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1年02月03日讯】众所周知，迄21世纪的今日，“经济学”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自1776年由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的经典巨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简称The Wealth of Nations，较被人知的中文译名是“国富论”，此译名很容易被引入“经济国家主义”，并不合适）开展经济学成为一门可教、可学的学科以来，主流经济学经过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演变。

经济学的演化

大致说来，先是“古典经济学（学派）”，再是“新古典经济学（学派）”，接着“凯因斯学派”登场，而“个体经济学”和“总体经济学”也在此后明显区分。其间最大的演变是引入自然科学分析法，或者是数理化和经济计量实证技术的引进，而且渐从分析工具成为主体，如今“经济科学”已然奠定，而经济学也在1968年被列入诺贝尔奖颁奖行列，1969年开始颁授。

亚当･史密斯被尊为“经济学始祖”，意即史密斯开创了“经济学”，而阿弗瑞德･马夏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则有“现代经济学之父”的称呼，顾名思义，马夏尔开启了“现代经济学”。也就是说，经济学传到马夏尔时有了重大的变革，在马夏尔之前被称为“古典经济学（学派）”（Classical Economics (School)），之后则是“新古典经济学（学派）”（Neoclassical Economics(School)），迄21世纪的今日仍居主流。

史密斯是因1776年出版的《原富》一书开创了“经济学”，同样的，马夏尔也经由一本书开创了“现代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就是这一本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这本钜着所用的分析方法和术语（专有名词）成为此后基本经济学教科书通用的标竿，尤其是数学和图形的引用，对于老师写书、教书和学生及一般大众的学习都变为容易和清楚、明白。不过，也因为经济学数理化愈来愈深化，激发了没完没了的批判。

德国财经记者乌丽克･赫尔曼（Ulrike Herrmann）在其2016年出版的畅销书《除了资本主义，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吗？》中，对当前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作了严厉批评，她谴责的主流经济学家及其学派就是“主要以数学模型为基础，所谓的‘新古典学派’”，她认为此学派主导经济学教科书市场，确保自己不受任何批判：只要在前学期深深影响学生，就不愁没有追随者，就能在理论战场上大获全胜。

赫尔曼指出，主流新古典学派所建构的模型，仿佛工业化进程从未发生过，经济纯粹由物物交易构成，对于生活在一个发展已经成熟，大集团主控，而银行“无中生有”创造货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大多一无所知，难怪每当金融危机出现，这些经济学家总是目瞪口呆又无能为力。

主流经济学受挞伐

其实，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在数理化模型化以致于与现实社会脱节上，早已不是新鲜事。早在1949年，奥国学派或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他的巨著《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第235页里，有这么一句话：“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

已故的台湾自由经济前辈夏道平先生（1907-1995）说的更明确：“这几十年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属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工具，确是愈来愈多，但在这门学科的认识上，始终欠缺清醒的社会哲学作基础。说得具体一点，也即对人性以及人的社会始终欠缺基本的正确认识。”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1919-~2013）也在1982年曾严厉批评说：“现代经济学缺乏一个扎实实的哲学基础，因而无法使经济理论与我们的人生发生适切关联。”

虽然经济学应用数理工具分析始于马夏尔，但真正让数理工具登堂入室成为主角、且成为流行的应是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逊（P.A. Samuelson, 1915~2009）花了三年才完成、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Economics）这一本书。该书出版后洛阳纸贵，曾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其在全球的销售量被认为仅次于《圣经》。

萨缪尔逊的这本基本经济学教科书之所以畅销，天时、地利、人和齐备。一来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的问题一箩筐，经济学面临一种动态阶段的挑战，“马歇尔计划”所揭示的政府强力策略抬头，学生普遍渴望能有密切连结时势的入门教科书；二来萨缪尔逊在当时已有显赫的学术地位，可以全力撰写教科书；三来萨缪尔逊精通数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书中以简单明了的“数理模式”搭配撰文，让学习者更易于研读。就在此种环境下，萨缪尔逊撰写的基本经济学教本轰动全球，不但让经济学普及且成为显学，也奠定经济学在不久之后列入诺贝尔奖颁授学门的基础。

