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十:电影本事,马,与父亲的诗(下)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2年01月07日讯】我父亲既然是黄埔岛“骑兵科”出身,喜爱驰马是理所当然的。自1951年到1957年的六年期间,父亲都在高雄县凤山镇任军职,1955年以前,在凤山复校的陆军官校还设有“骑兵科”,所以校内大概驻有至少百余匹军马。早年每逢六月十六日的黄埔校庆日,老总统都会亲临凤山主持庆典,骑兵方阵在尘土飞扬的隆隆蹄声中,整齐地通过阅兵台,是庆典的重头戏之一。
自1955年以后,陆军官校在我父亲(时任校长)的主导下全盘改制,自陆官27期开始,成为四年制军校(仿自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得授予学士学位,可以想见的是,“骑兵科”被撤销了,现代化的军队是没有“骑兵”的,几千年来在战场上为人类效命的马,终于得到了休生养息之机会,不必冒险地驰骋在枪林弹雨中啦!
骑马的“骑兵”虽已走入历史,但是在美国陆军的编制中,仍然沿用“装甲骑兵师”的名称,中文常以“装骑师”简称美国陆军的Armored Cavalry Division,也就是国军所称的“机械化师”,装甲运兵车APC(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与备有重机枪之装甲战斗车AFV(Armored Fighting Vehicles)取代了“马”,若是配上装甲兵的重型坦克之后,其战场威力绝非昔日骑马之“骑兵”可比拟的。
国军取消“骑兵”后,所有在台湾的军马,包括在凤山的陆军官校马队,都被集中送到台中的后里马场里饲养。不过“骑训”仍然是当年“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暑期活动中,最热门的,也是最难报得上名的项目之一。
在黄埔“骑兵科”尚未被撤销之前的几年间,我父亲经常在周末去陆军官校的马场骑马,偶尔也会带我们兄弟俩去,老哥那时已是初中生,可以环抱着父亲的腰,稳稳地坐在鞍后跑场数圈,我当时只有十岁左右,很不情愿地被拽上马背,通常都是被父亲抱坐在前面,四平八稳地走一圈而已。
父亲爱马,也“懂”马,他的骑术有多“高超”我已毫无记忆,但是在黄埔岛的骑兵训练项目之一,是得像印地安人那般飞身上马(不放鞍具),而且还必须当场策马跑场数圈,这显然是训练骑兵学生们在紧急战况下之应变方式,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父亲大力赞赏印第安人“无鞍骑术”的原因罢。
父亲在黄埔岛上受骑训时,曾被一匹桀骜不驯的马摔翻下来,不但遭马蹄践踏,还被它咬了一大口,伤势不轻,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
由于“马咬人”是件不寻常的事,我们兄弟俩乍听之下,还半信半疑,直到父亲卷起裤管,给我们看那几十年前的旧伤疤,一个在左腿肚上碗口大小的暗痕。我天生是个爱追根究底的人,缠着父亲解释,是怎么“得罪”那看似“温和可爱”的马,还被咬了一口(好在没咬到脑袋)。
父亲爱马,也精通马性,下段是他的解释。
据父亲说,有些驯过的马是认主人的,其他人若是事先没与它“沟通”好就冒然地跨上马背,会被它前仰后翘地给“震”下来的,但是通常不至于咬人泄愤。会咬人的马非常少见,尤其它若是从出生开始,就在马圈里成长的。
未驯的野马会用前蹄踏人,或是用后蹄踢人,当然在“情急”之下也会张口咬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马齿不尖锐,马嘴也通常不是马的“斗狠”或“自卫”工具,马的腿劲大,人或猛兽被它一脚给踹到,可是要伤筋动骨的,何需动用到嘴。
但这匹咬我父亲的马是只年轻的“圈养马”,也没有咬人之“前科”,怎么会闯此大祸呢。父亲告诉我,马有“马性”,就像人有“人性”,有的马就是“脑袋里少了那么根筋”,也可能它有好几天没有被“溜”过,以致“精力过剩”,马是需要时常在室外活动一下,消耗其过剩之精力的,若是连续几天被关在马厩里没有被“溜”,或许会“心怀不满”地发泄一下情绪。但是无论如何,“马咬人”是十分罕见的。父亲一辈子爱马,完全不受曾被马咬伤过的影响。
