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拼经济不是政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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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1年12月22日讯】当前“万物齐涨”的“通货膨胀”,受到世人高度关切,而要求政府负起消弭责任的声音非常响亮,于是政府“查价”、“打房”诸种政策也纷纷出笼。这样的情境早已司空见惯,但经济问题还是此起彼落,特别是政府“振兴经济”、“拼经济”更已成口头禅,而且果真各国政府都一肩挑起振兴经济的任务。但见各项振兴方案一再出笼,尤其“印钞救市”货币政策的剂量愈下愈重。然而,全球经济依然难有起色,甚至还向下沉沦,原因何在?这本成功企业家爱德华・康诺(Edward Conard)早在2012年出版的《经济复苏的手段与意外恶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Why Everything You’ve Been Told About the Economy is Wrong)提出了问题所在,并点出了一条明路。

错误经济观念需扫除

作者清楚指出“错误经济观念的灌输”就是问题所在,这真是一针见血,毕竟“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为是受观念带动的。而由政府担当“拼经济、救经济”主角的观念,自一九三○年代以来,就不断被灌输到地球人的脑中,如今可说已是根深柢固。哲人曾告诫我们:“根植一个观念不容易,但观念一旦形成,要将之刨根更不简单,何况我们没有知识麻醉药。”说得真是鞭辟入里,不过,虽然说万般困难,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错误的观念还是得导正。如果本书抓对病根,且提供正确观念和化解之道,还真是功德无量!那么,本书指出了哪些错误观念,又指引了如何正确认知?

本书先回顾历史上做对的时期之关键因素,其次找出当前的真正问题,最后再提出化解之道,亦即,全球经济今后应该怎么做、如何走才好?

作者是以世界首强美国2012年以前的二十五年繁荣为例,找出维持这么长期繁荣的主因,亦即,做对了什么?作者认为“生产力的提升”最为关键,而美国靠的是网路的发明,拉大它和其他先进国家的距离,“投资于创新”就是秘诀,必须把稀有资源(指有才干的劳工)从生产当下的消费品,移转到蒐寻与执行创新点子上,除了一般大众了解的(有形)人力资本外,将无形资本包括在内的“智慧”资本更重要,作者特别强调“过时的会计方法将创新的投资费用化而不是资本化,掩盖了投资和创新之间的连结,尤其是失败的成本。这会让人误以为创新不需要大量投资,会从规律的业务流程随机产生。”

累积智慧资本提升生产力

所谓的智慧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结构(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结构资本又可分为基础结构资本(组织运作机制、知识库)和创新资本。作者指出,为什么美国利用网路提高生产力的效果,比欧洲和日本更好?这些国家也都具备相同的科技、拥有教育程度相当的劳工和投资所需的资金,却只有美国创造出谷歌、脸书、微软、英特尔、苹果、思科、推特、亚马逊、eBay、You-Tube等企业,欧洲和日本几乎没有贡献。

答案就是“网路的发明拉大了它和其他先进国的距离”,这是“靠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风险性投资,来找出未经证实的创新;必须靠有才干的员工拿一生一次的珍贵职涯,冒险投入这些努力当中;要靠投资人延迟消费来担保风险。”亦即,企业与经济体把资源从“生产消费品”转到“投资于创新”。美国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资讯科技同时提高了最有才干员工的生产力与无形投资的价值。由于劳力重置成本与边际税率较低,让已经很高的投资报酬率更加扩大。这增加了成功的概率,也加深了他们的恐惧──没有承担风险就很可能失去地位,提高了他们承担风险的诱因。

勇于承担风险,让一些企业里成了营造出宝贵的人才训练场地,例如微软、谷歌、脸书等公司,他们在不断增加的创新之后再强化这些成功。这些企业不但训练出国家需要的人才大军,也刺激投资人和有才干的创新人才复制、扩大他们的成就。缺少类似成功经验的欧洲和日本在这些新兴机会上被判出局,让他们的投资人与有才干的员工因此蒙受损失。

拼经济是企业的事

作者提出的“创新救经济”,看似稀松平常,其实是将重责大任置于企业而非政府,要企业提升智慧资本、勇于承担风险、终而创新,至于政府的印钞救市、量化宽松,作者认为只会引发通货膨胀,不能增加投资,而政府振兴经济政策更只会留下天文数字的账单,政府大兴公共工程,是举债消费,不是举债投资,政府的社福、健保等所得重分配政策是道德办法,不是经济对策,政府帮助穷人应是投资而不是慈善,应让穷人找回尊严、厚植人力资本。

