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1年08月31日讯】在好莱坞冷战题材的电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终结者”般无所不能的间谍，然而在苏联的历史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却一直充当着共产极权强有力的心脏。

这个部门曾经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们也感到迷惑，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称呼。克格勃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相伴始终，它有过二十四位权力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甚至获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外一些人则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的监控（拷打和监视他们的正是他们昔日的手下）。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1927年，成立不久尚处于幼年阶段的中共，经历了国共分裂被迫转入地下。当时中共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参照克格勃的模式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指挥的中央特科，俗称红队，开创了用暗杀、灭门等特工手段来对付党内反对派和解决党内矛盾的先河，毛泽东在苏区虐杀AB团，延伸了红队的秘密行动。

中共“克格勃”的出笼

1931年7月邓发到江西投靠朱毛。邓喜欢唱粤曲，常常曲不离口，枪不离手。一次值毛泽东巡营，发现邓唱得很动听，就问：“小伙子唱的是什么曲子？”“啊，毛委员。我唱的是粤曲。”毛又问：“刚才最后两句唱词是什么？”邓发知道毛泽东很难听懂广东话，就随手捡起一截木炭在墙上写：“腰间常佩黄金印，手上不离带血刀。”毛大喜：“你正适合担当一个重要职务。”随即任命邓发当保卫处处长。保卫处是保卫机构，也是监控机关。

这就是中共“克格勃”（契卡）的雏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成立。在此前，斯大林在苏联利用政治保卫局（又称内务部、契卡）的“肃反”，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成为中共参照的样板。

在维基百科上，关于“国保”的来源，通过史料可资查证：中共最早的政治安全保卫部门设立于1931年。仿效苏联政治警察组织的办法，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而以由香港工人出身的邓发任局长。

不同于特务组织“中央特科”的是，中央特科是“对外”的特务组织，而政治保卫局是“对内”的清洗、镇压工具。

当人们对于中共目前实行的“网格”化管理，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将中国置于密不透风的牢笼之际，事实上，这样的制度，早在斯大林时期的“肃反”，以及中共建立政治保卫局之初就早已存在了——国家保卫局之下有省、县分局，乡有特务员和机关部队中的特务员。各部队和乡村中的每一角落，监视着每一个干部和人民，同时他们自己也互相监视。

“国保”第一任头子邓发

“国保”第一任头子邓发，在1930年代中共盘踞苏区时，执行了效仿苏联的“肃反”运动。

当毛泽东到苏区时，遇到时任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是中共一大时59 个党员之一，党龄和毛泽东差不多，是江西红军最早的创造者。

在《司马璐回忆录》中记录到，“李文林时年30 岁，自视很高，火气很大。他回到江西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便责问毛：‘你为什么不去上海参加中央苏区会议？’毛瞪着眼没有答他。李文林挺着胸，一个箭步向前，指着毛泽东说：‘你毛泽东不敢打南昌，你毛泽东一贯拒绝执行中央路线，你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毛泽东说：‘李文林，你懂得个屁。’李文林又激动地说：‘毛泽东，你听着，江西苏区是我们江西工农拼出来的，不容许你的逃跑路线。’”

毛泽东难容对于权力的任何置疑与挑战，开始筹划仿照斯大林“肃反”大屠杀，在“苏区”成立政治保卫局，发起肃反。AB团事件成为毛泽东挥舞屠刀、清除异已的开端，此后的“延安整风”、“文革浩劫”是这场灾难的延伸。

如苏联的“肃反”一样，打AB团事实上是以屠杀作为夺取权力的魔鬼手段。

中共用根本不存在的内奸“AB团”（即反布尔什维克团，标志是国民党派到共产党内的组织）为由，将苏区变成一片血海。七万多名红军官兵和当地普通群众，惨遭杀害。

整个苏区成了漫天血雨的红色炼狱，仅死于邓发一人手下的官兵，就数以千计，毛泽东、周恩来是“AB团”事件幕后的指使者。

在“AB团”之后，中共准备所谓的“长征”之前，又开始对于被怀疑对象灭口。

据红军第一叛将龚楚撰写的《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

龚楚回忆，“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曾任中共总后部勤部长的邱会作，当年在长征开始前，因邱会作了解当时红军的机密情况，被政治保卫局列为清洗对象。

