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视角（上）：北欧国家非社会主义天堂

2020年7月27日，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斯德哥尔摩街头上的行人。(Jonathan Nackstrand/AFP via Getty Images)

更新 2021-03-18 5:10 AM 人气 4371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1年03月17日讯】（英文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专栏作家Jean Chen撰文／信宇编译）作为深蓝州一个17岁孩子的母亲，我经常被人问到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每一次我都能回答，所以我必须进行广泛的研究。我想这也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时报》许多读者遇到的情形：少不了与家人和朋友探讨这些话题。

我看到一个评论，“是啊，我知道共产主义不好。但我想要社会主义，就像瑞典或其它北欧国家的那种社会主义。”

确实，在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克林顿夫妇和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等左派人士口中，北欧国家经常被视为“优秀”社会主义的典范。2010年，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称赞丹麦为“一个似乎违反经济宇宙法则的国家”。尽管存在高税收，但它是“世界上贫困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失业率低，经济稳步增长，几乎没有腐败”。

2003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前首相约兰‧佩尔松（Goran Persson）以一只大黄蜂为例，描述本国的经济状况：“大黄蜂的身体太重，翅膀又小，按理说它应该不能飞，但它却能飞。”

瑞典研究员兼作家尼玛‧萨娜达姬（Nima Sanandaji）著有《斯堪的纳维亚无例外主义：文化、市场和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的失败》（）一书，详尽阐释了北欧国家的现实状况。接下来我为读者诸君总结一下该书精华，以飨诸位。

（注：斯堪的纳维亚在地理上是指，包括挪威和瑞典，文化与政治上则包含丹麦。这些国家互相视对方属于斯堪的纳维亚，虽然政治上彼此独立，但共同的称谓显示了其文化、语言和历史有深厚的渊源。）

文化——而非福利国家——引领北欧各国成功

“一位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家曾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说：‘在斯堪的纳维亚，我们没有贫穷。’米尔顿‧弗里德曼回答道：‘这很有意思，因为在美国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中，我们也没有贫穷。’”——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查普曼大学教授

福利国家并不是北欧各国成功的原因。福利国家发展之前，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已经实现了低收入差距、低贫困率和高水平经济增长。

1870至1936年间，福利国家政策实施之前，瑞典的增长率在工业化国家中首屈一指。然而，1936至2008年期间随着福利国家的逐步实行，瑞典增长率下降至第13位。

萨娜达姬认为：“高度的信任、强烈的职业道德、公民参与、社会凝聚力、个人责任感和家庭价值观是福利国家之前北欧社会的长期特征。这些更深层次的社会制度解释了为何瑞典、丹麦和挪威19世纪末引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后，能够如此迅速地从贫困国家发展成为富裕国家。这些对二战后芬兰的日益繁荣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非另外说明，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萨娜达姬著作。）

书中指出，宗教、气候和历史似乎都对这些特殊文化的形成起了作用。这些国家都具有人口同质特点，有着相似的宗教和文化背景。新教徒往往具备很强的职业道德；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令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成为一个很难生存的地方，农民被迫异常努力工作；许多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且完全掌控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努力工作得到了经济回报。

文化很重要。正是这种文化，加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法治，令北欧各国繁荣昌盛，并有可能实施福利政策，而不致产生严重不良后果。

也正是这种文化培育了美国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后裔的成功。这些移民大多是在福利国家政策实施之前的19世纪来到美国的。他们不属于精英群体，但他们的后裔比斯堪的纳维亚的同辈更成功，这说明福利国家政策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意大利、法国、希腊等南欧国家也采取了与北欧国家类似的福利国家政策，但结果却远远不如北欧各国。这再次有力地证明，文化确实很重要。

福利国家政策削弱了北欧的文化和价值观

“北欧文化的社会资本水平极高，这需要时间来建立。而慷慨的福利模式也需要时间来逐步侵蚀这些国家强大的职业道德。”——瑞典研究员尼玛‧萨娜达姬

政策有助于塑造一个社会的性格。随着斯堪的纳维亚人习惯于高税收和政府的优厚福利，他们的责任感和工作态度逐渐恶化。

在1981～1984年间的一次调查中，当被问及“要求领取无权享受的政府福利是否属于绝对不合理”时，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表示同意。而在2005～2008年间的类似调查中，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同意这个说法。

