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作者过去20年来曾在Amazon、Twitter 和 Slack 等科技公司的高绩效团队担任主脑人物，促成各部门和客户达成有意义和具有建设性的合作。他以自身案例说明习惯“理性辩论”的人最常出现的沟通死角，并说明如何透过观察分歧的触发点，让讨论得以良性进行。

我的妻子凯莉安告诉我，儿子尼可的学校放假，而我们忘记把这件事情记在行事历上，意味着尼可那天会待在家。我原本打算照常工作，但是凯莉安有一些事要办，问我是否能在那天早上陪尼可，晚几个小时去上班。我说（可能态度过于漫不经心），让尼可一人待在家里也没关系，他是个相当可靠的孩子。让八岁孩子单独留在家是否合法？我和妻子产生一些争执。

如果我持续观察焦虑如何产生，我就会发现，对于当天不能去工作的可能性，产生了1 或2 级的焦虑。我的回应否认了这种可能性，寻求最简单的解决方案：让儿子独自待在家。对我来说，问题解决了。但对太太凯莉安来说，歧见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演越烈。

凯莉安：我们不可以这么做！那是违法的，我也不放心让他单独在家。如果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无法预测。

如果我持续观察焦虑如何产生，就该注意到，我减少焦虑的策略不适用于凯莉安，这应该足以让我意识到她需要另一个答案。我的焦虑根源是担心自己无法上班，这不太可能是凯莉安焦虑的原因。本来我可以问她在担心什么，这样可以更了解我们意见不合的真正根源。至少，我本来可以放弃仅适用于我的解决方案，继续寻找对我们俩都有用的方法。结果，相反地，我选择开始争论我的解决方案在加州是否合法，我盲目以为那就是她担忧的原因。

我：我确定这样不违法。
凯莉安：不，没得商量！我觉得不安全。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能在家多待一个小时。每次孩子生病，我都要负责照顾，而你从来不用。
我：我可以留在家里，我只是觉得尼可单独在家一、两个小时也没问题。他是个可靠的孩子。

因为我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焦虑根源，所以没发现我与凯莉安的焦虑来源不同，也因此，我没看出我的解决方案无法解决她的问题。最糟糕的是，我坚持和她争执她压根不在乎的议题，忽略了她实际上想讨论的事。

如果我持续多加关注这一切，我可以很容易发现，对凯莉安而言，我们的争执和加州法律，或甚至和尼可单独在家的可能性完全无关。对她来说，我们的争吵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判断我是否愿意投入这个家庭。等到我清楚了解问题的根源时（它花了比原本更长的时间），我留在家的提议已不足以挽救这场对话，因为它已经转变成更大的分歧，针对我平常的所作所为，甚至我是否具备建设性沟通的能力。

当一个人试图管控庞大的焦虑根源，将谈话重点放在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策略时，分歧就会不断扩大，直到出现足以解决问题的方案为止。回顾过去的歧见，与他人进行比较，以及运用不太健康的解决方法，例如大吼大叫、羞辱、怨恨和否定等，已成为我们管理焦虑的必要手段。

我因为执著于单纯的、基于讯息的冲突，因而加剧了另外两种冲突。我总是尽力将家庭摆在工作之前，也愿意在凯莉安外出时待在家里⋯⋯但是，我的行为却显示并非如此。与其寻求容易却被误导的争执，我该问自己：“我对家庭的贡献可能不够？”是的，绝对有可能。“儿子可能还没准备好独自在家？”当然也有可能。鉴于这些可能性，我可以提出哪些问题，执行的可能性有多高？这些问题是我在回顾冲突时所总结出来的重点，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和凯莉安一起集思广益。

在当下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是我们的本能，这是我在许多对话中要继续练习的技术。在生活中养成这些根深柢固的对话练习，关键就是去观察争执的触发点。

（网站专文）

<本文摘自《》，天下杂志提供>

责任编辑：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