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忽必烈，深知人才乃是治世之本，他选贤任能，还仿照中原汉制，制定了选拔、考核、监察官员的制度。此外，他如唐太宗一样善于纳谏，亦崇尚节俭。

人才乃是治世之本

忽必烈深知自己能够一统天下，离不开身边的谋士、贤臣，因此他充分意识到“用人”的重要性，明白“人才乃治之本”的道理。

早在藩邸时，忽必烈就效仿唐太宗，延揽了一批有才能之士，主要是儒生，来辅佐自己，比如赫赫有名的“金莲川幕府”。他即大汗位后，亦多次下诏征求人才，无论是圣贤之后、儒医卜筮还是通晓天文历数者和山林隐逸之士。心胸宽广的忽必烈任人唯才，即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并不因民族和地域有所区分。在他所重用的人才中，有蒙古人、汉人、色目人、南人、西夏人、外国人等。

至于后人说忽必烈时期开始把人分为四等，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是一种误解。比如在忽必烈任用南人程钜夫时，有大臣反对，理由是“钜夫南人，且年少”，忽必烈回道：“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用南人。”同样，在任用南宋宗室赵孟頫时，也有人反对，说他是南人，恐怕和元人不是一心，不应留在皇帝周围，但忽必烈照常任用。

实际上，元朝并未特别制定什么身份差别或等级制度，被当代研究者认为处于最下层的“南人”，也并未发现其遭受什么残酷虐待的事情，而被其视为“上等人”的蒙古人中亦有穷困潦倒者。虽然1314年重开科举考试时区分了四类人的录取名额，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存在普遍的歧视。

忽必烈还知人善用，使得人才都可以发挥各自的长处。刘秉忠曾向他建议说：“明君用人，如大臣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如名儒许衡深通儒家经典，但却缺乏治世经验，忽必烈就没有任用其为宰相，而是让他负责管理教育等；阿合马等善于理财，忽必烈就发挥其特长，任用其为宰相，负责理财。史家说忽必烈“度量恢弘，知人善任”是极为中肯的。

重视官吏选拔考核监察

重用人才的同时，忽必烈还非常重视各级官吏的选拔、考核和监察。

1264年还是蒙古大汗时，忽必烈就罢免诸侯世守，裁并路、府、州、县官吏，推行迁转法，把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

1277年，在忽必烈的诏准下，中书省颁布了《循行选法体例》，对随朝官员、外任官员、随朝吏员、外路吏员、匠官的流转升迁等进行了具体规定。此外，除了枢密院、御史台和宣政院三大机构委任下属官吏可以自行选拔上奏外，其它机构的官员均需通过中书省审查。官员升迁，从七品以下归吏部主管，正七品以上由中书省负责，三品以上大员由皇帝决断。

那么普通人如何入仕呢？隋唐以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虽然在窝阔台时由汉化大臣耶律楚材提出，并得到了窝阔台的认可，但却只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推行，因此，无论是考试规模还是官方的重视程度都比较有限。窝阔台去世后，贵由、蒙哥期间，科举考试制度始终没有被全面推行下来。

到了忽必烈时期，尽管他接受诸位大臣建议，始终同意实行科举选官制度，但因为种种原因，忽必烈时期并未推行科举制，而主要是通过荐举、特召、吏进和承荫等几种途径选拔官员。

荐举就是各级官员根据出身、品行、才能推举人才出仕做官。中书省等高级官员及地方大员，都由皇帝任命勋贵、名门和儒吏出身的有才华的人担任，其中很多来自贵族出身、人才云集的怯薛军。

此外，荐举的人才可以来自各地学校。学校选拔的官吏在元朝比重不小。窝阔台曾令地方筹建学校。1261年，忽必烈令置各地学校官，专管各地学校教学。其学生毕业后，经州县主官推荐、御史考核后，可任命为教师或吏员。

1269年，朝廷令各路设蒙古语学校，各路、府官员及民间子弟均有入学资格。学生从优参加翰林考试，可以充当学官或译史（注：官吏名，从事笔译）。1271年，忽必烈下诏在大都建蒙古国子学，生源限于蒙古人、汉人官员和怯薛的官员子弟。学生只要学有所得，通过学校考试，就有出仕资格。

1287年，朝廷设立国子学，学习内容主要为儒经。学生们通过国子学考试即可被授官。1289年，又设回回国子学，公卿大臣和富家子弟均可以入学，可任各部门译史。有文才的童子可被地方举荐入国子学。

