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1年06月18日讯】二〇二〇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选战，更是正与邪的大战，不但关乎美国会不会从自由民主、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体制，甚至是集体主义、共产主义体制，也攸关全人类的存亡。结果我们也都知道了，在满天的作弊疑云下，民主党拜登政府上台了，社会主义可谓全面攻占美国。《谬误与真相》封面。（本文作者提供）
正义之士索威尔
在这场选战中，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支持民主党，对共和党与川普极力打压。除了抹黑、造谣，还断绝了川普的发言权，而所谓的知识学术精英也几乎全站在川普的对立面。在那种萧瑟的恐怖氛围下，竟然还有学者勇敢地发言为川普辩护，并对拜登的当选忧心忡忡：美国恐会走向不归路，将如罗马帝国当年的殒落般下坠，因为民主党将实施激进的左派政策，亦即大政府掌控国家，戕害个人自由，内部抗争永无宁日。
这位令人刮目相看的学者是现年九十一岁高龄（一九三〇年生）的黑人经济学家汤玛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二〇一六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时，他还曾强烈批评川普，支持泰德．克鲁兹（Ted Cruz），但在当年的总统大选时，他又因反对希拉里，而在大选前的两个星期呼吁选民投票给川普。二〇一八年，有人问他对川普总统的看法，他回答说：“我认为他比前任总统更好。”
二〇一九年三月，主流媒体指称川普是“种族主义者”（racist），索威尔就此事针对大众的反应做出评论，他说：“可悲的是，有这么多人只是对语言做出回应，而不是问自己‘这个人说的是真的吗？我该如何检验？’”一个月之后，他再度为川普遭媒体指控为种族主义者辩护：“我没有看到任何确凿的证据，而且，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期望得到确凿证据的时代。你只需一直重复某些熟悉的字词，人就会像‘帕夫洛夫的狗’（Pavlov’s dog）那样，对特定声音做出反应。”
索威尔之所以为川普辩护，且对拜登民主党二〇二〇年上台执政发出美国已“无路可退或已到悬崖边”的警语，并非政治语言，更非政客说辞，也不是对川普个人的偏爱，而是基于自身的一生体验和扎实的学术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他对“种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检验知之甚详，而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以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对比和好坏也都深有观察和探究。这些在他的诸多著作中都清楚明白的显现，而这一本二〇〇八年出版的《谬误与真相》（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可谓代表作。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索威尔这个人及其一生的心路历程。
认识索威尔
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十日，汤玛斯．索威尔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加斯托尼亚（Gastonia）的一个贫困黑人家庭，父亲在他出生前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了已有四个孩子待抚养、当女仆的母亲。由于母亲无力再养索威尔，只好将他交由姨婆和其两位已成年的女儿收养。童年时，索威尔很少碰到白人，甚至不知金黄是头发的颜色。九岁时，为了寻求更多的机会，索威尔全家从北卡的夏洛特北迁至纽约市哈林区，参与了非裔美国人从美国南方大举北移的大趋势。
索威尔获准进入纽约市一所颇有名望的高中，他是家中第一位就读六年级以上的成员。但因财务困难和家庭问题，十七岁时索威尔被迫辍学。他从事过好几个工作，包括机械店店员和西方联盟的送货员，一九四八年索威尔还曾经尝试成为布鲁克林道奇队棒球选手，一九五一年韩战期间，他被征召入伍，加入海军陆战队当摄影师。
自军中荣退后，索威尔曾在华盛顿特区的一间市政机构服务，并在哈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这间黑人大学就读夜校。由于成续优异，他获得两位教授的推荐，进入哈佛大学，一九五八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次年他又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索威尔原本选择哥大、在史蒂格勒（G. J. Stigler，一九一一—一九九一，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教授指导下就读博士学位，然而一九五八年，史蒂格勒返回芝加哥大学执教，索威尔也跟着移到芝大就读，并于一九六八年获得经济学博士。
