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曾经有个副市长叫，1949年中共建政前，他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八年，从来没有被关进监狱；但在中共建政后，他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关押八年，九死一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今天，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崔月犂是如何从一个中共高官沦为中共囚徒，在度过漫漫八年的非人岁月。

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革命对象”，是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最高“革命对象”，是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两个人，和崔月犂都有着特殊的关系。

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时，崔月犂当过彭真的秘书。从1949年10月1日到1959年10月1日，10年的中共“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彭真，身后站着的人一直是崔月犂，年年如此。

崔月犂和的关系更不一般了。刘少奇曾是中共地下党的总头目。1949年10月1日前，崔月犂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八年，直接领导是文革前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最高领导是刘少奇。

而刘少奇的妻子，在北平辅仁大学物理学系读书时，就是崔月犂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员。正是崔月犂，将王光美推荐到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团当翻译的，之后，叶剑英将王光美带到延安。在延安，王光美嫁给刘少奇。由于和彭真以及刘少奇的这些关系，文革中，崔月犂挨整的命运就被注定了。

文革前，毛泽东就对彭真非常不满，认为他跟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等搞在一起，不听自己的话，还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1966年5月16日，爆发，彭真被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打倒。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官，被“一锅端”。81名官员被秘密逮捕，投入监狱，十多名官员自杀。

1966年7月初，崔月犂被迫停止工作。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北京市（还）在外边（没被抓的）官，最大的就是我了，到处排队抢着斗我，每天总有一两场，到区里斗，到各单位斗，差不多有一年。”“这一年，家里被抄了好几次，孩子的姥姥上吊死了。家里东西抄走了，家搬到和平里一个工棚里，两间小屋，四面透风。”

1968年大年三十，按照中国传统，本应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正是在这一天，崔月犂被逮捕了，直接关进秦城监狱。那么，秦城监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崔月犂在回忆录中回忆：“我一个人住个单间，六小步宽，十小步长，后面有扇一尺见方的小窗户，阳光可以照进来，窗户上有铁栏杆，放风时，我数了数，一层十个牢房，一个牢房一个人，谁跟谁也见不着。监狱里一个星期放一次风……。”

他在那里也吃不上正常的饱饭，“早晨一碗稀饭，一块咸菜，一个小窝头，冬天窝头又凉又硬；中午两个小窝头，一碗菜汤，春天汤里只有几片菜叶，连洗都不洗，连根一块切进去，喝完碗底还有泥；晚上也是这样。一年四季如此。”

到了冬天，崔月犂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吃不饱，穿不暖，被子很薄，下面没有草，只有层褥子，连枕头都没有，睡觉时枕着双破鞋，晚上九点钟就冻得打哆嗦，肚子里没食呀，十点钟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简直睡不着觉……这种生活连续过了五年，林彪倒台后才有所改善。”

除了日常生活上的苦，崔月犂还要面对看守的故意刁难。初到监狱的时候，他晚上睡着了，不知不觉地翻了个身，就被看守叫起来，靠墙站一整宿，他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同时，在四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24小时都戴着手铐。而这个“特殊待遇”，源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向中央提出的一个报告。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回忆，1968年1月3日，康生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刘仁、崔月犂、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工作，使敌人彻底地缴械。”

崔月犂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这个报告，并称，在这个报告上，第一个划圈同意的是毛泽东，第二个是周恩来。朋友们，如果您以为，这就是崔月犂在秦城监狱的所有遭遇，那您还是低估了中共的邪恶，即使他们面对的是曾经的“自己人”。

还经常挨打。他回忆说：“正审是康生的秘书，叫齐景和，副审徐仲华，后来在北京体委当副主任。在监狱的八年，都是这两人审我，齐景和这个人坏极了，挑了一个大个儿，叫沈德宏（在公安部工作），专门做打手。”“‘梆！梆！梆！梆！’一次下来，整个脸都打肿了，第二天，眼睛都肿得看不见。有时我得咬着牙，不咬的话，牙都会打掉的。”

“审问时，虽然有个座，但也不让坐，坐下的话，问着问着，吼一声‘站起来！’就得从早晨八点站到十一二点，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回去吃菜汤、小窝头，生气吃不下就算了。八点以后，九、十、十一、十二……有时审到夜里两点，一次就是三天三夜，休息两三天，再接着打。”

崔月犂说，“打完一次后，他怕把你搞死了，就让（你）回去写材料，给五张纸，一瓶墨水，一支蘸水钢笔。因为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就写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觉悟很低，没按毛主席的办。”但是，这么写也不行，他交上去，下一次审问时，依然会挨骂。有时候，崔月犂说：“我没什么可写的。”结果话音刚落，审讯者一脚将他踢个跟头，接着又是一顿打，打得根本站不住。差不多三个月的突击审讯后，他的眼睛被打得睁不开，走路时，不得不用手扒开眼睛，四五个月后，他的脸才消肿，两个肺呼吸起来都疼。

1971年，崔月犂获准到北京市第六医院看病。虽然病房外每天24小时有士兵看守，毕竟暂时出了秦城监狱，加上第六医院院长曹维礼以前跟他熟悉，常来探望他，暗示他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出来工作。这使得崔月犂一度心情大好，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没过几天，崔月犂突然被押回秦城。希望瞬间破灭了，他的精神遭到了巨大打击。高压、恐怖、黑暗、无望的险恶环境，崔月犂的大脑一下子受不了了，他疯了。

崔月犂回忆说：“（当时）我开始神经错乱，烦燥，站不住，夜里听到虚无的讲话声就害怕，有时会看到人被大卸八块，恐怖得要命。”“那时，不止我一个人疯了，（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疯了后大骂毛泽东，范瑾也疯了。”范瑾是后来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母亲。

被关的第八年，林彪离奇死亡后，崔月犂的家人才获准探监。第一次探监时，家里来了四五个人。家人暗示他，监狱里还关着比他职位高的人，他还不相信。

后来，崔月犂得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等，至少十多人，都被关在秦城监狱。他们中有的人，最终死在了里头。

我们在故事的开头有提到，由于和彭真、刘少奇的关系，崔月犂难逃文革被整的命运。但是，又是什么具体原因，导致他被关进秦城监狱呢？其实，中共最高层主要是为了整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他们想从崔月犂那里得到王光美是“特务”的口供，同时逼他承认自己也是“特务”。不承认，就得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就给王光美罗织罪名，给与王光美有关的人罗织罪名，最后酿成了一连串个人悲剧、家庭悲剧、社会悲剧、历史悲剧。

1975年，崔月犂总算活着走出监狱。结束后，中共自己说，刘少奇案、王光美案、崔月犂案等，都是冤假错案。原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说，文革是“全党、全军、全民发疯的十年”。崔月犂在文革中的遭遇正是一部缩影。现在，中国大陆又有人刮文革风，又要重回文革，难道还要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吗？

好了，今年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收看，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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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