也就是萨缪尔逊的这本教科书，以及他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让数理分析工具逐渐导入经济学，而且也将凯因斯理论透过此一工具传达给世人。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化，经济学数理化已然喧宾夺主，成为主流。同时，“计量方法”也相应蓬勃开展，使得经济学可以从事实证，让“数量化”的结果足以“提出证据”、大声说话；尤其重要的是，能评估政府公共政策之影响效果，得到数字答案。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在1964年第77届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上，以会长身份演说时兴奋地说道：“数理分析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进的大炮代替了传统的弓箭手。…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科学革命。事实上我认为，比起数量化愈来愈强大的势力及牵连之广，所谓的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杰逢斯（W.S. Jevons, 1835~1882）或凯因斯（J.M. Keynes, 1883~1946）的理论革命，只能算是小小改革罢了。我认为，经济学终于要踏进它黄金时代的门槛了。不！我们已经一脚踏入门内了。”史蒂格勒在演说辞的文末还笃定表示，经济学家将会变成民主社会的中坚人物、经济政策的意见领袖！

实证经济学的两极评价

随后历史的发展，可说完全符合史蒂格勒的预期。在1970年代末期“停滞膨胀”（stagflation）来临之前，经济学的发展的确达到顶峰。在此黄金时代，甚至有“从此经济学家和政府（客）之密切合作，能使经济体系维持繁荣，不景气将永不再来”的豪语出现。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69年首次颁发，得主就是两位著名的“经济计量学家”；隔年第二届得主公布，又由萨缪尔逊这位“数理经济名家”获得。这就更印证：经济学成为显学，是因具备了“实证经济学”的特色。而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黑克曼（James J. Heckman）更坚信：“将经济学置于可供实证的基础上……，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可能会有所进展。”

可以这么说，让政府扮演经济舞台要角的总体经济学，加上数量方法日新月异促使实证经济学发挥重大影响，是经济学能够取得如日中天般地位的重大要因。但世事的多变复杂，却也让经济预测愈来愈失准，致经济学家受到嘲弄，而数理化走向愈深化，丧失经济学本质，也让人担心经济学的迷失。所以探索经济学数理化的原委并予以返本归真，不啻是很重要的事。那么，对于最先引入数理化经济分析的马夏尔及其巨著《经济学原理》，就有进一步了解的必要了。

184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近郊的马夏尔，父亲是英格兰银行的一名出纳，是笃信福音派新教的虔诚教徒，为人严正，希望儿子能成为传教士。可是，马夏尔喜爱的是数学，19岁时就毅然违背父亲的期望，放弃牛津大学古典文学奖学金，在叔父的赞助下，进入剑桥大学修习数学。由于成绩优异，马夏尔毕业后获聘留在剑桥任教。

在这段期间，马夏尔一方面对贫穷阶级抱持着强烈的人道关怀；另一方面在社团友人的影响下，开启了对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兴趣，终而全心投入经济学的研究，以期在经济学里找到减少贫穷、增进人类福祉的解方，也在此刻埋下一部经济学巨著的种籽。

马夏尔在假日时走访了几个城市中最贫穷的区域，从街头走到街尾，看到许多最贫穷人的面容，就决定要尽可能将政治经济学研读透彻。自1868年被邀请担任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兼任讲师之后，马夏尔一方面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协助校方使政治经济学成为院中一门独立的重要研读学科。

1875年，马夏尔赴美考察四个月，为的是要了解美国经济情况，他游历整个美国东部，并到西部旧金山。他拜访哈佛、耶鲁等大学，与经济学家畅谈，并承介绍与许多产业界领袖会唔，主要目的是想要“研究这个新兴国家的保护贸易问题”。

马夏尔最主要的行程是参观工厂，他在笔记本里记满访问商人和劳工的内容，以及机器的图像。马夏尔确定，流动性是美国生活的最主要特点。不只是铁路与电报，一波波的新移民，或是许多人从东北部制造中心移到西部新城镇。最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社会、心理上的行动自由，他很惊讶一般美国人能如此轻易地离开亲友，前往新城镇，转换职业与领域，接受新信仰与行事方法。而美国人那么乐于接受都市化的态度，也让他印象深刻。