索威尔曾说，他二十岁左右的十年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因而他最早的专业出版品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实践的同情性研究。不过，一九六〇年夏天他在担任联邦政府实习生的经历，让他拒绝了马克思经济学，转而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他的工作中，索威尔发现波多黎各的制糖业工人失业之所以会增加，与该业法定最低工资的提升有关系。对模组进行研究后，索威尔得出了结论：执行最低工资法的政府官员比较关心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穷人的困境。
索威尔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包括康乃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曾在城市研究所等智库任职。自一九八〇年以来，他在史丹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做研究，目前是该所萝丝与密尔顿弗利曼（Rose and Milton Friedman）公共政策高级研究员。
索威尔的研究领域甚广，包括福利经济学、教育、政治、历史、种族关系，以及儿童发展等等。他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时常被描述为黑人保守派。索威尔从一个自由主义保守派立场撰写文章，迄今出版三十几本书，写作主题范围涵盖种族、族群、教育和决策的社会政策、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以及残疾儿童的问题，广受赞扬。他因结合历史、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创新奖学金，获颁国家人文奖章。索威尔也有一个由“创作者联合会”（Creators Syndicate）发行的全国性一稿多投的专栏，刊登在《富比世》、《国家评论》、《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以及其他主要报章杂志与一些网站上。他评论自由媒体的偏见、司法行动主义、最低工资、全民健保、平权运动、政府官僚、枪支管制、毒品战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等当前的问题，直到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高龄八十六岁时才停笔。
索威尔不但学有专精，还十分关怀社会，是一位非常入世的学者，对敏感的社会问题往往会讲清楚、说明白。他在自由经济大师史蒂格勒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赛伊法则和大过剩争议〉（Say’s Law and the General Glut Controversy），相信“供给创造需求”的古典观点，不认同凯因斯的“需求创造供给”，也对政府的干预管制政策提出批判。索威尔自认受到海耶克（F.A. Hayek，一八九九—一九九二，一九七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弗利曼（M. Friedman，一九一二—二〇〇六，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两位教授的影响最大。
史蒂格勒和弗利曼是芝加哥学派最兴盛时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主张自由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尤其反对政府的价格管制政策。一九四五年，二人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时，合写了一本抨击政府“房租管制”的小书，轰动一时；一九七一年初，弗利曼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上，又以该书名“屋顶或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为题评论纽约的房租管制。而早在一九四六年，史蒂格勒就在最著名的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最低工资的立法考量〉（The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这篇先锋式文章，指出立法明定最低工资既无法消除贫穷，也不能免除雇主的控制，对总就业量还有负向的影响。继史蒂格勒之后，关于最低工资法令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纷纷出现，最受批判的是，若认真严格执行该法，低生产力的“边际劳工”（包括青少年）将会因此失去工作，而雇用这些劳工的“边际厂商”也将减产或关门，这些边际劳工不但享受不到最低工资施行的工资提升美意，连饭碗都打破了，落得“爱之适足以害之”或“善意铺成到地狱之路”的下场。不过，每当最低或基本工资上调，各家媒体总是大书标题“百万多名劳工受惠”，而这是政府部门估算出来的，媒体不假思索照抄，读者们也不自觉地照单全收，但事实究竟如何，却几乎无人闻问。索威尔承继史蒂格勒等芝加哥学派学者之志，对政府的各种管制政策进行广泛又严谨的研究，并把结果公诸于世。