此外，元代还设医学、阴阳学专门学校以培育专业官吏。档案显示，忽必烈在位期间，蒙元王朝还建了2万多所公共学校，让所有儿童接受普通教育。

特召是皇帝下令征召有特殊才能的人员，这延续了忽必烈在藩邸时四方征召有才能人士的做法。如1281年下诏“求前代圣贤之后、儒医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之士”。

承荫，顾名思义就是蒙古贵族和各族高官子弟可以通过世袭和荫补的方式任职，一般采取嫡长子继承制。如四怯薛的子孙永为宿卫长官；功臣、有军功的军官可荫其有能力的子弟，亡故的军官可由其子孙照章承袭；少数民族地区部分土官允许世袭。不过，忽必烈对此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且由于人数相对较少，对于官场影响很小。

吏进就是从各部门的吏员中提拔能干之人，充实官员之位，这是忽必烈时期选官的主要途径。而吏员的选拔和考核也有具体的规定，很多是仿照汉制。

通常情况下，想要到官衙做吏员的人要先参加考试，如果他们五经中通一经，或懂得算术，或擅写文章、语言犀利，就可中选。对中选吏员每年都要进行考核，“以性行纯谨、儒吏兼通者为上，才识明敏、吏事熟闲者次之，月日虽多、才能无取者不许呈贡。”这也意味着虽然没有科举考试，但那些希望当官吏之人还是要认真学习儒家文化的，而且要注意自己的德行修养。

只有考核被评为“上”和“次上”才有被推举到上一级为吏的可能。忽必烈规定，每年各级官员都要向上级推荐吏员，供朝廷任用。吏员从县经州、府做到路吏，然后被选入廉访司，再经御史台或行台书吏升为省部吏，之后就可以出任六品或正七品官了。

对于官员的考核时间，忽必烈规定都城衙门和行省军官，三十个月为一考，一考长一等。外任官员三年一考，一考进一阶，或二考升一等、三考升二等。考核的标准包括当地户口是否增长、田地是否增加、打官司事是否减少、盗贼是否匿迹和赋税均平者这五事。五件事都做到了，自然官职升一等，五件事只办好了三件，算是中等官员，按照正常程序升迁。五件事都没有做到，那就只能被降官或贬谪了。

无论内外官员，满“一考”后必须由所在机构提供一份类似鉴定的“解由”，内容包括官员的祖宗三代、年龄籍贯、姓氏民族、出身、入仕资历、有无过错、政绩如何、何人保举等。

除此而外，1262年，忽必烈还下诏“置簿立式”，专门记载官员政绩等情况，后发展为“行止簿”。 行止簿和解由成为决定官员能否升迁的主要依据。

监察官吏 严惩贪腐

在对官员选拔考核的同时，忽必烈还注重对他们的监察力度。中央设置的御史台（简称中台）就是掌管纠察百官善恶和政治得失的所在，并直接监察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官员；地方上则有监察东南诸省的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以及监察西南西北诸省的云南诸路行御史台（简称西台）。它们之下还设置若干道提刑按察司，后改称“肃政廉访司”。如此一来，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垂直监察系统，可以不被地方行政机构干扰，切实发挥监察作用。

对于在提刑按察司任职的官员，朝廷也有规定，“按察司官有声迹不好者，御史台体察，虽未任满，许行奏代。”所谓奏代就是撤职查办，另派人员接替。如此约束按察司官员，使他们不敢滥用权力，弹劾纠察必须公正公平。

为避免行贿受贿，朝廷规定：“今后省院六部诸衙门官吏，无故不得与求仕受命官员私同宴会，以通请谒。”而为了禁止地方官员鱼肉百姓，亦规定不得让家人仗势经商牟利，不得放高利贷，同时“虽有政绩，不许立碑。其先已建立者，若犯赃污，即令除毁。违者究治”。

对于官员玩忽职守、办事不力的，亦“依理究治”。此外，忽必烈还鼓励弹劾违法官员，“其有不顾权势，弹劾非违及利国便民者，别议升除”。也就是说， 只要弹劾属实，提出弹劾者的官职可获得升迁，这对于那些意图贪腐的官员算是一种制约。

