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2年10月28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宋唐综合报导）二十大后，中共政治局及常委中充满了习近平的忠诚者，在外交领域也任命了以“战狼外交”著称的王毅和秦刚，外界预测中共“战狼外交”将会更加激烈。
《日经亚洲》近日报导，王沪宁是习近平在国内和外交事务上的最高顾问，王沪宁被称为“战狼外交”的主要理论家，而王毅则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践。简而言之，习近平似乎是为了维持中共强硬外交政策，而保留了“二王”。
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牛犇（Neil Thomas）发推说，习近平没有对每个人强制执行68岁的退休标准，现任外交部长王毅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他刚满69岁，王毅现在将取代即将退休的杨洁篪，成为25人政治局中的最高级别外交官。更多的战狼外交即将到来！
习近平亲自参与关键外交岗位人事任命
《华尔街日报》引知情人士透露，任命秦刚为中共驻美大使是习近平的钦定，秦刚之前并未担任过大使以及任何与美国事务直接相关的职务，习近平当时认为外交部青睐的人选郑泽光性格过于温和、无法与美国人打交道。
秦刚是自毛时代以来首位直接晋升中央委员会的现任大使，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经常发表战狼言论。2021年2月，当时负责欧洲事务的秦刚，在面对欧洲记者质问中共“战狼外交”的作法时，秦刚用“恶狼外交”反批西方各国对中共的批评。
2021年8月，刚上任一个月的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所举办的Zoom私人会议上说，“如果我们无法解决我们的分歧，请闭嘴。”
《华尔街日报》引知情人士报导说，习近平还开始亲自参与某些关键外交岗位的人事任命，并弱化了外交部的政策制定职能。习近平将外交决策集中在党内最高层，中共外交部将把更多精力放在执行方面，而且必须比以前更积极地执行。
中共在外交领域越来越意识形态化
在二十大上，习近平要求党员绝对忠诚，要学会斗争的本领，中共在外交领域越来越意识形态化。
《金融时报》评论说，将党的纪律建立在对中共领导人的服从上，使得中共外交的任务更加困难。如果所有政策最终都由领导人决定，如果领导人不会犯错，（中共外交官）就不能承认错误，不能道歉，不能妥协，那么（中共）就没有外交了。
香港末位总督彭定康去年发文说，正常情况下，双边关系是各国在保护各自利益的情况下，同时照顾对方的利益。一个成熟的主权国家，不会因为别国的观点不同，而威胁要停止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或指示中共大使口吐侮辱性的言辞。
彭定康说，这种（战狼）行为表明，中共不理解与文明的、合作的国家打交道，必须表现出彼此尊重的基本品质。
中共外交上强硬起来是在2008—2009年西方金融危机后，2012—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加快了步伐，COVID-19疫情爆发后，中共“战狼外交”基本成型。
彭博社记者彼得‧马丁（Peter Martin）在其《中共的文装军队》（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一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欧盟一位资深外交官2007年离开中国后，2018年再次来到中国。她注意到2007年北京正在筹备奥运会，中共外交官洋溢着乐观的气氛，尽管他们照本宣科，可以看出还是希望得到西方的认可，但十年后中共外交官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和意识形态化，还夹杂着愤愤不平。
一种看法认为，“战狼外交”主要是说给中国国内受众听的，因此对于外国人反应如何，并不是中共外交官的真正动机，他们真正动机是赢得中共高层的赏识，但这种做法却对中国利益造成伤害，加速美中冲突。
美中在外交上很难避免交锋
尽管白宫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称，美国不寻求与中共冲突或新的冷战，也无意改变中共制度，但分析人士认为，由王毅领导的习近平新外交团队，要避免与华盛顿发生危险的正面碰撞，将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副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告诉《南华早报》说，虽然美国强化了对抗性做法，但中共自信的外交和军事姿态，也促成了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中国（中共）自身正在推行自己的冷战行为，供应链去美国化，防止美国经济制裁，并尽可能与美国技术脱钩，追求先进技术等方面的自力更生。所以这绝对是一条双向的道路。”
“但我们必须明白，在意识形态和对抗性的竞争中，双方都会寻求削弱对方。”马格努斯说。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表示，“从美国的行为来看，从组建所有这些针对中国（中共）的安全集团，到禁止向中国（中共）出口高科技产品以及与中国（中共）脱钩，很难相信一场新的冷战没有发生。”
朱志群说，“（美国）对中国（中共）打台湾牌，在意识形态上将世界分为民主和专制，是新冷战的进一步证据。”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助理教授Dylan Loh对《华尔街日报》说：“毛泽东是依靠暴力，邓小平依靠金钱，而习近平则越来越依靠意识形态来使他的统治正当化。这当然就会限制中国（中共）外交官和外交活动的灵活性。”
他表示：“在外交政策方面，几乎没有出现替代性新思路的空间。即使有，也不会出自那些最贴近高位领导人的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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