社会主义为极权主义铺路
至于海耶克，他可说是穷极一生都在揭穿社会主义的真相，一再苦口婆心告诫世人它的毒性之大。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七日，该书出版五十年之际，索威尔在《富比士》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一条由善意铺就的地狱之路〉，其中在“对世界的未来”的段落，他这么写道：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里所指的‘热的社会主义’，从一九四〇年代开始，已在它实际所到之处，以及看得到它实际后果的地方，失去了光泽。当时他真正忧虑的对象是他所谓的‘我们当中的极权主义者’。这些人并非有意追逐极权体制，但他们个别鼓吹的政治主张全部加起来，就是极权主义的理想。
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因为被现代科技的重大成就迷住了，以致于心神恍惚，想像经济与社会体系也可以当做是工程问题来加以处理；另有一些人则是希望建构“某种具有合作精神的社会，其中各种产业组合均拥有半独立与半自治的‘封建特权’——好比是当今的‘产业政策’和‘医疗联盟’所保障的特权地位。
《到奴役之路》发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当中的极权主义者”的名单变得更长了，包括主张为弱势族群积极争权者、极端环保主义者、爱滋行动派、极端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任何要求政府“不计代价”实现他们政治主张的人士，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公开主张极权主义，但是他们的行动都会把社会推向极权主义，因为只有权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二十七年前，索威尔所说的“我们当中的极权主义者名单更长了”，真是不幸而言中的先知之言，他忧心的是：《到奴役之路》书中所描绘的世界，并未随苏联解体、中共经政、东欧改制等似乎显示共产和集权主义已全面崩盘而消失，反而藉由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与欧洲早年的自由主义正好相反）包装而大行其道。无独有偶，弗利曼在其最重要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九八二年版的中文译本(一九九三年四月出版)自序中指出：
“我很高兴，《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中文版能在台湾发行。虽然该书英文第一版发行于三十年前，但书中所揭橥的理念乃是永恒的。
那些理念适用于三十年前，也适用于今日的环境，就某层次而言，可说更能切合当前的局势，政府干预市场的年代已因舆论而有所改变；当年批判政府干预属于极端且激进的论点，如今已广被接受。尽管如此，政府干预的行为并未随着观念的改变而同等变化。
相反的，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〇年代以来，非但没有减弱，且有增强之势，今天的政府花掉国民所得的一大部分，采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细腻地干预到个人的生活。最重大的行为变革，发生在原本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包括苏联和其卫星国，以及中共⋯⋯，共产主义的瓦解使我们相信，我们正在进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
其实不然，似乎我们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产主义国家之形态。⋯⋯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的例子显示，一旦透过市场机能赢得繁荣之后，常有强烈倾向走向社会主义国家之形态；要维持市场机能的运作，可能比导入市场机能来得困难。”
索威尔和弗利曼的警语在二〇〇六年所谓“中国经济崛起”广被正面称颂之际，更显得“暮鼓晨钟”。可怕的是，世人正被披着自由经济外衣的“中共政权”所蒙蔽，共产主义其实并未如弗利曼所说的“瓦解”，反而像是“披着羊皮的狼”在隐蔽处更加活跃、危险。借尸还魂的中共已够让人寒心了，再加上自由世界里，尤其在美国，“扩大了的极权主义者的名单”，更令人愁上加愁。
美国健保计划早已受质疑
在当年那篇文章的最后，索威尔曾写道：“克林顿政府的健保计划可以说是美国为购置社会主义而预付的一大笔订金，未来所需的分期付款金额势必比现在宣传的还要大上许多。不管是以金钱来衡量，还是以失去自行购买适当医疗服务的自由来衡量，这些分期付款都要由美国人民来承担，这可是不折不扣攸关个人生死的问题。”但克林顿主政八年中，美国政府庞大的预算赤字竟曾神奇地达成了平衡，且尚有盈余；一九九〇年代（含括克林顿政府期间）又被称作“狂飙的十年”，指的是繁荣盛世。然而，民主党的政策却接近美国自由主义的偏向管制、保护。身为克林顿策士的史迪格里兹（J. Stiglitz）为二〇〇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二〇〇二年、二〇〇三年他分别出版了《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和《狂飙的十年：一个繁华盛世的兴衰启示录》（The Roaring Nineties－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借着检讨自己七年的官场生涯和克林顿政府施政，提出他“迈向新民主理想主义”的愿景，可谓等同于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知性模型”，它可以比作一部车子的设计，然而却是用纸制成，自以为可以上路的一台车。
