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0年08月31日讯】形势剧变之际，中共内部就“制造业是否迁出中国”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一方以为，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是结构性调整，不是从中国整体性搬迁。另一方以为，虽然与中国脱钩成本太大，但美国的政治因素影响也不能低估，要作准备。

双方说法都似是而非。这样的争论无助于中南海现任者制定出明智的政策，反而使其头昏眼花，怎么错怎么走，这也算一种“死前丧智”的表征吧。

本文以为，全球产业链重构，当今正在进行，并呈加速度，而“去中共化”恰是动因之一。试作解说如下。

第一，从世界经济史角度看，制造业迁移是常态，上世纪以来已有四波，当前是第五波，这是客观规律的作用，绝非中共所能控制。

20世纪初英国的部分过剩产能移向美国，这是第一波，当然美国的自主创新是基础；第二波，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第三波，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产业；第四波，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是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因此形成了“世界工厂”。大约自2009年起，开始了第五波，开始比较平稳，但中美贸易战和大瘟疫这前所未有的大刺激，使第五波狂澜突起。

如知名学者程晓农所说，中美贸易战之前，主要由非关税成本上升所驱动，中国的外资企业供应链就已开始重置；贸易战全面展开之后，非关税成本和关税成本的双重成本驱动，加速了供应链重置。今年大瘟疫肆虐世界，美国领导国际社会追责中共，中美新冷战，全球经济在“暂时停止”后，开始走上了“去中共化”之路，全球供应链重构自在其中。

第二，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共陷阱，使全球产业链重构“去中共化”成为必然选择。

制造业迁移和供应链重构，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之一。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代表着一种新的全球生产资源的合理组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互利互惠。但是，如果经济全球化走向一个极端，可能就会出现全球生产链“一国化”的潜在风险；如果“一国化”的国家恰好又被一个专制、残暴且有全球野心的政权所控制，这就成为了一个陷阱。不幸的是，这正是今天的现实。

对程晓农博士所揭示的“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共陷阱”这个命题，这里仅仅提出如下两个数据作为例证。第一，2019年8月21日，中共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世界500强公司中已有约490家在华投资，约占总体数量的98%。第二，根据中共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19》，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累积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21,492.8亿美元；在2018年，即使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13%，即使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仍高达1,383.1亿美元，较2017年增加1.5%。

如此众多的跨国巨头，如此巨额的资金，同时投入一个国家，这在历史上恐怕都是仅此一见的。这使中国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国（全球占比30%），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门类。

尤其，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医用防护服和口罩生产国，在全球医疗及防疫物资产业链供应链中举足轻重。今年的大瘟疫，中共的“甩锅”、“口罩外交”、“疫情外交”等等，使众多国家深刻认识到，过度依赖中共作为医疗产品和供应品的来源，在战略上是多么脆弱。

由此，欧美各国将致力于产业链多元化，关键制造业将移回本土，本土企业迎来发展机遇。

例如，4月6日，日本政府提出将投入支付2,435亿日元（22亿美元）支持日资企业迁出中国，在这2,435亿日元的专项资金当中，有2,200亿日元将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产线迁回日本本土，剩下的资金将用于资助日本公司将工厂转移至其它国家。

又如，美国当地时间4月9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提出政策建议，美国企业从中国回迁美国的，全额报销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装修等所有费用。

8月23日，川普公布竞选连任的施政纲领，强调“终止对中国的依赖”，他预计将10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从中国撤回美国，并让将工作撤回美国的企业享有税收减免的优惠。

第三，“去中共化”的高昂成本，将被美欧“再工业化”、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全球贸易新趋势三者从容化解。

诚然，在当前的经济态势下，“去中共化”绝不轻松。但是，这绝非前重庆市长黄奇帆之流所说，“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政治家的主观臆想；相反，“去中共化”恰恰是符合市场规律的理智作为，是经济大势所趋。

黄奇帆提出了“去中共化”的五个困难：第一，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当然，这些困难确实存在，但并非“难以逾越”。逾越之道，这里概略提三条。

其一，美欧“再工业化”。这里仅讲美国。美国早在20世纪初就实现了工业化，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一度在上世纪50年代初达到峰值28%，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去工业化”。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痛定思痛，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再工业化”核心并非通过国家干预、让传统制造业在宏观层面上“完全复辟”，而是要抢占新经济的制高点，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实现全产业升级。奥巴马政府的预定中期战略目标全部实现，再工业化初见成效。同时，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回迁的趋势确实在发生，但高端与低端制造业的回迁意愿可能分化。美国中低端制造业继续寻找海外成本洼地、而不会选择回流，美国代工业务或向东南亚等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有论者称美国再工业化“总体效果不佳，多数行业仍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乃是误判）。

其二，新一轮产业革命将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德国人认为，基于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工业1.0是蒸汽机时代，工业2.0是电气化时代，工业3.0是信息化时代，工业4.0则是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也就是智能化时代。在新技术革命的渗透下，产业的细分度越来越高，即使是传统产业，也可能诞生一些高技术附加值的新兴子行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日益融合，一国产业竞争力不再是取决于单一产业活动、而是取决于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第三产业的高效率可以弥补制造业劳动成本过高的不足，保持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为角逐新一轮产业革命，德国搞“工业4.0”，美国搞“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中共搞“中国制造2025”。

其三，全球贸易新趋势。最近几十年，国际贸易产品结构出现根本性变化，一是货物贸易中中间品的比重上升到70%以上，二是总贸易量中服务贸易的比重上升至30%以上；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级企业重新了构建新的的生产方式和运营模式，即着重于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一体化运作。基于上述，2002年，一些发达国家就提出了“三零”的概念——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并提出具体计划；由于WTO谈判和改革没有重大进展，欧美国家之间绕开WTO，开展高水平的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前，《日本与欧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于2019年2月1日正式生效；有限的《日美贸易协议》已于2020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还有后续谈判；今年7月1日，新的《美加墨协定》证实生效；欧美贸易谈判正在进行。此外，今年5月30日，川普表示，希望扩大七国集团成员国范围，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印度是可能补充的国家。以上这些，中共都很难有效应对。

总之，从当前看，从短期看，全球产业链重构“去中共化”的成本巨大，但从中长期看，那就是水到渠成了。

结语：“去中共化”不等于“去中国化”，抛弃中共，中国才有生路

中共很早就感受到了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去中共化”问题。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巨变，2018年7月，中共首次提出“六稳”，其中就包括“稳外贸、稳外资”。今年4月17日，中共又提出“六保”，其中包括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表明“去中共化”已成为了中共的一大危机了。随即，中共又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定调，企图化解“去中共化”。

这都是幻想。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不等于中国。美国对华战略中，明确区分了中国和中共。美国领导国际社会“去中共化”，不是“去中国化”。如果中共解体了，中国人民重获自由，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就会重新构建，有个新的开始。在普世价值的指引下，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将是莫大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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