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羽看世间】背叛孙中山宋庆龄的悲剧人生

宋美龄评价宋庆龄说，她每逢大事必糊涂，并送了她“九个不（未）”。相信跟随共产党注定了宋庆龄一生的悲剧。（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合成）

更新 2020-08-10 4:06 AM 人气 44771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0年08月10日讯】大家好，这里是《薇羽看世间》，我是陈薇羽。

之前有个网友建议我做一期节目，讲一讲宋庆龄的真实历史。昨天刚好看到林辉写的宋庆龄的故事，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宋庆龄人生中几件糊涂事。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过去是从中共教科书里了解的宋庆龄，那今天的故事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宋美龄眼中的宋庆龄

谈及中国当代历史人物，宋氏家族中的三姐妹是避不开的。大姐宋霭龄嫁给了孔子第75代孙、山西大户孔祥熙，孔祥熙曾任民国时期央行总裁和财政部长。1973年，宋霭龄在美国病逝。二姐宋庆龄嫁给了“国父”孙中山，其后加入共产党，寂寥中于1981年在大陆去世。小妹宋美龄则嫁给了蒋介石，终身反共，2003年以106岁的高龄在美国逝世。

宋氏三姐妹中，宋庆龄是个另类，不仅违背父母之愿，嫁给了大自己27岁的孙中山，而且在孙中山去世后，违背其生前理想，为共产党效力，终于使自己陷入了尴尬境地。

宋庆龄去世后，宋美龄曾评价她：“二姐生性好强，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最终于国未尽忠，于民不称仁，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于亲朋未尽义，于大义未尽思，于天地无一敬，于暴君未尽谏，于凶民未尽抚。可不悲哉！”“ 终至于众叛亲离，孤苦无依，上辱父母先祖，下愧多灾黎民。”

相信共产党违背孙中山遗愿

宋庆龄是怎么走上这不忠、不孝、不节、不义之路的呢？

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澍是一名传教士，也是一名富有的商人，与孙中山是多年的朋友，宋嘉澍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多有支持，并先后让宋霭龄、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4年，宋庆龄在日本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时，与其相恋，不顾父亲家人的反对，选择跟孙中山结婚。而已婚且有一儿两女的孙中山，也不顾年龄的差异，抛弃了糟糠之妻，跟宋庆龄结婚。

在十年婚姻中，宋庆龄不辞辛劳，陪伴孙中山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四处奔波。她不仅成为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也赢得了国民党人的尊重。

孙中山生前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采取了“联俄容共”政策，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因此给国民党带来巨大的灾难，渗透进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违背了孙中山的原则，趁机攫取了国民党各方面的权力。国民党内部逐渐分裂。

1925年孙中山去世，1926年1月宋庆龄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她不顾国民党被中共篡夺领导权、国民党被侵蚀的危险，仍继续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并与国民党左派坚定地站在危害国民党的中共一边，因为她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发扬孙中山的遗志。

可惜，她错了，不遵守孙中山政策的正是中共，而宋庆龄在这错误的路上是越陷越深，最终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沦为共产党的工具与蒋介石决裂

1927年，蒋介石成立的南京政府在上海发动清党，宋庆龄发表声明，声称“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走上了歧途”，并从此与蒋介石决裂。同月，看清中共真面目的汪精卫也开始清党，宋庆龄随即离开中国，途径莫斯科前往欧洲。

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宋庆龄受到了苏共的厚待。此时，因苏联支持共产党在南昌等地的武装暴动，南京政府与苏共断交，宋庆龄和陈友仁一起在莫斯科谴责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宋庆龄还见到了同样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史沫特莱。

1929年春天，中山陵落成。南京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回国出席葬礼，史沫特莱则前去报导国葬。宋庆龄再次公开谴责国民政府，称：“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的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

此时的宋庆龄已经沦为共产党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否则，她就会认识到背信弃义的首先是共产党，而国民党只是被迫反抗。

因没有几个人支持宋庆龄的言论，她只得再次离开中国，前往欧洲，直到1931年为母奔丧才回国，并由此开始执行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任务。在1929到1931年回国前，宋庆龄的履历上一片空白，或许在此期间她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秘密培训也未可知。反正再次回来的宋庆龄，很快成为了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

被共产国际洗脑从事秘密工作

关于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事实，我们可从中共领导人廖承志的回忆中一窥端倪。据廖承志回忆，1933年5月间，宋庆龄突然神秘地来到他家秘密接头，并明确告诉他：“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这个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