马夏尔对物质和科技进步很关心，但他较感兴趣的是，这些进步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有什么影响。我们如何保证你我个人的选择加总起来就能促进社会的利益？高流动性伴随而来的传统连结的松动，究竟是好或坏？马夏尔是属于乐观派，他见识到美国没有严格的阶级划分。他认为美国的高流动性创造了平等的条件—几乎所有人都受同样的学校教育，这有助于个人能力的发展，也形塑了自然能享有真正民主的社会，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还是存在，但并无明显的阶级划分，没有泾渭分明的不同等级劳工。

马夏尔阐述了两种道德教育，一是英国特有的“温和的人格形塑，让一个人与周遭的环境和谐共处。”另一是美国高流动性开放的“坚定意志的教育，讲求克服困难，这样的意志会依据理性的判断引导每一项行为。”

当时的社会评论家，多数都担忧工业体系不仅会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与生计，更会透过“无知、残酷与道德败坏”扭曲人性。马夏尔在美国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可能：美国人面对道德问题时会比英国人更刻意、谨慎、自由，且大胆地运用自己的判断力。

自美返回英国剑桥后，34岁的马夏尔和26岁的“新经济学”明日之星玛莉‧帕雷（Mary Paley, 1850～1944）结婚。夫妻俩投入《产业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dustry）的写作，于1879年出版，书中传达的主要讯息是：“本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的主要盲点并非忽略历史与统计……他们等于将人类视为一个定量，没有费心研究其变化。因此，在他们眼里，供需因素的表现比实际上更加机械化，也更固定。不过，这些人最大的盲点，是忽略了产业特性和制度有多么容易改变。”

这本书虽然无任何新的理论，篇幅也不多，但文笔简单直接，很适合初学者，而其内容也包含了马夏尔新经济学的要义。

马夏尔专心探究企业的运作，发现在竞争市场里，企业的经济功能并非只为或主要为业主创造利益，而是为顾客与劳工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准。是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资源去生产、销售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因为竞争迫使业主与管理者不断追求小改变—改善产品、制造技术、销售与行销。企业不断努力提高效率、节省资源、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慢慢地便能以同样或更少的资源达到更大的效益。整个经济体的千万家企业都如此作为，长期下来，渐进改良的累积效果便能提高平均生产力与工资。也就是说，竞争迫使企业提高生产力以维持有利可图。竞争迫使业者透过提高工资将成果分享给管理阶层及员工，同时透过提高商品品质或降价，与顾客分享成果。

企业是工资提升的引擎

这种“企业是促进提高工资与生活水准引擎”的说法，是与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反商心态”相抵触的，即使是经济学始祖亚当･史密斯，也只形容竞争的益处恰似有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生产者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为消费者服务，并不认为屠夫、面包师傅、大型股份公司的角色是要提高生活水准。而马克思(Karl Max, 1818～1883)虽认为企业能驱动科技改良与提升生产力，但不认为企业主可能提供方法让人类得以逃离贫穷，反认为企业剥削劳工、压榨劳工。

1879年春，马夏尔被诊断出罹患肾结石，当时无法以手术或药物治疗，医生告诉他“不能再长时间散步，不能再打网球，唯有完全休息才有治愈可能。”不过，疾病虽重创其身体，却也让他明白必须专注精力继续写书，希望能写出一本超越密尔(J.S. Mill, 1806～1873)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结合新理论以及从现实世界观察到的现象。在对自己的力不从心怀着恐惧下，却也因视野的宽广，马夏尔放弃出版贸易方面的书，1881年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摩市内的一处屋顶，开始撰写《经济学原理》。

1880年代初正逢大萧条，许多人提出解决之道，美国记者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提出的土地税最受瞩目，他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成为畅销书，立论基础是：贫穷增速比财富更快，这要归咎地主。由于地租的上涨，让商人没资金可投资，因而压低获利和实质工资。亨利･乔治提议对土地课征高额租金，有了土地税之后，不但不需再课其他税，而且能提高工资、增加资本盈余、根除接受救济者，贫穷就可消除。

