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1年11月17日讯】美东时间周二(11月16日)晚上9:30,新唐人《方菲访谈》节目主持人方菲女士,专访前美国蓬佩奥国务卿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博士。新唐人、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将进行首播,敬请收看。
余茂春博士近日参加中国论坛小组讨论,其主题是“全球统治,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秩序”(Global Governance, World Ord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提到对“中国特色”的定义,认为人们一直对“中国特色”这句话有很深的误解。
余茂春也提到,中共试图向全球输出其统治模式,最终谋求建立一个由中共控制的世界秩序,以及一个中国版本的共产主义。但遭到挫败。而中共对世界的威胁,本质上是道德挑战,“我们必须具有道德清晰”。
针对中国(中共)的改革,他说,“六四”屠杀的最大教训就是,中共的改革没有希望,中国14亿人没有行使良知的自由,“我愿意为此努力去帮助他们”。
余茂春是美国华人学者、政治家,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曾担任《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是中国留美学生中进入国务院对华政策核心圈的第一人,现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方菲:余博士,很高兴终于见到您本人。感谢您抽时间来参加本节目。
余茂春:非常谢谢你,方菲。很高兴来这里。
中共所谓“中国特色”偷换概念 其实质代表正统共产主义
方菲:谢谢。您刚刚参加了中国论坛的小组讨论。这次讨论的主题是“全球统治,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秩序”(“Global Governance, World Ord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您对“中国特色”有什么样的定义?
余茂春:人们一直对“中国特色”这句话有很深的误解。中方一直以来的说法是,他们要做的事情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误解在于,我们一般把这句话理解为:中共想要实行我们所谓的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人们说:“这可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这只是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迸发。”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彻头彻尾的误解,因为中共是一个从意识形态角度而言,高度警惕的党。
中共相信,只有他们自己代表着最纯粹的、最真正的共产主义和马列思想。所以当中共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的意思是:中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以及对马列主义最真正的诠释。他们的意思是,这是中国版本的马列主义。这是最好的版本,与苏联共产党、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代表的共产修正主义不同。所以,他们使用的“中国特色”这句话的背景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不是中华民族。
方菲:所以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共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吗?
余茂春:是的。准确的说应该是“由中共代表的最真正、最正统的共产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
方菲:这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吗?“全球统治,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秩序,或者说有中共特色的世界秩序”,这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吗?
余茂春:是的,我认为他们最终谋求建立一个由中共控制的世界秩序,以及一个中国版本的共产主义。但是我必须要说,这次和19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情况相当不同。当时,他们的计划的首要目的,是输出中国版本或苏联版本的激进意识形态。但是今天的世界不同了。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已经瓦解。中共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没有人想要买过期商品。
所以他们这次试图这么做:“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失败了,恰恰因为苏联版本的共产主义不好,不是真的。而中共的意识形态代表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因此,他们要在全世界做的事情,并不是直接输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而是首先实现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继而实施中共版本的意识形态。
这一点是很清晰的,因为今天中共是唯一的一个宣称继承马克思思想的马列政府。比如说,马克思两百周年诞辰日的时候,中共送了一尊马克思雕像给他出生的家乡。习近平经常说:不忘初心。
方菲:不忘初心
中共政权一以贯之:习近平所做的都是中共历来要做的
余茂春:不忘初心。那么,“初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初心指的并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初心,这个初心指的是对正统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初心。顺道一提,习近平有清华大学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博士学位。所以他是非常懂马列主义的。而且他自认为是当今马列主义—也就是最先进版本的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领军人。所以意识形态在1989年并没有死去,意识形态变异成了中国版本的马列主义,而习近平相信这是他们初心的最真正的版本。
我们一直在说习近平是最终的意识形态追随者。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有其危险性,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的问题、全世界所有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全都是习近平造成的。但是这并不是事实。
习近平他自己原创的思想其实相当少。他所谓的共同富裕、强化中国的极权统治,他说的一切话,他对自己的一切鼓吹,其实他的前任们都已经说过做过了。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习近平说的所有话语,之前的人都已经说过了。如果你读过这些人的选集,你就会发现习近平理论和思想真正的思想源头和意识形态源头。所以他没有任何新意。
那么我看到的是,中共政权意识形态的强劲的延续性。其实过去到今天的差别很小。习近平的中国、邓小平的中国、胡锦涛的中国、及毛泽东的中国,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中共远比过去要实力强大,在科技上要先进得多。他们利用这种经济和科技实力进一步推动马列统治,对吧。
因此,当中共掌握一种技术的时候,这不一定是为了造福中国人民。中共掌握技术的目的是强化中共政权的统治。比如,他们会利用科技来监视和监督人民,检查每个人的银行账户,审查中国国内互联网的每一篇贴文。这就是科技给中国带来的现况。
我不能说中国人民100%没有从这些科技和经济进步中获益。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受益群体。主要受益者是党。党变得更强大、更有能力和实力。这是中共威胁的本质。
中共试图向全球输出其统治模式 但遭到挫败
方菲:是的。您认为中共对于他们的终极目标——即把他们的统治模式输出给全世界——已经取得了多少进展?