史迪格里兹可说是迄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之一，他著作等身、颇富盛名，再加上在克林顿政府七年全身而退的成功官场生涯，造就他理论和实务俱全的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最高荣誉诺贝尔奖桂冠的加持，加重了他一言九鼎的力道。此外，上述两本通俗著作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他“拥有一颗温暖的心”，坦率且真诚，并具有正义感。这样一位人物，我们当然不能否定他“为弱势者，进而为增进全人类福祉”的心意，虽然他也似乎认同市场的重要，但在他“市场和政府取得平衡”的理想愿景中，却隐含着深重的危险性，特别在现代“上下交征利”、“自私自利极度凸显”、“政治挂帅”下，政府干预陷入“政府失灵”死胡同几乎是可以确定的。史迪格里兹自认是凯因斯学派，他不但在总体经济政策上主张政府应扮演重大角色，且在个体经济的“管制经济”领域上学术成就非凡，也因为有此成就，他对所谓“市场失灵”自认非常了解，对政府介入也信心满满。
另一位与史迪格里兹齐名，甚至更有名、更具影响力的人是二〇〇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 Krugman），他在二〇二〇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出版了《克鲁曼战僵尸：洞悉僵尸经济的本质、揪出政经失能的本源》（Arguing with Zombies: Economics, Politics, and the Fight for a Better Future）一书，将其自二〇〇四年小布什当选连任美国总统之后，在《纽约时报》等媒体所写的专栏文章整理成册出版。全书以主题分类，共有十八章，分别是“拯救社会安全计划”、“迈向欧记健保之路”、“对欧记健保的攻击”、“泡沫和爆破”、“经济学的危机”、“紧缩政策”、“欧元”、“财政骗子”、“减税”、“贸易战”、“保守派”、“唉唷！社会主义！”、“气候”、“川普”、“论媒体”，以及“有关经济的想法”。光由章名就可知涵盖范围之广，真可说琳琅满目。这些篇章主要是对政府政策的建言，但他认为政策制订者一直拒绝运用他所提供的意见（或知识），反而选择执迷于错误且往往恶意反对预算赤字的理论，因而造成不必要的巨大痛苦，使得克鲁曼深感有志难伸，抑郁不得志。
耸人听闻的“僵尸经济”
为了一抒郁闷，克鲁曼将他的政策建言整理成书出版，公诸大众，让读者公评，替他讨回公道。克鲁曼真的是气坏了，他将反对者称为“僵尸”，认为他不只是对牛弹琴，简直是与毫无知觉的尸体论辩。我们都知道，克鲁曼是所谓的“新凯因斯学派”的领头羊，有着“凯因斯二．〇”、“凯因斯还魂”的名号，甚至于“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比凯因斯还凯因斯。
众所周知，凯因斯在一九三〇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之际，出版了经典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简称《一般理论》）。他提出“政府应创造有效需求”来消弭“大过剩”，让失业降低，使经济复苏。克鲁曼相信凯因斯经济政策能有效解决问题，然而，在奥巴马主政近四年间，美国经济非但没有从金融海啸泥淖中走出来，所得分配还更不平均，失业率一再上飙。当经济衰退成为二〇一二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奥巴马连任罩门时，他又出版了《终结大萧条》（End This Depression Now!）这本被称为“通俗版《一般理论》”的著作，提出比凯因斯政策更强的药方来化解难题。
通俗版《一般理论》
该书将当时的萧条情境以实际数字和优美的文字陈述，再以凯因斯的“短期”、“非常时期”、“流动性陷阱”作为理论基础，导引出“政府支出创造有效需求”来解决棘手的失业和萧条问题。他认为，短期不救将降低长期产能，失业会更加深美国人内在生命的创伤，而长期失业者自尊受打击极具破坏性，焦虑症与忧郁症也随之出现，因而非以“非常手段”化解不可，而简单无害的“政府支出大量增加”是最佳药方。
克鲁曼大力批判主张“撙节”者，并极力挞伐赛伊法则的“供给创造需求”，将自由经济“淡水学派者”指谪为“替共和党跑龙套”，把“意识型态”、“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帽子套在这些人的头上。克鲁曼甚至认为国债不必还，房贷契约也可打消，将“以债养债”换为“以债疗债”，也就是说，继续举债是正确的，当时各国政府“印钞救市”、“振兴经济方案”之所以效果不彰，是因为“力道、强度、规模”不够大，他指责奥巴马魄力不够、太妥协。他也认为通膨不会发生，而发动战争让政府支出大增也是解决萧条、需求不足的方法。
