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瘟疫，兵祸，天灾相继而至。晚清风雨飘摇，灾异不断。身逢乱世，应当随波逐流，浑噩且过？还是砥砺猛进，慧眼警醒？曾国藩感叹身在乱世，实为不幸。面对欺辱、毁谤、功名与诱惑，他战战兢兢遵循传统，勤谨修身。经历千百险阻，不屈不挫，终于乱世中脱颖而出。他立德立言立功，是大清第一位以文臣封武侯，虽位极人臣，功高震主，仍能善始善终。我们撷取曾国藩家书、日记及史稿，从财富观、修身思想、治家智慧、养生之道等不同层面，呈现曾国藩秉承的传统价值，为读者再现遗忘的精华传统。

身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有人想着赶紧捞钱，趁着还在权位，为子孙多办家产。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二人，一个封侯爵，一个封伯爵，在当朝风光无限，家门显赫。然而在钱财问题上，曾国藩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国藩转为侍读，次年升任侍讲学士。这时他在朝中还没有多少声望。全家在京城的生活也很拮据。尽管如此，他手上一旦有点钱，就会施散馈赠给穷苦的亲族。他之所以急于向人赠送财物，出于二个原因，一是他觉得家里气运太盛，不能不小心，要注意持盈保泰之道，就像一个盆子里装满了水，它就要往外洒，必定会造成损失。二是他觉得曾家很多亲戚都很穷，很多人都老了，生活也没有其它来源，如果不资助他们，他们以后怎么活？

这一年，曾国藩给家里寄了四百两银子，用来周济穷苦的亲族。然而这件事引起兄弟们的反弹。兄弟们写信指责兄长做事考虑不周，有些沽名钓誉之心，劝他做人不要太慷慨。曾国藩接到弟弟们的信，自我反省了一番，于是给诸弟写了一封回信。信中，他回忆往事，有一年去外婆家，看到舅舅生活在山洞里，过着极其穷苦的生活。他心里难过得久久无法平静。当舅舅去世后，曾国藩作为外甥，觉得有责任抚恤舅母，并且还要按照世俗习惯，帮助舅母聘请僧人做道场，以安慰逝者在天之灵。他反问弟弟们，难道这么做不好吗？已经出嫁的二个胞妹（曾国兰和曾国蕙）家境困苦难支。曾国藩问弟弟们：“即使同胞姐妹不奢求得到兄弟的帮助，难道就不把她们看作一家人吗？”同在一个家族，但各房荣枯不一，贫富悬殊。曾国藩想到这些，反问弟弟们：“假如，有一天老天爷要把荣福转移到其他的两房。不要说六百两了，就是六两银子我们又从哪儿拿到呢？”

他常常研究《易经》之道，观察盈虚消长的道理，从中懂得了人不可能没有缺陷。天道屈伸对世上的人都是公平的。太阳升到当空就会西下，月亮满圆时就会阴缺。当万物凋零剥落时，也意味着复苏的开始。他理解到，当所需的一切都得到满足时，破财之事也会随之而来。曾国藩宁守其缺，不敢求全。当他身处顺境时，他常感念上天对他实在太宽厚了。因他觉得自己得到的福分太容易，心里时常战战兢兢，感恩的同时，也把多余的财物救济贫苦，弥补别人的不足。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刚学会走路。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曾国藩的二品官俸禄已难以支撑家用，于是借了近千两银子。然而就在这一年，曾国藩发了一个誓愿。他对弟弟说：“将来如果作外官，俸禄收入会较为丰厚。我自愿发誓除了廉洁的俸禄之外，不多取一文钱。廉俸如果比较多，那么就用来周济亲戚族人，断不可畜积钱财为儿子衣食之需。如果儿子贤德，哪怕不靠宦囊，也能自己找到衣食养活自己；如果儿子不肖，那么给他们多积一文钱，他们将会多造一分罪孽。日后淫逸作恶，必会玷污家族名声。”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组建湘军，筹建水师，抵御太平军。他曾经发誓，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用。他发给州县官府的信函中，也曾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表明自己的志向。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声望极好。他带军所到之处，百姓燃放爆竹，焚香跪拜，迎接、送酒、米、猪、羊犒赏军队，络绎不绝。为此，他感谢世代祖宗积下的厚德，隆重地回报在他的身上。他说，“享有这么大的荣名，心里真是战战兢兢，又惭愧又谨慎，现在只希望官阶不要再升，虚名不要再长，保持现状，就不出过失，便是持家守身的道理。至于军事的成与败，利与不利，这关系到国家的福泽，我只能尽人事，却不敢存一丝侥幸心理。”