余茂春:他们取得了一定进展,他们利用了开放社会,开放型社会实际上对中共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利用了开放的国际贸易系统,并且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他们获益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守规则,而是利用开放社会对中共政权本质欠缺警惕性。因此,我认为中共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是这种进展现在受阻了。我们来看一看过去两三年,中共在全世界扩张的努力发生了什么。中共遇到的只有各种令其沮丧的结果。“一带一路”动议毫无进展,而且问题丛生。而且这项动议的各种项目,对于中共政权资源的消耗是巨大的。此外,在这场疫情中,中共的行为是可耻的,不是吗。所以相当糟糕。
因此,中共在国际上极其孤立。现在全世界,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可以100%信任的朋友。中国领导人现在无论去世界哪个国家访问,这个领导人要面对的问题都是很令他头痛的。这些问题包括:新疆人权侵犯、科技和军事间谍活动、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贸易失衡、当然还有新冠的问题,包括病毒的来源和对疫情的隐瞒等等。
所以,中共现在相当孤立。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外交陷入当前这种程度的困境。所以,中共夸夸其谈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有多么强大,这其实不是真实的。我认为中国人民心里明白,我认为中共领导人也明白。
方菲:是的。我认为中共在过去几年确实遇到一些阻碍。您刚才提到一个严峻现实,美国在对抗中共威胁,还不要说控制、消除或减少中共威胁方面落后了。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有效抵制中共的扩张?
余茂春:第一,大家必须真正理解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是巨大的。可以说这关系到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关系到存在200多年——由美国代表的——民主体系的根基。所以中共是想用它那种风格的专制统治取代自由和民主的治理模式。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你将服从于国家的意志,你将被一个极权、极端的共产党控制,它的唯一领导者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
方菲:而且每个星期两天,你必须学习习近平思想。
余茂春:是的,你必须学习习近平思想。而且你还要学习他们那个版本的历史,学习他们所谓的个人权利,也就是等于没有权利。你要服从于党的意志,这个党对于自己的人民具有严重妄想偏执症,所以他们会压迫人民。中共对于自己人民的压制是相当彻底的,对吧?
而且,它非常善于欺骗。中共最厉害的诡计,或者说中共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它奴役着14亿中国人民。但是同时中共想尽办法让中国人民相信他们非常的幸福。
所以这是一个规模无法想像的悲剧。我认为最终,真相会浮出水面。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做。您提到中共在表面上对全球治理构成威胁。
但是我们应该要非常有自信,因为最终,中共这个政权实际很脆弱、很不稳定。因为它活在恐惧、妄想症和控制他人当中。如果一个政府每时每刻都害怕自己的人民,害怕国际社会对它的影响,这样的政权不会有未来。
中共对世界威胁本质上是道德挑战 我们必须具有“道德清晰”
方菲:您在旧金山的由袁弓夷先生主办的香港自由灯塔基金的活动上提到,在对抗中共构成的威胁、保护民众不可剥夺的权利的问题上,美国应该具备清晰的道德观。当我们谈论对抗中共、或者对抗中共的基础时,我们并不经常听到清晰的道德观这样的说法。您能不能再多谈一谈。
余茂春:好的。中共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不仅是科技领域的挑战、经济挑战、或军事挑战。更重要的是,中共构成道德方面的挑战。因为共产统治的道德本质与当今社会所有的主要道德基准,都是截然对立的。比如:中国模式的治理否认个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相信党的权利凌驾个人权利之上。这是个道德问题。
中共的治理模式也否认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信仰自由是每个人最根本的权利。在每个国际契约里,都有这条权利,而很讽刺的是,中国在所有这些契约里都签字加入了。中共是无神论。它并不相信个人信仰有其正当性,不相信每个人有信仰的权利。所以他们把数百万维吾尔人囚禁在集中营里,不仅虐待他们,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精神洗脑,强迫他们放弃宗教信仰。再比如,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是极为残酷的肉体虐待,也是要重新改造他们的思想,让他们失去信仰。
如果说苏联共产党更注重肉体消灭异见人士,中共则远远更加注重消灭个人思想、个人信仰自由,让所有人统一思想,相信共产主义。这就是当今世界面对的最大的道德挑战。所以这就是我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我们要对抗中共,我们必须有清晰的道德观,知道这关系到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面临挑战。
方菲:您认为,中国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我们有没有清晰的道德观去抵制这个世界最大的威胁呢?