由于奥巴马顺利当选连任，克鲁曼或许认为他的建言发挥效用，以致于对“反赤字预算”、“紧缩政策”、“财政危机”等等淡水学派或保守派人士所主张的理念都指为错误，而且还一直被共和党引用，于是以“僵尸”称之。
自由主义者的良心
同样地，克鲁曼在二〇〇七年十月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出版的《下一个荣景：政治如何搭救经济》（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中极力宣扬“社会安全计划”、“奥记健保”等等社会主义政策。该书系以“政治经济学”描述美国一九三〇年代经济大恐慌以来的政经发展史。他充分发挥以优美文笔说故事的能耐，哀悼美国中产阶级的消失、所得分配的极端不均。
克鲁曼认为，全球化和科技变迁这种一般公认的原因无法解释这些现象，应是体制、行为准则和政治力的改变所致，于是他描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竞合经过，行文中贬抑前者赞扬后者。在克鲁曼心中，共和党偏袒、保护大企业和有钱人，借着减税、取消社会福利或让福利民营化，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再依靠他们的大笔捐款、献金，经由选举伎俩赢得选战、获得政权。当时他就指出，小布什第二任时，美国人已经觉醒，加上黑人以外的移民人数比重大增，大反转的日子已到，而那时民主党候选人重视并讨论全民健保计划、因应贫穷新方法、协助无壳族的方案，切合美国人需求，因而胜选概率高。
克鲁曼在该书中表明，他非常怀念一九三〇年代大恐慌后小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的日子，那是中产阶级出现、社会公平、政党间和谐共处、所得分配相当平均、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因此，他期待美国出现“新新政”，主张将“全民医疗”作为重点，就像社会安全制度是“旧新政”的核心一样，而在成功实施全民医疗后，接着转而解决更广泛、更艰辛的“不平等”工程，克鲁曼认为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任务。
事实显示，克鲁曼的预测和期望都实现了，奥巴马当选总统，也大力推动全民医疗，向社会主义靠拢，可说完全依照克鲁曼指示的道路前进，似已显见该书的影响力之大。
全力攻击川普
至于“减税”、“贸易战”、“气候”、“川普”、“论媒体”等议题，是川普让跌破众人眼镜、当选二〇一六年美国总统后，执政四年之间发生的事。由于川普继承里根，重拾保守立场、反共、自由经济、小政府、减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对中共发起贸易战，并大幅翻转奥巴马社会主义政策，等于将克鲁曼的主张全部消除。是可忍、孰不可忍，克鲁曼原本以为希拉里笃定当选，没想到半途杀出程咬金，全盘皆输之下他怒不可抑，也随着左派媒体起舞，认为川普用骗术取胜，将川普视为阴险小人，在专栏文章中大力批判。他不但极度贬低川普政策，还将提出政策的学人等视为僵尸。克鲁曼这么有名望的高雅之士，如此气急败坏、口出恶言，实在是情何以堪！不过，这也正凸显出克鲁曼有多么沮丧和失望了。
其实，克鲁曼在书中的陈述隐示，他也知道这样的咒骂并不妥当，或许他懊恼自己没在二〇一六年总统大选前出书帮民主党的希拉里造势，以致让川普得胜，于是他在该书中加大力度，用选举语言及强烈方式攻击对手。不论如何，失去学者风度，尤其是没以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应有的高度来论理，终究不是好做法。说实在，在克鲁曼写报纸专栏文章数年后，已有人批评其通俗文章“不严谨”、“不正经”、“不科学”，充满了意识型态，也有人认为那早就不是超党派的学者意见，而是到了逢共和党必反的地步，嬉笑怒骂布希总统更是家常便饭。举个很典型的例子，针对共和党所反对的“全民健保”，他认为美国汽车业之所以敌不过日本的竞争，就是日本实施全民健保而美国没有所致。
迄今，克鲁曼不但未有收敛，反而更变本加厉，逢共和党必反，尤其对川普更是不分青红皂白，恶言相向。举例来说，川普的减税与贸易战被克鲁曼说的一文不值，他还说川普称“贸易战是好事、要赢很容易”的言论，会被载入史册而“遗臭万年”；但被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学院的华裔学者谢田教授一一举证，彻底驳斥。此外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支持贸易战，在瘟疫发生前，美国经济欣欣向荣，至少不是克鲁曼说的减税无效。那么，克鲁曼批评漫骂对手僵尸观点，不是正好可用在自己身上吗？
海耶克诤言
写到这里，我不免又想起一九七四年海耶克在受奖宴席上的一番话：
“……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这种权威，而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谁也不应该享有。在自然科学领域，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发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们⋯⋯但是，经济学家影响的却是一些外行：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且关系重大。