马夏尔不认同亨利･乔治的说法，两人在1884年曾于牛津的克莱伦登饭店作公开辩论。马夏尔也在其他场合批评亨利･乔治，就其提出的“随着财富的增加，贫苦的人反而更多”，以统计资料来反映事实。马夏尔夫妻俩搜集了许多资料，呈现出“只有最底层的劳工阶级被推向最下层，而该阶层的人数比先前更少，所占人口比例较世纪初少一半以上，而整体劳工阶级的购买力则增三倍，成长的果实极大部分落在劳工身上。”

提高生产力才是良药

对于“支付低薪的雇主要为贫穷负责”的说法，马夏尔深不以为然，他认为“雇主无法决定劳工的工资，就像他们无法控制棉花或机器的价格。雇主支付的是市场的水准，生产力较高的劳工所得较高，反之则较低。”马夏尔也发现，很多英国劳工阶级没有得到适当的营养，极少人获得适当的教育。他认为“很多英国人工资太低，不少人陷入真正的贫困，原因就在生产力太低。”他表示：“没有任何方式能神奇地立即解决贫穷问题，我们必须寻求较不那么哗众取宠的药方。”这个药方就是：提高生产力，方法是“透过最广泛意义的教育，让无技能与无效率的劳工消失”。要让无技术劳工数量减至合理程度，必须提供那些从事无技术工作者不错的工资。“如果总生产量没增加，这些额外的工资必须从资本家与较高阶劳工那里支付，不过，如果无技术劳工减少是因为劳工效率提高之故，生产力就会提高，也就有更多的资金可供分配”。

马夏尔并不反对工会、累进税、甚至是某些相当激进的土地改革提案，但他认为这些都无法创造出“更多的面包与奶油”，这需要“竞争”、“时间”，以及社会，政府、穷人各方面的合作。他指责亨利･乔治“不该胡乱开药方”，问题不只是“乔治先生主张，‘如果你想变富有，从土地下手’”，而是这会让人把关注焦点从教育训练，努力工作，以及节俭上移开。

1890年，马夏尔的《经济学原理》终于出版，论者认为该书为摇摇欲坠的经济学注入了新生命，而马夏尔的学术领袖地位也因此确立，他也同时成为当局寻求意见的权威对象。

这本书具体展现了马夏尔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拥护的是“私产”与“竞争”，乐观相信人类和其境况是能改善的。本书呈现的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而是“思考的工具”，马夏尔让经济学奠基在更健全的科学基础上，让经济学更人性化，注入了“人性的光辉、人性的温度”，他认为“经济学研究财富，也研究人的行为”。马夏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具有温暖的心、冷静的脑（warm heart, cool head）”，这在他与亨利･乔治的论辩上，已充分的表现出来。

马夏尔在这本书中的见解反映出他在美国游学的心得：企业在私产和竞争制度下，不断承受压力，需以相同或更少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生产力提高后也使人民生活水准提升。在所有的社会制度里，美国的企业较其他国家重要，占有更高地位，同时也在形塑美国人的思想与文明上扮演重要角色。美国的企业不只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促进社会改变的最重要催化剂。

在大文豪狄更斯笔下的商人，各个有如白痴或掠夺者，劳工则像机器人，成功的制造业是僵硬的一再重复。但马夏尔看到的美国企业，却是生产力以难以想像的超速成长，经理不断寻找小小的改良，而且劳工同样努力不断寻求更好的机会和有用的技能，劳资双方都一心一意想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

马夏尔知道，企业的存在为的是创造业主的利益、高阶主管的薪酬与劳工的工资。亚当･史密斯指出，企业面对竞争的压力，若要追求本身最大的收入，必须压低成本和增加生产来造福消费者。马夏尔则引入“时间”因素，长期而言，企业必须愈来愈有生产力，才可能获利存活下去。在竞争下，求生存不只要不断调适，若企业要争取有生产力的劳工，就要由提高生产力带来的获益与劳工分享。

这种说法是密尔和其他政治经济学者否定的，他们认为生产力的提高给予劳工阶级的利益很少，甚至没有，而工作条件还会随着时间更加恶化。马夏尔看到的事实并非如此，毕竟竞求劳工迫使业者将得自效率与品质改良的利益与劳工分享，而劳工先是赚取工资的劳工身份，接着换以消费者的身份去分享这些果实。数据证明马夏尔是对的，工资在GDP的占比是上升而非下跌，工资和劳工阶级的消费水准也是上升的。事实显示，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和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问世之后，大部分年份的表现都是这样的。