余茂春:我认为有。虽然中共大肆宣传、在中国进行洗脑行动,我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中共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相信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几十年前就失去吸引力了。
但是他们无法发出声音表达他们的感受。他们没有途径发声,无法代表自己并表达自己的看法,否则就要承担严重后果。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现在试图做的就是创建一个环境,一个安全的空间,不仅是为中国民众,也为世界其它地区的民众,使他们能够在不会遭受压迫后果的情况之下,说出中共的残酷和暴行。
我认为这是自由世界正在做的事情,不仅是美国。中共一贯把美国塑造成宿敌,中共唯一的敌人。这是一派胡言。中共现在遭到几乎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的反对和抵制。特别是那些非常和善的国家,那些最不可能去挑起冲突的国家,比如加拿大、瑞典,对吧?还有瑞士,这些国家都有拥护和平的传统,而现在连他们都变成中共的最大敌人了。
那么,为什么中共现在要跟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过不去?这是因为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傲慢,现在这已经很明显了。中共认为,他们的治理模式是更好的。他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和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更优越。而我认为,他们不切实际。
中共高超音速武器需严肃对待 但美国具有更大优势
方菲:我想问一个具体问题。我们谈一谈具体的行动。最近,中国测试了一枚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似乎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根据媒体说法,中方的测试是美国情报部门没有料到的。因此这出乎了他们的意料。您认为中共现在真的具备这种新型先进的军事能力了吗?
余茂春:我不能谈论军事能力本身,因为这属于保密资讯,我不能公开谈论。但是我可以谈的是,独裁者通常都有一个很具讽刺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可以集中巨大的资源和人力来完成大项目,对吧?因为一切都是他们所拥有的。他们拥有一切。所以,他们可以把资源集中起来,研发某些军事科技。
当年的苏联也是如此。他们基本上以人民的福祉为代价,把大量资源用于武器和军事方面。在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史普尼克1号可以携带核弹头进入外太空,所以这等于是当时的第一个洲际弹道导弹,那时候的美国还没有防御它的能力。所以那是一记警钟。那时候,看上去莫斯科的共产政权会获得胜利,但是最后并不是这样。
当中共测试武器的时候,它会宣称这是最好的,而这确实会造成西方的反应,特别是美国。但是最终,自由和民主给一个国家带来的,是产生巨大的创新的力量和能量,以及科技领域的发明创造。所以我们完全有信心,只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中共构成的威胁,我们就可以战胜他们。
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是,我们需要领导力。如果我们的领导层不能理解中方构成的威胁,那么中共就会赢。如果我们的领导层有像比如说川普(特朗普)总统、蓬佩奥国务卿这样的领导人,他们100%理解中共的本质,那么美国就是无敌的。与中共相比,我们有庞大的科技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所以我并不是非常担心。但是我们当然应该非常严肃地去对待这个问题。
方菲:有人讲,如果美国情报部门被这事弄得措手不及,那着实显示出美国情报部门在中共的问题上落后了,您同意吗?
余茂春:首先,那只是媒体推测我方对此一无所知。
方菲:媒体报导是那样讲的。
余茂春:那也许是,也许不是真的,我不能对此发表评论。但我非常有信心,我很有信心我们会得胜。这是我现在可以讲的,因为我不想谈论军事科技的细节。中共在太空时代的科技方面有些进展,但也有很多缺陷,有缺点;所以我不是很担心。
方菲:很好。
余茂春:我认为我们绝对应该警惕,但我们最终会把它做好。
蓬佩奥国务卿对于抗共非常清晰 他会是个很好的总统
方菲:好。那么您刚才讲话中提到,回顾川普政府,最大的成就也许是你们重置了美中之间的对话。我目前正在看(《华邮》记者)加什・罗金写的“天下大乱”(Josh Rogin: “Chaos Under Heaven”),在那本书里,他提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想请您解释一下。
他书里提到,当时蓬佩奥国务卿有一份清单,列出了他想要做的三十多件事来对抗中共威胁,包括制裁华为、制裁中共官员等等;其中有些非常严厉,他不得不推迟实施。那是真的吗?有过这样的清单吗?