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邱会作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不放过。

到了黄昏，突然闯进来几个人，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展示了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令，然后把邱会作当死刑犯绑了起来。后中共高层知情之后，放过了邱会作，险些丢命的邱会作，后来成为指责邓发滥杀的控诉者。

对于邓发的肃反的抗议此起彼伏，当然，“党中央”永远不会错，错的是执行者，邓发在延安被免去政治保卫局职务。在讨论中央委员人选时，由于邓发“杀人太多”引起非议，而中央委员的提名被拿下。1946年4月8日，邓发与叶挺、秦邦宪等人同机自重庆飞往延安，途中飞机失事遇难，终结了其罪恶的一生。

康生——中共克格勃头子下令解剖活人

1939年2月，康生取代了邓发，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

在高华所着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中，披露了康生在延安的状况：“1941年的康生早已铁定了心，做毛泽东的贝利亚（叶若夫被处决后的苏联最高特工头目）。此时的康生，威风凛凛，经常身着俄式皮夹克，足蹬长皮靴，手牵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镖亲随，已成为延安最令人恐惧的人物。”

1942年，康生帮助毛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并借机大搞逼供信，将大批党员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炮制了一大批冤案，将延安变成了一片红色恐怖。

康生说，到延安来的广大青年和干部，有百分之七十、八十是政治上靠不住的，是各种各样的特务和坏人！在他的领导下，按这个指标去抢救“失足者”！有的单位除少数人以外，几乎都成了被抢救的对象，甚至把大部分人打成了“特务”。

延安警卫团竟然挖出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是国民党特务！

怎么样“抢救”呢？康生说：“向犯人提一万个为什么？使他永远答不完！”

康生指使的政治保卫局，采用种种酷刑手段，威逼被抓人员：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

手段之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

手段之三：饿饭。

手段之四，假枪毙。

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

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揭发：1940–1941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被一女护士长带到一间大厅，发现一个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岁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陈郁听了颇觉诧异，便询问他们被送来时是否是活人，女护士长回答，“当然，以医疗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

把活生生的人当作人体标本解剖，是只有法西斯才能做出的行径，而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做出了这样的勾当。在2019年7月，英国独立人民法庭在采用符合国际法律判决流程，由英国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中国活摘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人民法庭”，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在伦敦宣判：“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无可置疑，中国（中共）从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已经大规模进行多年，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包括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

曾主持过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起诉的尼斯爵士在法律界广受尊重。

这一裁决发布之后，国际媒体无法沉默，陆续发表报道，而在此前，尽管早在2006年就有见证人揭露沈阳苏家屯活摘器官，然而由于没有现场证据，西方主流媒体未予以关注。

第二任“国保”头子的终局

延安整风后，积怨甚多的康生在毛的保护下并未受到清算，并在1945年6月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开始失势，转做基层的土地改革调研工作。

1947年3月到6月，毛派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康生用“延安整风”中的种种手段，用到了地主、富农身上，中共占领地区1.6亿人口中，10%成为迫害指标。中共的目的达到了，中共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

1966年文革爆发，康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毛的默许下，他运用几次运动中掌握的经验，捏造罪名，再度制造了不少冤案，人称“刽子手”。中共另一位高官陈云就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还有人称其是“阎罗王”。

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之后。然而，仅仅在一年之后，康生患上了癌症。据一位曾在北京301医院麻醉科的工作人员回忆，康生是在恐惧与痛苦中去世的。

文革结束后，中共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部分罪行，并决定将其开除党籍、撤销原悼词，但没有承认支持康生背后的正是更为残忍的毛泽东。

康生死后，许多曾经遭受其迫害的中共老官员和子女们声讨其罪行，他们在八宝山扫墓时，用硬币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罩上打上许多X，并抗议将康生的骨灰存放八宝山。最终，其骨灰盒被从八宝山中搬了出来，成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

