略竞争”。对美而言，战略利益大于经济利益。而即使就经济本身而言，经济也从过去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变成了现在的“导火索”。也就是说，美中经济关系也从过去的互补型，正在演变为竞争型。因此，即使仍有美国商界领袖主张修补对华关系（如保险公司安达首席执行官Evan Greenberg），中美经济关系也回不到过去了。

本文所举的近期5个事例表明，从应对中共经济霸凌（经济版“第五条”）到针对性的全球产业链重组（IPEF重点推动），从美国对华风险投资到美国政府建立海外投资审查机制，中美经济关系的新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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