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1年05月12日讯】利用国民党抗日而躲在西北一隅发展壮大自己的中共，在抗战胜利后，迅即挑起了内战，并最终在美俄、中共间谍的帮助，中共“人海战术”等见不得光的手段，夺取了政权，这样的结果恐怕就连中共自己也没有想到。对于即将建立的政权，毛泽东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坐稳。

在中共推出的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第二十五集《向北平进发》中，提到了毛和黄炎培在延安关于“如何跳出兴亡周期率”的对话。随后，毛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认为如此是“跳出周期率”的前提。

洗脑片中提到的兴亡周期律，又称“黄炎培周期律”或“黄炎培周期律难题”。1945年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此时，一些民盟成员希冀未来由三方共同执政，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这其中就包括黄炎培、傅斯年等人。

在延安期间，他们受到了中共的“热情”招待。不过，通过短暂的接触，颇具慧眼的傅斯年进一步认清了毛和中共的真实面目，最终去了台湾，而为人有些天真的黄炎培却相信了毛的瞎话，最终选择回到大陆。而让他上当的就在于他与毛就“周期律”的一段谈话，这段话记录在其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中。

在深通历史的黄炎培看来，个人、家庭、团体乃至一个国家政权都有其衰亡的规律，那就是：或是“政怠宦成”，即掌权者在治理国家上逐渐懈怠，不思进取，导致官僚主义严重，小人当政，祸乱政务；或是“人亡政息”，即明君或贤臣如果不在位，则所行的善政便会被废止；或是“求荣取辱”，即动机与效果严重背离，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自然，中共若掌握政权，也不例外，中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黄希望从毛身上得到答案。

对于黄炎培的质疑，毛称中共已经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之路，即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且毛还称中共能跳出这周期律。

黄老先生一听，信以为真，对毛也是无比崇敬，更将毛送的礼物视为珍宝。傅斯年曾讽刺他说：“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可叹的是，中共建政迄今70多年了，毛的承诺依然没有实现，以至于当今中共高层习近平、王岐山等还需一再提及，还需回答如何避免或延迟中共生命的完结的问题。这不仅说明中共从来就不想让人民监督中共，更说明此时的中共正面临着随时倾覆的危险。

而相信了毛的黄炎培在1949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后，起初还是过了一段风光的日子，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等。不过，在中共将其利用完后，对中共若干政策并不认同的他就被毛视为“资本家代言人”，并被排除在中共政府机构，仅在人大和政协任闲职。

好在黄炎培死于文革前的1965年，而他的妻子姚维钧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文革遭到迫害，1968年自杀身亡。而他的第五个儿子黄必信，先是被打成右派，文革爆发后上吊自杀，两年后，其妻子余启运在关押时被学生毒打至自杀，他们的女儿失踪。如果黄炎培一家留在香港，会有这样的结局吗？

事实上，当年像黄炎培这样相信中共而留在大陆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还不少，当他们终于亲身体会到中共的专政残酷时，除了屈服、自杀，又能如何呢？毕竟后悔已经晚了。

还是再回到当年黄炎培们兴奋地参加中共建政大典那个时间段。在洗脑片第二十六集中谈到了中共1949年搞统战的政协会议以及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建政大典，而这昭示着中国大地进入了一片黑暗时期。或许冥冥中真的有安排，建政大典上居然无意间演奏了一曲哀乐，似乎老天也在为中国人的命运担忧，似乎在预示着中共最终的命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几年前，大陆《快乐老人报》刊载了一篇题为“经典红歌《你是灯塔》莫名被禁30年”的文章，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歌曲《你是灯塔》最初的名字是《跟着共产党走》，该歌曲是1940年6月抗大一分校向中共建党19周年的献礼之作。该校年仅20岁的校政治部宣传干事沙洪（原名王敦和）作词，文工团副主任王久鸣（原名王岳）作曲。歌词类似于文革时期的表忠心的阿谀之作，什么“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什么“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歌曲经过口传手抄，很快传遍了中共所占领的地区，并且一直唱到中共建政。中共进入上海后，为了加强宣传，规定上海广播每天必须播放四首红歌，其中就有《跟着共产党走》。随后，新成立的上海广播器材厂灌制了第一张唱片，取名为《你是灯塔》，直接采用了该歌曲的第一句歌词。

