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0年08月07日讯】二战后，共产党人的压制性暴力重新部署为对法国殖民者的武装抵抗。关于法国远征军士兵被关押的监狱营地，有许多目击者的证词。许多人在那里遭难并死亡；在1954年签署日内瓦和平协议时，两万人中仅9,000人还活着，有待获释。印度支那山区特有的可怕疾病夺去了大批囚犯的生命。他们得到的医疗护理严重不足，且住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经常被故意饿死。殴打和酷刑也很常见，但法国士兵对俘虏他们的人可能很有用。ICP把他们视为“战争罪犯”，强迫他们忏悔并接受其俘虏者的价值观，以便他们可以被用于反对自己阵营的宣传。1950年以后，这种中国式的再教育得到了毛泽东派遣的许多顾问的协助。这些宣传活动迫使所有“学员”积极参与，并把所有参与者分为“反动派”和“进步派”。他们做出了广泛的承诺，包括释放的可能性，并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囚犯们身心疲惫，但也是因为后来法国囚犯所受的待遇不如越南人自己在南越（South Vietnam）所受到的那么恶劣。

1953年12月，胜利似乎即将来临之际，越盟在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到1954年底，这项措施已扩展到17度纬线以北的所有土地──这是在日内瓦和平协议中划给共产党人的。改革工作于1956年完成。这次土地改革的目标和步伐与1946至1952年中国的土地改革相似。改革加强了1951年正式重新现身的党与中下层农民之间的联系。通过消除对共产主义潜在的抵抗中心，土地改革成为完成国家对经济控制的重要垫脚石。然而，由于党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农村的传统精英对越盟保持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点比在中国更甚。越盟凶残和杀气腾腾的手段与北面的邻居们一模一样。在每座村庄，活动分子偶尔获得戏班的帮助，​​企图煽动较贫穷的农民（这往往是极其困难的）并鼓动他们公开审判其受害者。受害者以相当随意的方式被选中，通常按照4%～5%的配额进行选择，再次让人想起了毛主义神圣的5%。这些受害者经常被杀害，或者至少被监禁，其财物被没收。和在中国一样，全家都被迫受罪。不考虑到政治资历，这些狂热分子不仅表现出毫无恻隐之心的教条主义，而且表现出把社会进行极权主义分级的意愿。这种分级成为越南共产党内部的推动力。一名妇女既是富裕的地主，又是成功的企业家，被挑选出来由农民处理，尽管她是革命的捐助者和两名越盟士兵自豪的母亲。当农民拒绝作出反应时，“一个在中国受到过良好培训的团队被叫来，他们设法扭转了局面……龙（Long）太太被指控在1945年之前杀死了3名佃农、和一名法国人睡过觉、与法国人相勾结并为他们刺探情报。由于被所受的对待弄得精疲力尽，她最终承认了一切，并被判处死刑。她当时在中国的一个儿子被带回家，剥夺了军衔、勋章，并被判处20年监禁。和在北京一样，人们被判有罪，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从不犯错的党的指控。因此，最好的反应往往是做期望你所做的：“杀死你父母并承认它，比什么都不说、一点都没做过错事要好。”

暴力的规模非同寻常。仇恨对手的主题被一次又一次地硬性灌输给人。据后来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黎德寿（Le Duc Tho）说，“如果有人希望说服农民拿起武器，首先你必须让他们对敌人充满仇恨。”1956年1月，在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报》（Nhan da）的一篇文章中，人们可以读到，“拥有土地的阶级将永不得安宁，直到他们被消灭。”这句格言与中国的相似：“宁可错杀10人，也不让一个敌人漏网。”酷刑经常被实施，以至于到1954年底开始让胡志明感到担忧：“一些干部再次犯了使用酷刑的错误。这是一种被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用来遏制群众和革命的野蛮方法……在整个这一阶段，对酷刑的依赖再次被严格禁止。”

与中国模式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中国，对党的改革是在进行农业改革的社会工程实验之后进行的，而在越南，两者是同时进行的。原因无疑是这两个国家特权阶级的相对规模。在越南，和在中国一样，5%的人口被怀疑是来自VNQDD的渗透者。该党可比作中国的国民党。与江西的清洗遥相呼应，越南当局对虚幻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政治迫害。偏执狂席卷全国，甚至印度支那战争的英雄也被暗杀或送往营地。在越南共产党人的话语中，1956年的记忆〔当年年初，“整风”（chinh huan）达到了高潮〕仍然让所有参与者感到恐惧：“一名在行刑队前倒下的共产党书记，死时大喊‘印度支那共产党万岁’。由于不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他死时确信他是被法西斯分子枪决的。”损失的确切数字难以估量，但肯定是灾难性的。农村可能有约5万人被处决（不包括战斗中死亡的人数），即0.3%～0.4%的人口（这一数字与中国土改中死亡人口的比例非常相似）。有5万至10万人被监禁；农村基层党组织86%的成员被清除，反法抵抗运动中95%的干部也是如此。用这场清洗的领导者（他在1956年承认犯了错误）的话来说，“（整顿委员会的）领导层对党组织做出了一些相当有倾向性的判断。他们断定，农村基层组织，特别是那些新解放区的基层组织，毫无例外地被敌人所控制或被他们所渗透；所有区级或省级领导委员会正由地主或反革命分子所控制。”这些清洗预示了红色高棉对整个阶级的大规模定罪（见第24章）。（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