在松街疗养院陪伴母亲时,我曾问过她老人家这辈子最Enjoy 的日子是在那儿,母亲毫不犹豫地说,就是在贵州省“扎佐演习场”的那四年多。因为我们弟兄俩都是在那儿出生的,何况于抗战末期,她一生最亲的亲人,也都集中在“扎佐演习场”的宿舍中避战祸。
或许这也是我父亲最珍惜的日子吧,因为在他遗留的早期诗作中,就有两首就是与“马”有关的,都作于“扎佐演习场”,鲜明生动地描绘了他老人家当时之心境。
【春郊试马】
余寒阵阵晓烟轻,十里桃花照眼明,马上喜吟新得句,枝头惊出乱啼莺。
【夜归】
公罢归来月满衣,远村灯火两三微,流萤点点催诗绪,乱逐马前马后飞。
当年的“扎佐演习场”,地跨今贵州省修文、白云、息烽三县,西起修文县城,东经阳明洞、马家桥至扎佐。北起息烽县城和九庄,南达白云区麦架。抗战时期,这札佐陆军演习场是全中国唯一的军政部直属新兵训练单位,是替全体陆军操练新兵的地方,有别于当时的军中传统,任由各战斗单位自行招兵(或拉伕)练兵。
在训练新兵之际,扎佐演习场也是中国在抗战时期,唯一的“师对抗”训练场地。在我父亲主持场务期间,当时还是师长的两位将军,刘安祺与孙立人(日后在台湾,他们都曾先后担任过陆军总司令),就领军驻扎在离扎佐不远处,后来他们的直属单位,在抗战与国共内战时期,都是属于战斗力强劲的精锐部队,或许与曾在扎佐演习场实兵演练过有关吧!
贵州本就是“地无三里平”,扎佐演习场幅员又如此广大,加上一般运输车辆也没有翻山越岭的“本事”,更何况抗战时期汽油得之不易,非必要时,是不会使用车辆的。所以由诗中字句看来,我父亲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似乎是“马”,他平日是骑着马到各单位去巡视的。难得的是,他百忙之中还有作诗与吟诗的兴致,寓繁重之职责与愉悦的心情于诗句中。而且看来父亲在诗中所选用的字与词,都是简单易懂的,我看他说不定是受了“李白”的影响太深之故(一笑)。
这篇短文是在我重读了两首父亲的诗之后,有感而写的。在我眼中,他老人家虽然是位职业军人,但丝毫未减其投笔从戎之前的文人风采。父亲过世多年后,我才从网路上得知,民国初年他在厦门的集美师范(现今厦门大学之前身)就读时,常以“老谢”之笔名,在校刊“星火”月刊上发表文章。不但如此,在集美师范读书的最后两年,父亲还担任其总编与主笔。
至于我是如何得知这段“小道消息”的?那是因为网路上,有某人在大陆“检讨”我父亲,说在“星火”校刊上写那些“反动”文章的“老谢”,就是“谢肇齐”。呃,让我读之还觉“与有荣焉”。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写过,父亲在集美师范就读时,曾读过一本手抄本的“三民主义”,就此成为中山先生之忠实信徒(连中共政权都不得不承认孙中山是伟人),日后他之决心投笔从戎,也与此手抄本大有关系。至于为什么那本“三民主义”是手抄本呢?因为在当时被军阀统治的福建省,“三民主义”是“异端邪说”,印刷厂是不敢印它的。
我想,每个人在他(她)自己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段难以忘怀的家族历史罢,有些人、事、物,与其过程,都是值得用笔纪录下来的。尤其是我们上一代所经历的,是中华民族史上最动乱的“大时代”之一,有他们“植的树”,我们这一代才得以平安地“乘凉”于树下。所以乘着我们这群“外省人第二代”还没老到“痴呆”的地步,将“大时代”的点点滴滴,以“文字”方式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后代在了解自己的家族史之际,也得以审视那些可能遭歪曲的中华历史,不正是我们该尽的义务吗?
你脑海里的珍贵记忆若是成了过往云烟,就这样消逝无踪,岂不是太可惜啦,开始动笔罢!
【谢行昌,2021年12月完稿于美国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