余茂春:无论是或不是,我不能评论那本书中那个报导的真实性。我所知道的是,蓬佩奥国务卿非常清楚必须要做什么,我个人也参与了那个过程。但我不能评论那样的细节。
方菲:但他有一套可采用的工具,对吧?
余茂春:我不能对那个发表评论。但我要讲的是,那本书的作者或许应该扩大他的资料来源。他的消息来源主要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如果跟更多国务院的人交谈,那么他或许会有… 那本书是还不错,但他可能会获得更多信息。
方菲:好的。很多人认为,大家在猜测:蓬佩奥国务卿会在2024年竞选总统吗?您可以谈一谈吗?
余茂春:你要我现在打电话去问问他这个问题吗?
方菲:是呀,那会很棒。
余茂春:我认为,总统选举显然对美国非常重要。很多人都对下一次机会感到兴奋,对吧?美国民主的美妙之处在于,我们不会永远卡在一名政治领袖身上。如果他做得好,会再次当选,对吧?再做四年。如果不好,那么在四年后把他选下来。因此这由美国人来决定。
不管怎样,我真的相信如果蓬佩奥成为总统,会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总统。至于他愿不愿意参选⋯⋯我会在这之后给他打电话(笑)。
我认为,美国公开选举的一大好处是,选举是完全对公众开放的。每一个有抱负的人、每一个有爱国热忱的美国人,只要你合乎宪法要求的年龄、居住地等规定,都有权利竞选总统。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过程,这过程让美国人了解他们的政治领袖。我认为这个好处就在于,经过初选,你能观察到某个候选人的素质和领导力,然后你可以决定要投票给谁。我希望蓬佩奥国务卿会参选⋯⋯
方菲:如果他参选,你会以在哪些方面帮助他?
余茂春:尽我所能,因为我了解他。我知道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第一,他非常爱国。他的爱国心不仅基于他是美国人这个事实,而是他对“美国是什么”有着非常深厚的理论上的认识。他理解美国的意义在于杰出的企业精神、伟大的民主实验。
我认为,那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在他担任国务卿时,他给我们处理美国外交事务的全部人员,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理论上、哲学上的指导。这个指导是来自美国的建国原则,例如,不可剥夺的权利、宗教自由。
因此,如果我们看一看蓬佩奥国务卿在国务院任职期间所做过的事情,每一项重大的措施都符合美国的建国原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进展。
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务院这官僚体制内,我们可以形成相当广泛的共识,对吧?我认为国务院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民主党人,我这个假设应该没有错。但在中共的问题上,在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上,我不记得有任何人、任何同事有着明显的党派之见。
在中国问题上,我们都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的领导非常明确,面对这个挑战和赢得这场竞争所牵涉的巨大利害关系。
14亿中国人没有行使良知的自由 我愿意为此努力去帮助他们
方菲:好极了。最后,我想问您一些关于您自己的问题。我想很多中国人,我们节目的很多中国观众,可能都想知道您为什么做您今天所做的事情。很多中国人,即使不喜欢中共也不敢公开讲话,或者他们太过忙自己的事情。我听过您演讲,您提到两件事对您影响很大;您过去的两次经历让我印象深刻。您想要跟我们观众分享吗?