1980年10月，中共公开宣布，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康生被开除党籍。

中共的第二任“克格勃头子”，最终被中共彻底抛弃。

“毛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

1966年5月中共设立“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设立这个小组在名义上是领导文化大革命。但实际上是一场恐怖大屠杀运动。“九评之三（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写道：“1966年，中国大地掀起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疆野马，群山为之震撼，山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革：‘这真是一场空前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人中两个政治局常委，就是陈伯达、康生。另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文革后也都进入政治局。而背后指挥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凌架于所有机构之上的超权力机构，实际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特殊机构。毛甩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中央文革成为直接指挥文革的常设机构。

与康生同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曾任毛秘书）在回忆录里，把康生视为参照的“榜样”，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对于文革责任，充满顾虑时，戚本禹说：“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

戚本禹说：“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

历尽长期的中共血腥斗争之后，陈伯达担心，“毛发动的文革可能会遭到对手的有力阻击，到头来毛本人为了平息对方的不满，把他们中央文革的某些人抛出去牺牲掉，但是毛本人的地位并不会改变。”

在《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披露了当年斯大林搞大清洗的实况。作者写道：“很多人在掌声中迈进了这座位于卢比扬卡广场的著名建筑物，在这里获取了权力和奖赏，然而很少有人是出于自愿或是由于职务的提升而离开卢比扬卡的。国家安全部门的领导者们一般都是由于被撤职或是被赶下台而告别此地的。其中有5人遭枪决，另外一些人蹲了监狱或长期失宠。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这个职位充满风险，从1917年到1999年，克格勃的主席、人民委员、部长和局长一共换了23次。

斯大林永远正确永远胜利，错事坏事都是打手们干的。

亚戈达是第一个被处死的特务头子，他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一份忏悔书，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说的真话：“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做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卑躬屈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扬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老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实莫名其妙！”

陈伯达的忧虑是，充当文革打手，将落到亚戈达、叶若夫那样的悲惨命运。

公开审判

文革结束，作为对于十年浩劫的交待，全国民众在电视上看到了对“四人帮”被审判，在报章上，“四人帮”被审判，实际相当于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清算。

而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彼此呼应，密切配合的聂元梓等五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也在全国民众的注视下，押上了审判台。

在法庭上，中央文革小组最为倚重的“造反派”头头之一北大聂元梓，在法庭上问审判长：“如果回到 1966年，我那时才 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是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者，怎么可能反革命？我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然而，中共的法庭根本没有人听她说话，在终审时甚至在宣判后，直接关掉了麦克风，不允许任何申诉。聂元梓认为，整个审判是违法的，“这是违法的，终审判决书是无效的，”“他们在门外，就把终审书通过门上的小洞塞给我。他们怎么塞进来，我就怎么塞出去。”（《聂元梓口述自传》）

聂元梓被判17年，其他四个也分别被判9年至17年不等，五大红卫兵头头锒铛入狱，中共并未给他们任何解释的机会。

“整我们的人至今还留在公安部”

文革之后，是大规模的平反。然而，平反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

在文革，被迫害至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家属向中共中央写信称：“整我们的人至今还留在公安部。”

文革中根据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公安部调283人参加了中央一、二、三办的专案工作。其中一办42人，二办4人，三办237人，这三个专案组就是文革中，“整肃”刘少奇等大批老干部的专案组。

公安部自己又扩大到参加其它一些专案调查的人，共扩大100多人。和一、二、三办的人合在一起共380多人。这380人占公安部干部人数的三分之一。

从1982年夏到1984年9月，共审查了两年多。1984年10月，《公安部整党工作汇报提纲》中提出：“经调查核实，51人在专案期间没有问题或表现较好，留部工作；多数人有一般性质错误，本人作了检查，分配到部属单位或其它部门工作；问题比较严重的20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这些留部工作或分配到部属单位工作的人，以后失去了晋升的机会，有的多年不分配具体工作，无事可做。

听党的话，做党让做的事，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些公安部文革专案小组的人，未曾想到，按组织的命令执行任务，最终却被组织抛弃。

清理“三种人”

1980年8月18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14周年，邓小平发出了号召：“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

