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生涯中 杜斌的第二个“37天”刑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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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1年01月28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李新安采访报导)被羁押37天后,前《纽约时报》摄影记者、纪录片制作人、作家杜斌于22日晚间取保获释回家。杜斌在次日接受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采访时,详细介绍了自己此次被抓的前前后后。他表示自己无罪,并对外界朋友的关注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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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出版

被中共查抄的电脑里面还有他写的书稿和照片资料。其中就有《赤色恐怖:列宁的共产主义实验》这本图像书,警察也看到了这本书的出版信息。由杜斌自费出版,和台湾台中市的出版公司签署的合同。

“那天我刚刚打印出来拍的照片、签了字发过去。1月5日印厂就交货了,现在在网上应该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书讯了。在台湾的网络书店应该已经开始销售了。”杜斌说,“这本书也没有提到中国,他们觉得列宁跟他们也很远,也没有问什么东西。”

“电脑里还有澳大利亚齐家贞大姐的一本书叫‘毛主席的父女囚徒’,我帮她校对了一下里面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大兴的国保他们也看到了这个书稿的全部内容。其它的,还有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河北省永年县在1945年—1947年被围困的书稿。”

杜斌说,“那上面能够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我是如何认真的对待史料的。比如台湾国家档案管理局的档案编号、具体的年月日、出处我都标在上面,密密麻麻的,这些资料来源、每个引用的话都涂了颜色。我做这个书、尤其是历史类的书籍,我就是根据史料来写的,全部都是非常严谨的,就像做严肃的学术研究一样。”

“他们在审讯我的过程中,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些史料的事情。我说我每句话都有依据,每句引语都有出处,这就是我的写作态度。这涉及到我的名声,如何严肃地对待史料,这涉及到我的一个写作的一个准则。他们说你有没有捏造的地方,我说绝对不敢捏造,他在笔录上出现的就是‘绝对不敢’。”

1月6日最后一次提讯,警方表示对银行账户里面里还有三笔钱他们不了解,其中有一个是通过支付宝打印出来的资金流动情况。他们说,“我们注意到已经一年多了,每天都有增加5.88元,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后来杜斌回到了监室里就问其他人,其他人就说了这就是支付宝公司里的余额宝,就是为了刺激消费,买东西花一点钱他就给你增加5.88元。

一件白背心

杜斌被送进看守所的那段时间正好天气降温,监舍很冷。他说,“屋里有一个铁门,后面还通风的,里面也冷,有的人把袜子有几双袜子穿几双,因为坐板那地方也冷,夜里睡觉也通风的。”

“审讯的时候那几天天气特别冷,当时我进去的时候就是穿着个棉袄,那个棉袄有好多人穿过了,棉袄也脏,棉裤也脏,敞着个怀,上面那个黏扣又黏不住,穿的时间太长了。戴着手铐,穿着拖鞋,穿了一个袜子,坐在铁椅子上。”

后来监室里的管理员(大牢头)给他找了一个旧的白背心,杜斌觉得挺感激的,因为天那么冷,都降温了,这个小衬衫多少人让人能显得体面一点。

“后来我一直都不能洗,因为我没有替换的衣服,别的人都有人存钱买吃的买喝的、买袜子,跟我在一起的有一个23岁的小伙子我一直在开导他,他就买了一双袜子给了我,别人又给了一个内裤。内裤、袜子可以换洗,唯独就是这个衬衫,里面穿了一个衬衫不能洗。”

第28天的时候,杜斌第一次和律师见面,只有20分钟。他刚把一些案子的主要事情交待完,见面的时间就结束了。

第二天和另一律师见面,律师告诉他说,拍照片的事情,跟寻衅滋事是没有关系的,构不成罪名。出版书又没有拿到国内来销售,没有给国内的人看,又没有放在互联网上给大家看,这个跟寻衅滋事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这个罪名是不成立的,我们回去要给你办理取保候审。”

杜斌对律师说,“如果我被捕了,一定要再过来看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以前有一个以色列的女朋友,她跟我们家里也没有联系过,我被抓了她也不知道。这次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根据我的感受,不像2013年被抓那次那么乐观,所以就是要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就是我被抓了,有可能会在里面待着,所以就很对不起她,就让她不要再等我了。”

在第35天的时候,犯人劝他把白衬衫洗一洗。他说,“现在家里倒给我存钱了,我想买东西,现在问题是我什么也买不到,吃的因为疫情也被取消了,有钱买不到东西。我又没有替换的衣服,我这两天就要见检察官了,如果见女检察官你敞着个怀实在是太失礼了,所以我说脏就脏吧,反正我就待37天,绝对不会多待。”

“报号员(二牢头)听见了也没说话。报号员就是叫号员,该坐板了,他就说‘上板’,坐板结束了,他说‘下板’,开饭了他说‘都下来排队’,就做这个工作的。”

戴上护目镜提审

大兴的疫情逐渐加重,确诊病例不断增加。杜斌的案卷已经被交给了大兴区检察院,进行审查逮捕阶段,要走检察院提讯的流程。跟女检察官见面的时候,杜斌被叫到了审讯室,这次是通过视频,就是不让在押人员与外面的人接触。

后期他跟警察见面的时候,都要戴上护目镜,戴着皮手套。杜斌问警察:外面的疫情是不是加重了?警察则说:外面的疫情是有点加重了,不过这跟外面没关系,这就是为了保护你们。