清军与太平军大战，湖口绅士深受战祸所害。曾国藩看在眼里，但他实在没有能力去援救。咸丰八年（1858年），他对九弟曾国荃等人说起往事，希望他们能够周济受难的士绅和乡民。因为战祸，有的家庭中几口人被杀，有的房屋被烧毁。他们流离失所，若他们碰到眼前，尽可能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他引用曾家先祖星冈公说过的话，“随缘布施，专以眼睛所见为主。”

曾国藩汲汲馈赠财物，将此举视为惜福之道。他对待财物的态度和汉朝疏广如出一辙。疏广是西汉时期名臣，汉宣帝器重他的才德，数次重赏他。疏广任太傅五年，和侄儿疏受商量辞官回家。汉宣帝虑及他们年迈，再次厚赠他们大量财物。疏广回家后，将天子恩赏的财物与乡民共享。就这样过了一年多，疏广的子孙们眼看着钱财散失一空，于是请来一位老人，也就是疏广所尊敬的那位老人，请他劝说疏广，用钱财买些田宅，为子孙备些产业。老人说了几次，也没看见疏广有什么动静。

有一天，老人再次提醒疏广，疏广说：“难道我老糊涂了，不念及子孙的前程吗？原本就有旧田宅，让子孙们辛勤劳作，足够满足穿衣吃饭，跟普通人一样。如果再增加他们的财产，使其出现盈余，只不过让子孙怠惰罢了。贤者有太多的财富，就会抛弃自己的志向；愚者有太多的财富，就会增加他们的过失。再说富有的人，往往遭到众人的怨恨。既然我没有什么用来教化子孙，就不想增加他们的过失，又招致众人对他们的怨恨。另外，这些金子是圣主赏给我养老的，所以我乐意与乡亲宗族共享天子恩赐，以度过我的余生，难道不是好事吗！”族人听了心悦诚服。

曾国藩一生清俭，在钱财问题上看得很开。他借鉴先贤财富观，也不打算为子孙积累财产，而是主张让他们自强自立。

同治元年（1862年），朝廷委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此时的他官声高隆，位高权重。即便按照正常程序，他都可以轻松地为曾家划拨巨款。然而，他思考得更长远。曾家兄弟多人在朝为官，身兼要职，曾家门第愈加显赫。所以曾家子孙眼界越来越高，日常用度越来越大，吃得也越来越精细。这一切曾国藩都看在眼里。同治二年正月，曾国藩给四弟写了一封家书，特别说道：“没有谁家钱多了之后，家中子弟会不骄傲的。我们兄弟为祖宗留一点遗下来的福泽，为后人珍惜一点剩余的福气，除了勤俭二字，没有其它办法。”曾国藩对弟弟们是这么说，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他在多封家书中，反复教诲子女要以“勤、俭、谦”三个字作为主。他希望弟弟们多在“俭”字上下一番功夫，发挥所长，戒其所短，希望弟弟们每花一文钱，都要三思而行。

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手握重权，奉旨进驻周家口，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师剿捻。在他的为官生涯中，经过他手拨出的银两军饷难以计数。但他仍不主张为子孙积累钱财。他对澄弟说：“家里要兴旺，全靠出贤德子弟。如果家中子弟不贤不才，虽然给他们多积银钱，积粮谷、积产业、积书籍、积衣服，到头来终是一场空。”

在钱财问题上，曾国藩反复提醒家族子弟，不贪不骄不沽名。曾国藩纵横官场，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小辈，成为当朝封疆大吏。浮沉宦海，心迹坎坷蹉跎，犹如磨炼了几千亿年。在充满是非的官场，磨砺方寸之心，修补心际黑洞，或许是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

参考资料：
《曾国藩家书》
《汉书》卷71
《曾国藩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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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