最先创用“经济学”名称

马夏尔将书名取为《经济学原理》，弃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来要避免与马克思学派的瓜葛，他们都称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二来还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的本质。马夏尔是“经济学”这一名称的最先使用者，此后大家也都跟着用了。

这本书的写法是综合理论的、数学的与历史的方法，却引起两方的批评，偏于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家认为“过于抽象”，主张使用抽象的数学方法论的倡导者，则因为他对历史方法的赞美，以及他对于理论与数学之限制的率直评论感到不快。马夏尔是数学家，充分了解数学在经济学家手中做为工具的力量，但他认为要“将数学翻译成为文字”，然后“以实例来说明它们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马夏尔就以此原则撰写这本书，是为了任何受过教育的读者而写的，所以书中的数学都放在附注或附录中。本书分上下册，共六篇，下册除了第六篇外，其他近二分之一的篇幅都是附录。

马夏尔利用“部分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分析法”写这本书，为了分析经济中复杂的交互关系，他就先假设这些变数中有些保持不变（ceteris paribus, with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在任何分析开始时，许多因素都保持不变，当进行分析中，逐渐的让较多的因素变动，因而与实际情况较为接近。这种分析法与马夏尔对时间长短的处理是相对应、相符合的。在“市场时期”，有时称为立即时期或非常短期，许多因素保持不变，随着时间延伸从短期、长期与永久时期(非常长期)，“被准许变动的时期”、“短期”、“长期”和“永久时期”，不是按年、月、日、钟点多少计算，是按经济学上对于厂商与供给的解释来区分的。

最著名的供需平面图

在这本书中，最有名的是“马夏尔交叉线”(Marshallian Cross)，也就是当今大家耳熟能详的“供需简图”，在一个二度空间的平面图中，垂直轴表示价格（P），水平轴表示产品量（Q），D线为需求线，S线为供给线。书中第三篇，系以人的欲望与满足或者需求与消费做为主题，以“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导出边际效用线或需求线，亦即：在其他条件不变下，一物的价格与需求量呈反向关系，也就是：价格下跌，需求量增加，价格上涨，需求量减少。需求线的形状也反映“弹性”大小，所谓“弹性”是因物品价格变动会引起物品数量的变动，其变动的大小就称为弹性，也称为“价格弹性”。马夏尔利用价格与效用的关系，提出了“消费者剩余”（Consumer’s Surplus）的概念。至于供给线，马夏尔利用“边际报酬递减法则”导出边际成本递增的“供给线”，并得到：在其他条件不变下，一物的价格与供给量呈正向关系，亦即，价格上升、供给量上升，价格下跌、供给量减少。同样的，由价格和成本的关系可获得“生产者剩余”（Producer’s Surplus）。

供需线的交点就是“均衡点”，供需双方都最满意，而价格的自由调整会自动向此均衡点趋近，也是“价格机能”、“市场机能”或亚当･史密斯所说的“一只不可见的手”机能的显现。马夏尔在本书第五篇就以“需求、供给与价值的一般关系”为篇名，讨论了“市场”、“供需均衡”、“资源配置”、“长短期”、“边际成本与价值的关系”等等课题。

马夏尔在第六篇这最后一篇中讨论了“国民所得分配”这个重大课题。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劳动、资本与组织或企业精神等四种，每种都有供给面和需求面，生产要素被使用是受该要素之供需相关的一般情况所控制的，且假定每一要素都会使用到它的边际生产力与边际成本相等为止。每一要素有它的需求价格，它是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的。与此相对的是它的供给价格，是由其边际成本决定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和地租都是这种方式决定的，唯有利润不是。

利润是随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其多寡由许多因素决定，利润也不是企业家保证可获的所得，资本之投入企业大部分是投资者所“预期利得”的多寡所决定的，其中必须有些利润是企业家希望他的长期投资可以得到的。因此，管理的赚得（超过利息的利润），在长期间会纳入真实的供给价格。照现在一般的说法，必要的或最低的利润（这一数量等于它们在其他行业中可以获得的数量）要算入生产成本之中，而纯粹的利润则代表超过此一数量的收益。马夏尔的处理方式也将所谓的必需的利润算作长期供给价格的一部分。