在经济学方面有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此成为全能者，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会如此看待获奖者，而获奖者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于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素未专研的问题表示意见，而认为这是自己的社会责任。
用这样隆重的仪式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学家的成就，举世瞩目，因而加强获奖者的影响力，这样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议，凡是获得诺贝尔奖这项荣誉的人，必得做一个谦虚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学力以外对公共事务表示意见。
或者，授奖人在授奖时至少要求受奖者谨记经济学大师马夏尔（A. Marshall，一八四二—一九二四）的严正忠告：“社会科学者必须戒惧赫赫之名：当众人大捧之时，灾祸亦将随之。”
美国迈入“社会主义国”
海耶克有感而发的这番话应不只是说给得奖者听，也特别告诉普罗大众，尤其是新闻从业者，不要将这些获得诺贝尔奖者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超人。每个人，尤其有名望的人，都应提醒自己时时需紧守住分寸，以免过度膨胀，毕竟凡人都很难抗拒被捧的诱惑！何况，正如海耶克所言，经济事务关系人生，千头万绪难以厘清，一旦提出错误建议、进而化为政策施行，则危害大矣。而被奉为上宾的诺贝尔奖得主最具此种条件，他们的话往往最容易被视为真理。
虽然克鲁曼过分情绪性、甚至政治性的言论不可取，但他谈论的主题及其观点还是很重要，且肯定会受到关注，或许这也是打败川普的因素之一。
不过，二〇二〇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民主党胜选，显示克鲁曼的论点较受肯定，而左派社会主义的政策将被重新拾回，奥巴马政府二．〇也明显出现。由拜登上台百日所推动的政策，以及他在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晚间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讲可知，激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党议程正急速的推进，“奴役社会”的美国或也即将来到！实有必要设法防阻。
社会主义者是危险的理想主义者
回顾历史，我们还是必须再搬出当年海耶克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描述。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认知是：任何社会只须有同情心，都可以透过政府的“规划”与经济管制，为每个人创造一个更符合人性的生活环境。无论是从道德标准、还是从效率标准来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必须依据海耶克所谓的“傲慢的理智”（intellectual hubris）或“不要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亦即都必须假定我们已拥有全面性、钜细靡遗的知识。因此，只须再多一点同情心与意志力等主观的决心，社会主义的优越理想即可实现。
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者是“危险的理想主义者”。此一行列之中，有许多人“其真诚与无私不容置疑”，也有许多“学术声望卓著”的人物。社会主义者只是一些在追求理想时，高估可能达到的目的，却低估其附带的危险之人士。
海耶克也认为，社会主义者“帮极权主义开路”。碍于自身的道德矜持，他们没有能耐去从事让极权国家机器得以转动的那些肮脏丑事。因此，在其理念逻辑所要求的极端行动之前，他们就缩手不管——让位给那些无所忌惮的冷血人物收拾残局。海耶克就是这样剖析纳粹党徒之所以在德国崛起，乃是因为维系法治、政府分权与市场经济等自由社会的观念与价值，先被社会主义者摧毁殆尽所致。
对照海耶克描述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史迪格里兹和克鲁曼是不是很类似？前者在《狂飙的十年》中强调“经济管理失灵”，比较里根、老布什、小布什与克林顿，贬前三者而扬后者，以通用的总体经济指标数据，好似可以提供佐证。问题是：可用这样子的“实证”方式吗？二十一新世纪启幕新经济泡沫破灭，狂飙十年结束，是因为小布什政策错误，还是克林顿主政时对科技产业过度纵容且管制失当所致呢？经济体系当真可以“妥当管理”吗？对“能否妥善管理”的认知正是关键所在。史迪格里兹批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以及对政府经济管理失当的批评，与一般社会学家的说法类似，他们认为是“管理者无能”，而非“松绑不必要的管理或废除这些已完成阶段使命的机构”，他们期待“圣人、能人”的出现。是的！古代有“仁君”、近代有诸如蒋经国晚年的“善心独裁者”，但由历朝盛世晚期的堕落及可遇不可求、有如射飞镖的“甚低概率”产生之仁君，就可知这种主张的危险性。索威尔说“法西斯、共产、社会主义都是集体主义的近亲繁殖”，应该再加入“凯因斯管制、干预学派”。而索威尔说拜登执政将使美国无路可退，会像当年罗马帝国崩溃，应该就是有这样的认知。