善于纳谏

忽必烈时常以历史上的明君作为自己的榜样，他钦佩的唐太宗就是一位善于纳谏的千古帝王，而从忽必烈无论在藩邸还是在即汗位、一统天下后的所为看，他同样是位广开言路、接受大臣谏议的明君。

1268年，忽必烈正式设置御史台，任命塔察儿为御史大夫、张雄飞为侍御史。作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也具有向皇帝谏言、纠正缺失的职责。忽必烈专门对塔察儿和张雄飞说：“卿等既为台官，职在直言，朕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当极谏，况百官乎！汝宜知朕意。”

忽必烈曾多次与大臣们讨论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比如被唐太宗视为“镜子”的魏徵。1277年的一天，大臣王思廉在给忽必烈讲解《资治通鉴》时，说了魏徵犯颜直谏、长孙皇后从旁劝谏的故事。忽必烈听后，让王思廉将这个故事讲给大臣以及后宫的皇后和嫔妃们，希望他们以魏徵和长孙皇后为榜样，敢于进谏，而自己也要效仿唐太宗，虚心纳谏。

为了让大臣们敢于进谏，忽必烈有时也给予直言者以奖励，比如，姚天福在朝廷上弹劾权臣，忽必烈特赐名“巴儿思”，认为他不畏强势，犹如老虎。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忽必烈意识到了“礼”的重要性，因此任用撒蛮负责监督宫廷人员的礼仪。一天，忽必烈近臣孛罗受命出宫办事，因行走违背礼仪被撒蛮关了起来惩戒。忽必烈等了很长时间，不见孛罗回来，一问才知是被关了起来。他就找来撒蛮，让他放出孛罗。撒蛮回道：“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违之，何以责臣下乎？”忽必烈于是不再过问，孛罗受到惩罚后才被放回。

南宋被灭后，忽必烈想把江南宋朝宗室及豪族大族迁到北方，大臣叶李对此谏言道：“宋已归命，其民安于田里。今无故闻徙，必将疑惧，万一有奸人乘衅而起，非国之利也。”忽必烈遂打消了移民的念头。

忽必烈曾说：“朕于廷臣有戆直忠言，未尝不悦而受之；违忤者，亦未尝加罪。盖欲养忠直而退谀佞也。”忽必烈的态度也使忠直之臣敢于进言。

崇尚节俭

忽必烈重视理财的目的是为了国富民强，而在个人生活上，他崇尚节俭，提倡淳朴之风。大臣王恽曾在奏疏中说，忽必烈“临御以来，躬行俭素，思复淳风……去金饰而朴鞍履”。

忽必烈从不穿戴贵重华丽衣帽，他还将自己穿过的衣服储藏在箱子中，以教育后世子孙保持勤俭之风。史载，元朝第三个皇帝武宗曾与皇太后在大安阁设宴，看到阁中有故箧（注：旧箱子），便问宦官李邦宁这是做什么用的。李邦宁回说是世祖储藏裘带的箱子：“臣闻有圣训曰：‘藏此以遗子孙，使见吾朴俭，可为华侈之戒。’”武宗于是下令打开箱子，并慨叹说：“非卿言，朕安知之。”

当时有位宗王在旁，马上说：“世祖虽神圣，然啬于财。”李邦宁却不同意，反驳道：“世祖一言，无不为后世法；一予夺，无不当功罪。且天下所入虽富，苟用不节，必致匮乏。自先朝以来，岁赋已不足用，又数会宗藩，资费无算，旦暮不给，必将横敛掊怨，岂美事耶。”武宗和太后深以为然。

不仅律己甚严，忽必烈也常劝戒后宫后妃不要挥霍，而与忽必烈感情深厚的察必皇后也生性仁明、勤俭自律。她亲率宫人用旧弓弦编织为衣，取羊臑皮缝为地毯，还在传统的帽子上加了前檐以遮阳。

此外，忽必烈还在宫中移种了漠北草原特有的青草，并将其栽在皇宫前的石阶梯下，还用栏杆将其围起，起名为“思俭草”，以提醒后人要节俭，“思太祖创业艰难”。

《元史》中还记载，忽必烈下令宫中使用的蜡烛不需要彩绘，使用的马鞍、靴子和箭簇等也不得以黄金为饰。1292年，回回人忽不木想要将大颗的珠子卖给忽必烈，忽必烈以其无用为由拒绝了。

参考资料：

《元史》
《忽必烈传》
《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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