对于一种生产要素的需要，是一种引伸的需要，系由一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价值决定的。不过，边际生产却是难以分辨清楚的，因为在生产技术上，要增加一个生产要素，往往要有其他生产要素的合作。马夏尔为了解决边际生产的测度问题，就采用了核算他所谓的到达边际时的“净生产”的方法。譬如，若要增加一个工人，同时就要增加一把铁锤，那么劳动的净生产就是劳动对于生产总量的增加数中减去新增的这把铁锤的成本。马夏尔认为，生产要素之结合的比例，将取决于它们的边际生产和它们的价格。一个企业家有兴趣增加生产使其利润为最大，将会生产到一个水准，其所花的成本尽可能为最低，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实物量与它们的价格会趋于相等。

生产要素报酬的决定

对于生产要素的支付，究竟是决定产物价格的还是受产物价格所决定的，马夏尔认为要看考虑这一问题时的时期长短，以及分析时所采的特别观点。就地租来说，马夏尔认为，一般来说，从整个经济社会来看，土地的租金是其产物的价格来决定的，不是一种生产成本，但从个别农人或厂商的观点看来，地租却是生产成本，因此是用来决定产物价格的。但在某种情形下，即使是从整体经济社会的观点，地租也是决定产物价格的，例如19世纪时的美国，有一大批土地没开垦，可免费使用。但是原始的拓荒者仍会认为其从垦荒中所获的收益并非完全从垦植中所产生。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将艰困的环境加以改良，以减少边疆生活的困难，结果吸引移民进来，地价因而上涨。这种预期的地价上涨，因而是必须支付的供给价格之一部分。这种上涨的地价，等于是上涨的地租资本化后的价值，可考虑为社会成本。在此情况下，就是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地租也是决定产物价格的，是一种生产成本。

就工资而言，对于某种劳动（如会计人员）工资，在长期均衡时所支付的必须足以吸引足够人员安于其位。这种长期工资是供给价格，必须是社会支付的，因而是决定价格的。若对会计人员的需求增加，他们的工资自然上涨，在短期，他们的供给弹性比长期小，工资的增加不能吸引较多人来，所以短期工资会比长期工资涨得多。这种较高的短期工资与必须吸引足够人员去担任这项工作无关，因此是被价格决定的，不是决定价格的。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关键在于供给曲线的弹性。

至于利润，马夏尔运用他的“准租”（quasi rent）概念来分析短期利润。在完全竞争市场长期均衡时，每个厂商只赚取“正常利润”，它是一种生产成本，如正常工资之必须支付一样。因此，在长期，正常利润是必须的生产成本，是决定价格的关键因素，短期的利润可称为“准租”，是被价格决定的。和工资一样，利润可以是决定价格的或者被价格决定的，必须看时期的长短。

关于利息，也可用准租概念分析。在长期，有正常的利率，它是必须支付的生产成本，所以是决定价格的。短期内由于资本是固定的，或已投资了的，它的收益是一种准租。“准租”是马夏尔最先使用的，指的是一种固定生产素在短期的报酬，是一种有限生命资产的净收益，此一概念已被证明为不太有用。

马夏尔秉持温暖的心，以冷静的脑，用手写出这一本承先启后的《经济学原理》经典巨著。全书共六篇，十二则附录和一则数学附录，分成上下两册出版，上册共有五篇，第一篇为“概论”，分成四章，先是“序言”，其次是“经济学的本质”，第三是“经济学的普遍原则或法则”，第四是“经济研究的顺序和目的”。

第二篇为“基本概念”，也分成四章，第一章“序言”，第二章“财富”，第三章“生产、消费、劳动、必需品”，第四章“所得、资本”。

第三篇“论欲望及其满足”，共有六章，第一章“序言”，第二章“欲望与活动之间的关系”，第三章“消费者需求的等级”，第四章“需求弹性”，第五章“同一物品不同用途间的选择：立即使用及延后使用”，第六章“价值及效用”。