当时宋庆龄问了廖承志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在得到答复后，宋庆龄迅速离去。廖承志写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难判断，这个时候代表“最高方面”来秘密接头的宋庆龄，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此外，苏联解体后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也可以看到宋庆龄不仅早有入党要求，而且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加入共产党了。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代表的谈话备忘录。

谈话的最后部分，特别提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报告人称：“关于孙宋庆龄（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从这段对话看出，宋庆龄不仅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

为共产国际效力营救间谍特务

宋庆龄执行来自共产国际的重要命令之一是营救在上海的间谍、持有瑞士护照的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夫妇。牛兰是共产国际潜伏在中国的秘密工作人员，负责对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活动进行资助。1931年6月，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牛兰夫妇对共产国际而言至为重要，因此苏联和中共立即展开紧急营救。当年7月，宋庆龄为母奔丧，由德国经莫斯科返回上海。途中，得到斯大林的指示，向蒋介石说项，以被羁留在苏联的蒋经国来交换牛兰夫妇，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大陆学者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引录了蒋介石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为了国家，为了法制，蒋介石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也绝不做这交易。蒋公的为人，由此可见。

而杨天石也认为，“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

在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宋庆龄继续公开污蔑国民党，并亲自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还从瑞士请来律师为其辩护，同时成立同盟组织，自任主席，组织营救委员会。因社会反应不大，遂将组织扩大并改而冠以“民权保障”的名称，吸收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加盟，但目的还是营救牛兰夫妇。因为名与实不符，同盟不久便瓦解。牛兰夫妇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才在宋庆龄等人的催促下被释放。

利用特殊身份充当中共马前卒

宋庆龄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成为共产国际和中共的马前卒。她帮助中共营救了好几个中共要员，同时还向中共秘密传递国民党的情报。当年负责联络的中共党员李云（又名祝秀贞）回忆，中共上海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就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由中共派董健吾前往陕北，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另据中共媒体披露，大特务潘汉年就曾在1936年将毛泽东的亲笔信带给宋庆龄，宋庆龄由此积极配合潘汉年与国民党的谈判。潘汉年在1937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去了香港，在廖承志的支持下，组建了保卫中国同盟，募集了大量医药物资，源源不断地支援中共。

1941年，国民党军队围剿了中共叶挺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皖南事变”。宋庆龄罔顾中共军队不抗日、专打国军，从而引起这场祸事的事实，挺身而出通电谴责国民党。

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会议前，苏联要让中共代表加入旧金山会议，但蒋介石拒不接纳，中、苏、美等国因此而发生激烈的争论，宋庆龄又当说客，令蒋介石不满。

蒋公在当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共匪知我绝无指派其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可能，彼乃间接运动宋庆龄对我说项，此庆龄与我提共匪事乃为十五年来第一次，当知其从不愿与我谈政治与共匪也，最后则以宋说项无效，乃不得不由俄国出面暗示，其挺共之态度，要求我容共。”

从蒋介石直接对宋庆龄直呼其名，而非“孙夫人”或“二姐”看，蒋介石对于宋庆龄的所为非常厌恶。

风光背后的心酸被中共抛弃

为共产国际和中共甘当马前卒的宋庆龄在中共建政后，得到了回报：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苏联解体后，前往苏联购买档案的大陆华东师大沈志华教授收集到14份涉及宋庆龄的解密档案。档案披露，中共建政前夕，中共曾设想并告诉苏联，拟请宋庆龄做中共国政府的主席，因为“她在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档案还披露，参加会谈的任弼时说，按他的意见，主席团主席还是由毛担任为好。周恩来支持这个意见，他说如果毛不当主席，人民会不理解。对此建议，应该是中共试探苏联的想法，毕竟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的人。不过，显然苏联并没有反对让毛当主席的建议，宋庆龄则做了副主席。

可以说，宋庆龄在中共建政后着实风光了一阵，头顶着各种头衔，除了副主席，还有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她还频频外访。

可惜，随着中共政权的巩固，宋庆龄的花瓶作用开始降低。1953年，毛宣布公私合营后，宋庆龄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理解，称“共产党曾向工商业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的批示是“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毛发动反右，宋庆龄再次写信表示不理解：“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毛对其定调为“我们同她是不同阶级”，这也导致毛在1959年人大会议上，在“宋庆龄出任国家副主席”一事上投了反对票。

文革爆发后，宋庆龄接连给毛和中央写了7封信，表达对文革的不解，并谴责道：“一夜之间天塌下来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