根据文章，这首歌曲在中共1949年10月的建政大典上由中共军乐团演奏，不料参加典礼的苏联文化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却对陪同人员说：“奏的曲子，像是苏联哀乐。”是巧合还是抄袭，似乎都并不重要，反正歌曲被禁止了。

当时中共采取的是“一边倒”的对苏政策，苏联人的话当然得听，而且苏联的哀乐居然在中共建政大典上演奏，这样的大罪谁能承受得起？于是，在随后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源、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主持的一次宣传会议上，宣布禁唱《你是灯塔》。

因为这个禁令，作曲家王久鸣也很快被发配到河南的一个小县城，最后全家被下放到农村。文革期间，他惨遭迫害，眼睛也被打坏。虽然文革后中共为其正了名，但王久鸣的遭遇不过是千千万万被中共迫害的中国人的缩影。

如果说中共建政大典上演奏哀乐是冥冥中的安排，那么油画《开国大典》上变来变去的人物，可是中共根据政治风向主动为之。

据林辉撰写的文章称，1951年初，中共中宣部、文化部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红色画家们很快拿出了近百件革命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不过作品中没有反映中共建政大典时的作品。于是，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命题油画《开国大典》。

接受任务的是中央美院37岁的青年画家董希文，他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创作出了这幅长4米、宽2.3米的巨型油画。最初画作上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郭沫若、张澜、高岗等悉数被画上，也符合当年的历史。

然而，三年后，“高饶事件”发生，高岗、饶漱石被毛打成“反党集团”，高岗自杀，死后被中共开除出党，并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基于此，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油画，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董希文被迫将站在最边上的高岗拿掉了。修改时董希文还打趣地为自己找了个“台阶”，他说：“从画面上看，高岗的位置显得有些局促，删掉也好。”只是他没想到修改并未到此结束。

1966年文革爆发，没多久，刘少奇被打倒和关押，中国革命博物馆再次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中去掉刘少奇。此时，董希文也经历了被打成“右派”，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干校劳动改造的磨难。文革中，他再次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京钢厂接受劳动改造，因过度疲劳，胃溃疡穿孔，经首都医院抢救八小时才苏醒过来。在做了胃切除四分之三的大手术后不到半年，又回到了劳改农场，数月后被诊断为癌症晚期。

早已深知中共铁拳厉害的董希文，对于从画面上拿掉刘少奇，早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次修改更难了。因为与删除高岗不同，刘少奇位于中间，去掉后的空缺一定要有“人”来填补，而且还要牵动旁边的人。董希文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

1972年，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油画《开国大典》被列为重点成果展示。已两度遭劫的《开国大典》又在劫难逃，有人提出要删掉画面中的林伯渠，原因是他曾经反对毛和江青的婚姻。为此，中央将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再次删掉林伯渠。而此时的董希文癌症已到晚期，力不从心，于1973年1月8日辞世。不得以，中央文革小组找到了美院的另一位画家修改。这位画家以“怕修改后有损原创整体风格”为由，拒绝在原作上删改；但因不能抗命，便重新复制了没有林伯渠的油画。

文革后，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将油画恢复原貌，但董希文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他们便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补画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油画恢复了原貌。

一幅小小油画上人物的一再变更，折射的不正是中共残酷的政治斗争？这样的中共哪里会乐意让人民起来监督？哪里肯让人民实现民主？一句话，，只要一党专制的体制不变，这样可笑的事情就不会杜绝，中共就不可能摆脱黄炎培周期律的魔咒。

责任编辑：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