第四篇为“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及组织”，共有十三章，第一章“序言”，第二章“土地的肥沃度”，第三章“土地的肥沃度(续)、报酬递减倾向”，第四章“人口的成长”，第五章“人口的健康与强壮”，第六章“产业训练”，第七章“财富的成长”，第八章“产业组织”，第九章“产业组织：分工、机械的影响”，第十章“产业组织：把专门的产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第十一章“产业组织：大规模生产”，第十二章“产业组织：企业管理”，第十三章“结论: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倾向之间的关系”。

第五篇是全书的灵魂，讲的是“需求、供给与价值的一般关系”，分为十五章，第一章“引言：论市场”，第二章“需求和供给的暂时均衡”，第三章“正常需求与正常供给的均衡”，第四章“资源的投资和配置”，第五章“正常需求与正常供给的均衡（续）：关于长期和短期”，第六章“连带需求和复合需求、连带供给和复合供给”，第七章“连带产品与主要成本与总成本的关系、营销成本、风险保险、再生产成本”，第八章“边际成本与价值的关系：一般原理”，第九章“边际成本与价值的闗系：一般原理（续）”，第十章“边际成本与农产品价值的关系”，第十一章“边际成本与城市土地价值的关系”，第十二章“正常需求与正常供给的均衡（续）：关于报酬递增的法则”，第十三章“正常需求与正常供给变动理论与最大满足理论之间的关系”，第十四章“独占的理论”，第十五章“供需均衡一般理论的汇总”。

本书下册的正文只有第六篇，谈的是“国民所得的分配”，分为十三章，一是“分配的初探”，二是“分配的初探（续）”，三是“劳动的报酬”，四、五都是“劳动的报酬(续)”，六是“资本的投资”，七是“资本和经营能力的利润”，八是“资本和经营能力的利润(续)”，九是“地租”，十是“土地的租佃”，十一是“分配概论”，十二是“经济进步的总体影响”，十三是“进步与生活水准的关系”。另有十二则附录和一则数学附录，附录依序剖析“自由产业与企业的成长”、“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经济学中抽象推理的用途”、“资本的定义”、“物物交易”、“地方税的归宿及政策的一些建议”、“关于报酬递增静态假设使用的限制”、“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工资基金学说”、“几种剩余”，以及“李嘉图关于税收及农业改良的学说”。

这本分成上下两册的《经济学原理》，内容非常丰富，涵盖经济学的本质、经济成长和所得分配诸种基本课题，但它实际上是马夏尔在1881年开始撰写时所预期完成的两大卷的第1卷，第2卷则始终没出版，因为涉及的是对外贸易、货币、经济理论、赋税、集体主义，以及将来的目的等等，实在太浩大了。不过，他在1919年出版的《产业与贸易》（Industry and Trade）和1923年出版的《货币、信用与商业》（Money, Credit and Commerce）两本书应可算是补充吧！

这本书在1890年7月甫一出版，立即掀起一股热烈赞美之声，建立了马夏尔在世界上的学术领导地位，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就说：“马夏尔创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学派”，其中的份子都是以涵义明确的“科学研究方法”来思考问题。这个学派就是“新古典学派”，将数学工具引入经济分析，引导往后数理经济成为主流，并喧宾夺主让经济学逐渐丧失人文社会哲学作基础，因而饱受诟病，箭头直指马夏尔。其实这是搞错对象，研读这本经典巨著之后就会清楚、明白矣！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这本中译本是由台大经济系资深教授叶淑贞翻译的，叶教授自1983年开始教授“经济学原理”基础课程，迄今已三十七年，对经济学原理相当熟悉，加上她在〈译者序〉中详述的翻译态度及过程之严谨，又花用两年半的时间持续工作勉力完成，其可读性和正确性可见一斑，任何受过教育的读者应都可看懂，盍兴乎来？

参考文献

1.  施建生，《伟大经济学家马夏尔》，天下文化，2016年1月29日。

2.  西尔维亚･娜萨(Sylvia Nasar)原著，张美惠译，《伟大的追寻—经济学天才与他们的时代》(Grand Pursuit: The Story of Economic Genius)，第一部，时报出版，2013年3月15日。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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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