政府无法适当管理经济体系
七十多年前，海耶克揭穿社会主义及其拥护者的方式或可敲醒史迪格里兹和克鲁曼及其同路人的迷障，可惜海耶克早已辞世。不过，不必失望，我们还有索威尔，虽然他的名气难望这两人的项背，但索威尔的功力亦不可小觑。说也真巧，就在史迪格里兹两本著作出炉的几乎同时，索威尔二〇〇三年也出版了《活用经济学：跳脱单阶段思维方式》（Applied Economics: Thinking Beyond Stage One）这本更为通俗的著作，书中论点正好可戳破凯因斯学派和管制经济学者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关键就在“单阶段或短期或政治观点”以及“第二轮效果或长期或经济思考”之区别，凯因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鲜活点出了“急功近利”，以及为政客们不负责任政治主张和饮鸩止渴经济政策（亦即不必顾虑庞大不良后遗症的政策主张）掩护的用意。
揭穿社会主义迷障的半通俗著作
或许情势的演变愈来愈险恶，由社会主义者发表的言论和观念，以及从而形成并付诸实施的政策愈来愈多，甚至共产主义的“假、恶、斗”理念及政策措施经由各种媒体广泛的散播，逐渐深入世人之心，事情和问题的真相被扭曲或掩盖，各种谬论纷纷出笼，政府管制干预的力量愈来愈大，而“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的事实愈来愈多，人类向下沉沦、走向奴役之路愈来愈明显。有鉴于此，索威尔乃在五年之后（二〇〇八年）出版了这本《谬误与真相》，以生动又浅显易懂的方式，揭露各种社会经济议题的常见谬误，让世人清醒过来，赶紧遏止向下沉沦的趋势，进而向上提升、增进福祉。
如索威尔所言，“很多事情之所以有人相信，只是因为有人一再重申，久而久之，大家便习以为常，照单全收。”这也就是“以讹传讹”、“谎话说了N遍就变成真的”，为了破解迷思和揭露那些危害全球各国成千上万人福祉的谬误，索威尔才写了这本书。他也发现，许多观念都禁不起事实的检验，他就以扎实的“事实”来检验诸多大家普遍相信的说法。毕竟根据那些谬误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可能已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而看穿这些谬误不只是一种智识训练而已，更可清楚了解经济学，而可为整个国家带来许多提高生活水准的好机会。
本书除了前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七章。第1章阐述“谬误的力量”，索威尔在多到难以计数的经济谬误中，选出零和谬误、合成谬误、因果谬误、棋子谬误，以及开放式谬误这五大常见谬误一一讲清楚、说明白。接着六章各以“都市的”、“性别的”、“学术的”、“收入的”、“种族的”以及“第三世界的”事实与谬误分别以实例剖析。
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和问题都是自古以来常见的，可以概括地说，“不公平”和所谓“歧视”的大课题，一般的认知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施行的结果，于是大都认为，应由“政府”管制、干预，以法令和保护政策来实现公平正义。不过，这些既存的现象要不是被有意的渲染、夸大，就是有统计资料的偏误或错误解读，而政府干预的结果不但保护不了弱势，反而招致他们受害的不幸下场，这也就是东方的“爱之适足以害之”、西方的“善意往往引向地狱之路”的写照。
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有智者大声疾呼并为文试图导正此举。一八五〇年法国经济学家、政治家、议员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一八〇一—一八八〇）出版的《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经济效应》（That Which Is Seen and That Which Is Not Seen）、一九八〇年弗利曼夫妇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以及一九四六年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一八九四～一九九三）的《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都是最知名的通俗著作，而二十一世纪则有索威尔的《活用经济学》和这本《谬误与真相》。
正如赫兹利特所标榜的“不只观察任何行动或政策的立即影响，更要看较长远的影响；不只追踪政策对某个群体产生的影响，更要看对所有群体造成的影响。”这些书都点出真理所在。不希望受偏误思想毒害的读者，尤其政府决策官员和年轻世代，更是有必要仔细阅读这些书。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谬误与真相》这本书除了是生活事件的应用，还有自由经济思想的根本哲理，更值得读者细细咀嚼。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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