慷慨的福利减弱了人们参与就业或努力工作的激情，也削弱了父母教育子女努力工作的动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政府福利金。而这种依赖性会一代一代往下延伸。不断增长的人口又相应地投票支持高福利和大政府，从而导致高税收，把北欧各国推向了更极端的社会主义。

北欧人更能容忍高税率吗？不。

“财政幻觉扭曲了民主决策，并可能导致‘过度’的再分配。”——瑞士经济学家让-罗伯特‧蒂兰（Jean-Robert Tyran）和奥地利经济学家鲁珀特‧绍斯格鲁伯（Rupert Sausgruber）

斯堪的纳维亚人尚未充分认识到大政府的代价。政客们制造了一种“财政假象”，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税收是间接或隐性的，比如那些在支付工资之前就已经生效的、以雇主费用或雇主社会保障缴款形式存在的税收，以及那些包含在商品挂牌价格中的税收，如增值税。这些税收最终会落在所有人身上，但他们并不知情。

萨娜达姬还介绍了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瑞典民众被要求估计他们支付的税款总额。受访者需要考虑所有形式的直接和间接税额。近半受访者认为总税额约占其收入的30%～35%。而在调查时，对一个普通收入者征收的总税率（包括消费税）约为60%。”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库和萨娜达姬的计算，1965至2013年间，所有北欧国家的税负均大幅增加，但除丹麦外，大部分可见的税种都在减少。

这就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假象，即政府扩容不会增加支出。那么，为什么不选择那些扩大政府规模、增加福利额度的政客呢？

失败的瑞典社会主义实验

“瑞典是全球‘无就业增长’的冠军。”——瑞典商业日报《今日工业》（Dagens Industri）2006年一篇文章的标题

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民主时代启幕至60年代，北欧国家一直保持相对自由市场导向，税收水平与其它工业化国家持平。70年代初，激进的社会民主政策开始实施，财政负担和政府开支达到高位。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瑞典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社会主义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基本思路是用更接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取代自由市场。

“不仅整体税负上升，而且新制度还严重歧视拥有企业的个人。随着政治激进化，社会民主制度开始挑战自由市场模式的核心：企业家精神。”

据瑞典经济学家马格努斯‧亨雷克森（Magnus Henrekson）介绍，1980年，“对瑞典企业征收的有效边际税率（边际税加上通胀影响）达到了其利润的100%以上。”这意味着，私人企业家如果盈利，实际上会亏损。亨雷克森由此得出结论，这些税收政策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愿景制定，并无个人资本家和企业家参与”。

政策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1970年后，新企业成立数量大幅下降。“（2004年）瑞典收入最高的100家企业中，有38家是由国内的私营企业起家的。在这些企业中，只有两家成立于1970年后。按就业人数排名的瑞典100家最大企业中，没有一家是1970年后成立的。

“此外，1950至2000年期间，尽管瑞典人口从700万增长至近900万，但私营企业的净创造就业岗位却接近于零。”

而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均有大幅增加。其时，公共部门不能再扩容了，因为税收已经达到了最高位。

“当福利国家不能再扩充时，整体的就业创造就停滞不前了——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均无法扩容。”

20世纪80年代初，瑞典开始施行“员工基金”，即从公司利润中抽出一部分，转入工会控制的专项基金。其目的就是通过将私营公司所有权逐步转移至工会，适度实现社会主义。“虽然这个制度尚未将瑞典变成社会主义经济就提前遭到废除，但却成功地将宜家、利乐（Tetra Pak）、H&M以及其它知名品牌公司的创始人赶出了国门。”

“员工基金”这一可怕的政策终于在1991年遭到废除，当时瑞典正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后来花了近20年时间，就业率才达到1990年之前的水平。而作为对比，瑞典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恢复就业，只用了7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