作者以个人投资和经营企业多年的经验,率直地指出,当前各国的复苏经济手段,往往掺杂了道德因素和利益团体的介入,加上不尽责的公务员(监管机构以及执政者),误信了不再适用的经济学理论,或是见树不见林的经济分析,导致善意却得到恶果。

作者是成功企业家,而台湾本土的成功企业家许文龙也有相同的看法,他更明言“政府常常在喊‘拼经济’这句话,完全是在骗百姓的。”许文龙指出,订单、原料、技术都和政府无关,政府要拼什么经济?公司的订单也不是政府替他们争取的,低价的原料也不是政府谈来的,技术也不是政府帮忙研发的,政府能拼什么经济?

许文龙举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为例,当时英国政府只规定你不能犯规而已。有关经济的事,政府一句话都不曾说。“我给你自由,所有人都不能犯法”,就这样,香港经济就自然发展了,大家都想去香港做生意。

许文龙又说,对于经济,政府老是爱讲“辅导”。不过,政府有能力辅导吗?他说:“一个卖肉粽的,是政府教他怎么包肉粽吗?”

许文龙甚至认为,所有的企业,没有一家是靠政府辅导成功的。这些企业人才,也不是政府培养出来的。政府不去“辅导”张忠谋,台湾照样会有现在的发展,因为台湾的条件已经成熟。但官员们为了让人民觉得政府“大有为”,不断灌输人民这种观念,再透过教育跟媒体不断放送。

就因为这样子的“洗脑”,到现在,很多人的观念还停留在旧时代,以为企业一定是政府去辅导、去培养人才,然后才有的。

在许文龙眼里,政府力拼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几个看起来漂亮的数据背后,往往只会沦于救股市、救房市而已。一般人往往质疑,股市跌、房价落,消费者就会信心不足,企业也不敢投资。

政府拼经济的观念宜彻底清除

但许文龙并不这样想。“不动产跌一半,正是买房子的好时机,为什么没有人觉得高兴?假如股价这么低,本来买不起的人,刚好可以买啊!这样的声音都没有出来……这些应该高兴的人没在高兴,反而产生不安,觉得自己可能失去工作、调薪的机会降低”。

当前流行的看法是,景气好等于股票涨,股票涨等于好,股票跌就是不好。在许文龙看来,这种逻辑根本忽略了每项产业本身的发展、竞争力和股价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只要碰到股价大跌,政府就得如临大敌,国安基金进场护盘俨然成了必要的救命丸。许文龙痛斥:“这不是拿多数人的税金、退休金、劳保金来保护少数投资者的利益吗?……台湾股民忘记要自负投资风险的事,整个社会变形,就是政府鼓励出来的。”

许文龙揭穿了国王的新衣,他早就曾声嘶力竭表示过同样的看法,十多年后再重提,可见问题还在。其实,问题是愈来愈严重,错误的政策变本加厉,全球经济每下愈况!关键就在“印钞救市”屡见不鲜,说白了就是凯因斯一九三○年代提供的“政府创造有效需求”政策,或者“政府能精密调节经济景气”的观念深植人心,政府当局且屡屡化为行动,许文龙以“吃兴奋剂”形容这种政策,已故的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则以“酗酒”称之,而有专家学者更以“毒瘾”来比喻。

让政府做对的事

不过,由于该政策与“权、钱”紧密结合,又有诸多专家学者背书,因此很难说清,也更难去除,必须回归一九三○年代大恐慌时期凯因斯和海耶克之论辩,或者台湾一九八○年代初蒋硕杰和王作荣的论战。而未来主人翁的年轻人,更应该好好去接触这些论辩,并作根本性思考,毕竟观念左右人的行为、错误的观念危害甚大,但观念浸淫灌输而生根固然不易,一旦生根再要挖根、刨根更是难上加难。

政府角色的扮演可说是最关键的观念,政府的职责不在于管控经济,应在创造并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安全、和谐的大环境,在国防、治安、法治上戮力,做个公正无私的裁判,许文龙所举的一九九七年以前的香港就是个好例子。前美国总统雷根的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说的真好!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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