从此，邓小平说的这三类人就作为“三种人”成为清查对象。

划定“三种人”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更没有法律依据。被结合到各级革委会里的群众组织头头，都可列为“造反起家的人”。

清查“三种人”从1982年开始，是结合“整党”进行的。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55号），通知指出：“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

198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革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从此，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当“造反派”的年轻人，相当多的数量被记录在案，他们成了地、富、反、坏、右之后的政治贱民，丧失了“被选拔”和公派“出国”的权利。

为了清查出“三种人”，全国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清查队伍，进行内查外调。仅石家庄市，专职核查干部最多高达1,600人，兼职干部1,100人。外调人员走遍全国各地，寻找干部（其中包括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在文革中的错误。“据初步了解，各地各部门考察面大的占到干部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考察面小的也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调查结果属于“一般错误”的不装档案，属于“严重错误”要装档案。但“一般”和“严重”之间的界线常常是由各单位领导人掌握。这些本人看不见的档案，决定了他终生的命运。

中央清查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曹志说：“立案审查的核查对象以及被考察的人员×、×百万，牵动面之大，不下于‘文革’以前的几次政治运动”。

其中，在文革中的“道县大屠杀”中，湖南零陵地区“文革”中被杀害九千多人。

1985年，中共中央对道县大屠杀作为文革遗留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处理意见是：“据调查，全区参与策划、部署、指挥杀人者及凶手近两万人，……‘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的原则。全区共追究刑事责任201人，其中判无期徒刑12人，判20年徒刑21人（1968年至1979年对挟私报复、杀人后强奸轮奸其妻女的判处死刑13人，不在此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2,600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160多人，整党中不予登记340多人，撤销职务420多人。”

在文革后的清查中，对广西文革中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调查处理。全自治区通过立案审查，结合考核干部和整党，审查和考察了81,114人，内有国家干部36,752名，有党员64,243名。定为“三种人”的209名(国家干部)，严重违法犯罪分子698名，严重违法乱纪分子4,937名，犯有严重错误的9,303名。判刑1,808名(内有国家干部698名)，其中民愤极大、罪大恶极的凶手10名(内有国家干部5名)，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死刊，立即执行；17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内有国家干部11名)。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24,912名，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的402名，给予开除公职留用处分的1,997名，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的8,039名，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5,872名，给予撤职处分的645名。

全国范围内，有多少“造反派”被整呢？

内蒙自治区革委会常委、造反派头头高树华，在文革结束之后，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调查。高树华给胡耀邦写信申诉（在“九大”期间曾和胡耀邦相识）。

胡耀邦接到申诉材料之后给自治区书记周惠打电话：为什么高树华仅仅因为是造反派，没有罪行也抓住不放，关押审查五六年、还坚持无罪重判？胡耀邦表示：全国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800万人。胡耀邦说：“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娃娃，紧跟有什么不对！劝你们少抓，该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

结果，高树华免于起诉。但是，高树华出狱之后放在工厂劳动改造，每月只拿10多元的生活费，到他去世前的2004年，生活费才长到190元。他虽然学有专长，但在上级有关单位的“关照”下，没有单位敢用他。

显然，胡耀邦一人之力难以阻挡中共体制对造反派的“大清洗”，这是中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斗争”本质决定的。

在文革中，让年轻的“造反派”学生娃们上山下乡，实际就是变相劳改，这些知青返城之后，由于学业荒废，相当多的人为生计奔波；而在工厂、机关带头批斗老干部的各级干部人员，遭受了大规模的“清理三种人”的审查。

在今天，依然有人对于样板戏、忠字舞、在天安门挥动军帽的毛泽东，有一种轰轰烈烈的“革命感”，然而上千万的“造反派”被审查、开除、取消晋升资格，却从未在媒体上，有任何的公开报道。

对于中共来说，如果把追随中共的“党徒”的结局公开，全部还原，如果老百姓看到跟着共产党革命，反而最终成了替罪羊，那谁还会听共产党的话呢？

共产党为什么折腾？“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是这样结尾的。

“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九评共产党》之一）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