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1年09月16日讯】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我们小时候没人怀疑“毛主席”讲话的真实性。可如今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刘少奇在1961年初曾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说,“大跃进”期间共中国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事实上比这还多。专家根据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测算的结果表明,当时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约有三千八百万,其中主要是饿死、累死的。
当年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这几个省。
在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所着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59~1961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县情形的文字:“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 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拚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说:“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我的大伯娘(赖王氏)和堂兄(赖思孝)母子饿得‘三肿三消’,最后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亲(赖崇玉)同样也是因为饥饿,导致水肿过世。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个年月,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饿死也无能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们,饿得整天无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坝里晒太阳,一动不动,只要听到食堂开饭的钟声,就都猛地跳起来蹿向食堂。”
“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粘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
赖思强熬过了那段饥饿的日子,可能是因为年轻,他说,“1958年我16岁,身高1米6,体重90来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肿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当时每人每天配给口粮只有2两5钱,一家人从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许米粒的清水汤回家喝下,家中的长辈都是尽量让自己的孩子们多吃点,可以说,父母是牺牲自己来保全我们的性命的。
湖南全省的饥荒状况不难想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姐姐的儿子,就是饿死的。刘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当地干部在被饥民剥掉树皮的树干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掩盖实情。
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三年大饥荒前夜,中国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1958年,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老百姓们以为“共产主义天堂”已经近在咫尺,转眼之间,中国百姓面对的竟然是噩梦一场。
但事情到了毛泽东嘴里却成了:“中国没有饥荒”!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