余茂春:我不认为自己从那个角度而言特别与众不同。在我们一生当中,运气非常重要。如果时机对了,那么你的人生会腾飞,会产生一些影响。我非常幸运能够有机会在美国政府的前沿工作,在国务院工作。我仍然是服务部门的政府雇员,即使作为(海军学院)教授。因此我还是在尽我身为美国公民的责任来帮助我的国家。
但我也觉得,因为我的根是中国,我认为这是我永远无法摆脱的,我也不想摆脱,因为我爱中国人民,我热爱中国人的创业精神。中国人是非常有创意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并不特别考虑自己。
每天激励我行动的未必是我是中国人、我是共和党人或我是美国人。我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人,有选择的自由,有行动的自由;作为自由人,作为一个有良知者。作为自由人,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运用这种良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也许不对,(按照我太太的说法,我经常错)但我可以告诉你,能够畅所欲言的那种喜悦和巨大的幸福。无论是对还是错,你都可以说出心中想说的话。
我的强大动力来自于14亿在中国的民众,他们碰巧是中国人,却没有行使良知的自由。而我认为,如果我因自由释放出的良知可以帮助缓解,或者在最终最好的情况下,可以帮助实现该体制的消失,提供自由给那片土地上的14亿中国人,那么我会很幸福。我认为我就履行了我作为一个人的责任。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住在美国的每个人都应该非常感激这个国家;它给予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行使这种良知的自由。无论你喜不喜欢美国,这不是重点,但你有权利讲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美国,而不会像在中国大陆那样承受后果。
所以我认为,中共构成的挑战,其实最终是暴政与自由之间的对抗。您之前提到的我人生中的某些里程碑,确实帮助我理解了每个人行为的动机来源。其中之一显然是天安门事件,对吧?如果你来自那个国家,那么“六四”是每个人生命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分水岭事件。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对我来说,并不在于广场上那些人有多正确或多不正确,策略上有多老练。天安门事件的精髓对我来说,是他们完全享受了七周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可以无畏地表达他们自己。
一个没有恐惧的国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的国家,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我希望这回答了你的问题。我不是哲学家,但我确实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真正培养出…倒不一定非要是勇气,我自己也不认为我自己十分勇敢,但是我认为我真正珍惜自由能带给我的东西。
“六四”屠杀的最大教训:中共的改革没有希望
方菲:您是一位追求真理的人。
余茂春:因为真理的力量极大,对吧?真理的力量可以让你获得真正意义的自由。顺便提一下,这并不是什么新说法,也没什么很深刻的涵义。如果你读过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从伏尔泰到孟德斯鸠,从卢梭到杰佛逊,每个人都在谈论什么是真理?谈论真理如何能真正将一个人的灵魂从思想怠惰、无所事事以及胆怯懦弱的自我奴役中解放出来,对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自由战胜暴政抱有无限的乐观。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光明未来。我很高兴能成为这事业的一员,成为几百万人当中的一份子,这包括你、包括这位摄影师、包括几周前出现在圣荷西的许多勇者、男士和女士,成千上万的人们,我看到了希望,对吧?
特别是,在香港上百万走上街头的人身上,我看到了希望。他们不是被某些黑手煽动的,他们不蠢,他们不是被某种自私的经济利益所策动的,他们是被自由的力量激励而走上街头。他们想要成为自由人,他们不想屈服于共产政权的暴虐统治。这就是香港抗议的本质,我很高兴大家意识到这个。尽管他们现在不得不停止,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方菲:我想稍微就您讲的自身经历说几句:您讲到了“六四”的经历,以及它怎样让您完全看清中共的本质。另一件事是关于您怎样跟一名美国教授争论,争论中捍卫美国、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我认为这些事件对您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也是因为您具有您刚才描述的“清晰的道德观”,对吧?因为其他人可能经历同样的事情,但是未必会有相同的认识,或未必对他们产生这样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对于我们每个人,清晰的道德观都是关键。
余茂春:说到清晰的道德观,补充一下您之前提到的。天安门事件还给我们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天安门事件发生在1989年,在举世所知的中共改革运动的高峰。邓小平是改革者,终极改革者;他是受宠信者,他是温和派。如同中共讲的,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然而即使有这样的资历,对中国社会问题能采取一种非常温和务实的方法,但他仍然是一名共产党员。
最温和的共产党员在下令“屠杀”自己老百姓时也毫不眨眼,他为那样做而感到非常自豪。所以天安门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应该是:没有人应该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抱有任何希望。那些改革是虚假的、骗人的。最终目的不是改变中国的政治体系,甚至也不是改革这套体系,最终目的是加强该党的独裁统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安门大屠杀留给后人的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没有希望。
方菲:遗憾的是,这对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区而言,并不是一个警钟。
余茂春:这实际上是一个警钟,但没有领导跟进,仅此而已。直到川普政府,对吧?我们不是说突然吃了一块木须肉就顿悟了中共的本质。不是的,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华府的每个人都知道。区别在于,在川普执政期间,有蓬佩奥国务卿这样的领导,所以我们采取了行动。我们采取了行动,我们讲了我们要做什么,而我们言出必行了。那实际上是领导力的终极体现。
方菲:好极了。非常感谢您,余博士。很高兴与您这样对话。
余茂春:非常感谢方菲。
方菲:祝您和蓬佩奥国务卿未来的努力一切顺利。
余茂春:您也是。
方菲: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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