女检察官提训时省略了很多个人信息,就问了一个主要的问题:你觉得你有罪吗?杜斌说:“我觉得我没有罪!”“我在海子角村拍了几张照片,这个本身是构不成寻衅滋事的;另外我在香港出书,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正常的出版。我的出版和版税收入都是合法的。”

签取保候审的时候,有个警察跟他说,他进了看守所以后,第2天分局领导又拿着他的钥匙,跟着房东又去他家里搜查了一次。

“我的住处可能还有别的对他们来说更好的证据,其实他们已经找到那几本书,别的也没啥。他们后来可能也没搞到什么东西,可能也就没有办法了吧。”杜斌说,“但是有一点我能感觉到,他们就是要想把我搞进去,让我坐牢,我能感觉到很明显的,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下那么多的功夫,一遍又一遍地做那些笔录。匆匆忙忙地来,匆匆忙忙地走,最后又匆匆忙忙地把我放出来了。”

2013年的丰台国保支队的队长曾对他说,这是中央领导交办的案子。

“这一次2021年,我被刑拘37天,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又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又被释放了。这次给了我一个取保候审义务告知书,又给了我一个取保候审决定书,然后又给了我一个看守所的释放证明书。应该说我多少比2013年丰台国宝那次收获还多,收获了多两张法律文书。”

他说,“有一点我还是很高兴的。通过这种方式,多少也能证明了我的清白,至少证明我没有捏造这些历史事实。我就在想了,我就一直坚持,为什么我要用这种非常严肃的、类似于学术研究一样的认真态度,来对待这些史料,原因就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本身已经足够,完全无需任何一个字的捏造。”

童年的伤口要用一生治愈

当局为什么要针对杜斌写书罗织罪名,想把他送入监狱呢?对此,杜斌表示,“我个人觉得他们之所以提到这些事情,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我写的这些应该说都是寂寂无名的小人物,通过他们个体的这些遭遇,可能就看到了整个国家的这个状况。所以他们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他们就要看一看,这些年来我通过写书又挣不到钱,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热情来做这个?”

“其实我跟他们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我童年的经历。童年给我留下的感觉就是饥饿,因为我不爱上学也不回家,老娘见到我就打我。那会儿我就觉得我很可怜,我就像那些小动物一样受伤害,总之我可能要用这一生来治愈我童年不愉快的经历。人家说‘七岁看老’,就是童年的幸福和不幸福会影响你的一生。幸福的童年让你这一生都是幸福的,不愉快的或者是不幸的童年,你要用一生来治愈,就是像一个伤口一样。”

“我说这些受伤害的女人,这些被凌辱的女人、被侮辱的女人,她们的经历就让我想起来了我的童年经历,我觉得她们的经历就像是我的经历一样,所以我愿意冒着风险去写这些东西。”

“他们一直想找根源,为什么?这就是根源。这个跟意识形态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只跟人性有关系。当然我这样来说,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掌控者,他们是不相信的。但是这就是我能说出来的,这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个跟政治跟其它的都没有关系。我想这只跟人性有关系。这就是我这么些年为什么愿意冒着风险来做这些东西的原因。”

20年青春 2次刑拘

杜斌被认为是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2004年起任职《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但因为写书引起当局不快未能获得工作许可证被迫离职。2007年4月,《纽约时报》两名记者获得2006年普立兹国际报导奖,获奖的八篇故事中有七篇故事的照片是由杜斌拍摄的。

但知名维权人士向莉认为,杜斌同时具有三重身份,他还是历史学者和人权捍卫者。近年杜斌专注历史研究,撰写《天安门屠杀》,据说是第一本身在中国的人士编著的六四书籍。

杜斌说,“再回头看起来,我从2000年开始拍摄《上访者》开始,到我2020年12月再一次被刑事拘留,其实等于说,我拿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最灿烂的青春,也就是从28岁到48岁,我用了20年的灿烂的青春写了这些书。最后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2020年的7月28日,杜斌曾被警务站的警察传唤过一次。警察让他删掉推特用户名“杜斌:向北京国保讨债”,以及备注里的副标题“一个被中共高层称为专门挖政府疮疤的人”。并表示这是国保的意思。这个推特名杜斌用了大概5年的时间。

过了两天警察又来找他,说还有一些内容要删除。杜斌说,“我那里面我又不转敏感的东西,自己又不发敏感的东西,就转一些生活、读书、爱情方面的东西。不过他们还是找到了,就打电话给国保,他们可能就已经在检视我的推特上的帖子。”国保说7月9号那天的帖子有问题,转发了北京高瑜关于许章润教授被放回家的帖子。

在警务站,警察用VPN打开杜斌的手机推特账户,一条一条地删。2020年7月份杜斌大概转了200多条帖子,还有3万多条,不知道哪年能删完?杜斌说要不以后就不再用推特了,这个事情就这样罢了。

他分析,有可能去年外面的整个的形势紧张起来了,国保在清理海外这些社交媒体上的相关信息,注意到了这个推特用户名。“因为这是我2014年解除取保候审以后,6年以后才有警察来接触。”

他说,“2020年是我的本命年,我觉得在我的本命年里有这么一场劫难也是理所当然。我并不怕什么,我唯一有一点害怕的就是:如果坐牢了,只会让我的这些宝贵的时间白白地浪费了。”

“坐牢并不可怕,因为有很多情况跟我不同的人有的都在监狱里,有的待了一年多了,还没有被判决,就一直关押着,我比他们的情况要好得多,比他们的境遇都要好得多。所以坐牢和不坐牢在这么个大监狱里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当然我根本就不悲观,我也不害怕。因为我做的东西,都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东西,只不过我给它记录了下来而已。”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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