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去世二十余年了。想起父母心中便隐痛。其实我与父母的情非儿女情，乃是质疑人生的一种萦绕不去的扯拽。

父母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十八岁入共产党。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是他们那一代人被党文化彻底洗脑后的人生目标。为实现解放全人类，这一可笑而又迷惑人的目标，他们撇家舍业，为党卖命。

战争年代的母亲坚强而镇静，有次他们小部队遭遇日兵扫荡，因力量悬殊，唯一选择就是快跑。大概就是毛的“敌进我退”的那种游击战吧。但他们的头儿竟坐在农家炕上，将包着文件和大印的包袱打开来裹上，裹上来再打开，打开来再裹上…….因情况紧急，情急之下母亲抢过包裹，一把拽起头儿的衣领一口气拖到后山。当时上气不接下气的母亲非常钦佩头儿的镇静，而头儿却对我母亲表示感谢救命之恩，并说了实情：“我那时是给吓的……”

身为残废军人的父亲战时是野战军的炮兵，那时一颗炮弹命中他们的炮位，炸飞了他身边的战友，被气浪掀飞而滚下山的父亲则留下脑震荡后遗症和严重的神经衰弱。一只眼睛视力为零，另一只眼睛也弱视，且终日头痛失眠。1949年后，他不得不进行经常性的进行长期治疗和休养。

疗养期间，因大夫一再建议要父亲多作户外活动。到现居住地后，这儿有海，钓鱼很适合，父亲也有此好。但一想到别人辛苦上班，而他却“游山玩水”，此举关乎党的形象，因而心下不安。但终日窝在家中， 更助头疼失眠。于是父亲偶尔也去赶海或钓鱼，但却如做贼般的心虚。可以想见他活得有多么的累和可悲。

和平时期，父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将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简化为“老人老幼人幼” ，母亲严于律己，先人后己并身体力行之。自1955年部队开始实行军衔制授予衔级后，母亲一直到去世，无论在军队还是在地方，在职四十多年没长过一级工资。全部让给工资比她低的同事了。

而对待孩子方面，听人提起过我大妹三岁时曾病危，当时部队军医连下三次病危通知书，母亲却因革命工作第一而无暇探望。命大的妹妹尿下一泡粉色尿后奇迹生还。我自小颊下有一寸长刀口，显然是手术后所留。懂事后缠问母亲所来由，母亲竟不知此事。

对同志们的困难，母亲则是倾囊相助。记得读书时，连家境困难的同学穿的都是商店里买的鞋，而家境优裕的我却穿着我姥姥自做的土头土脑的纳底布鞋。现在看来也许是一种时尚。可那时则是一种穷酸。我穿的衣服也是大人的破旧衣服改了又改补了又补。我行走进退须十分小心，否则脆弱的衣服就会被扯破。上小学时，有一次学校举办运动会，我被选作“护旗手”，但因我没有一件像样的蓝裤子而被取消了资格……无数这样的小事琐事造就了我自卑的性格。

父母的奉献、真诚、坚强、朴素、律己、勤勉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父母对我们严厉到近乎苛刻的教育和对儿女感情上的忽略，却让我们感到缺少亲情，后来我明白，那是共产党输入的“革命斗争”，以其冷酷无情愚昧了父母。

文革时，早已转业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父母成为走资派被揪斗。只因母亲不肯违心指证所在单位的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副厂长是叛徒，便终日被殴打游街、满身伤痕不断。其实那时人家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就会没事儿，但母亲做人就是这么正直。

有次游街回来，只因被五花大绑反剪双臂的母亲下车慢了，要知道站在那种老式的解放牌大卡车上，即使不反剪双臂也很难下车，已是心力衰竭的母亲竟被人一脚踹下、摔得昏死过去。母亲被押住在“牛棚”，我们很少见面。我很长时间都以为母亲是因为工作忙不能回家。即使这样母亲仍是坚强面对，并从不对我们提及。

但有一次例外，母亲在一次被揪斗后对我们说话了，这也是母亲唯一一次谈及被斗，在艰难困苦中从不流泪的母亲，那次揪斗中，她被五花大绑押在解放车上，被人向后撕拽着头发使其抬起走资派的脸游街示众展览时，她猛然看到了路边赫然矗立的巨幅毛的穿着绿军装头戴红卫兵帽子、臂戴红卫兵袖章微笑招手的宣传画，愚忠的母亲当即热泪盈眶。她说：“若毛主席有知，他是决不会让这些人这样做的。”那年我12岁，不谙世事，但却肯定而冷冷地说：“就是毛主席叫他们这样做的！”对党对毛无比衷心的母亲当即一掌劈到我头上，立刻我眼前金星四溅。后来我脑子总不好使，我就想是不是与这次挨打有关。母亲为了党可以不顾亲情，可怜可悲至极。

同样文革中挑起人民互斗时，有多少干部子女在和父母划清界限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同样也是大义灭亲。薄熙来当年不就踹断过他父亲的肋骨吗？共产党所灌输的和最终所要的就是让人们互相仇恨和残杀。最终泯灭人性。

还有一次我惹恼母亲，是因母亲在下放劳动时，被命令去疏通发电厂里的一座巨大的烟囱。烟囱底部有门。不惧劳动但却毫无专业经验的母亲开门进去后，发现煤屑顺风上扬后塞堵在烟囱腔中，母亲便用铁钎去捅，这时表面看似平和、灰黑的煤屑，实质内部由于仍处于高温且透红的炽热煤屑轰然落下，立刻堆埋住了母亲的双脚。浓烟窒息中，有过战争经历的母亲屏住呼吸爬了出来，但两只脚面已成黑色焦炭。

全家姊妹中，我是唯一一个哭着冲进病房的。刚烈的母亲竟在满病房人的众目睽睽下愤怒地对我吼着 “滚出去！”我的眼泪让母亲感到的是耻辱，在她眼里“革命者”流血不流泪。而我心之疼痛揪得我泣涕着蹲踞在病房门外不能自已。而我最终也未被允许进入病房。

后来母亲到上海去植皮。将母亲腿上的皮剥下，移植到脚面上。那时的革命派不许人陪。我使用“革命派”一词，是因我从不认为“造反派”或什么派是受蒙骗的群众，其实他们都是积极革命的响应者。而此前我在“革命理论”的熏陶下也差一点去造走资派母亲的反。在地方医院简单治疗后的母亲，那时烧焦的脚面还暴露着白花花虬曲筋腱，双脚沾地便万箭穿心的母亲，在被担架送上火车后，便独自一人柱着双拐或爬或坐在地上蹭，一个人在上海医院手术治疗…..

母亲是以一个“革命者”的意志去承受这一切的，人性被扭曲的她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自己是在干革命！而我那时却什么也没为母亲做。这年我13岁。

战争年代条件的艰苦，文革时期精神和肉体的摧残，父母晚年百病缠身苦不堪言。文革虽已结束，但对为什么要搞文革，成为母亲挥之不去的心结，她逢人就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在那样的红色恐怖下，明白了真相的母亲见人就说：“共产党太坏了！太卑鄙了！”这反倒常吓得我不知所措。就这样，加之晚年多病，母亲精神终于崩溃。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母亲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症。那时母亲已不认识家人，但却仍未忘记对文革的质问。

在最后三年，丧失意识的母亲已经失去语言能力。但在母亲离世的前三天，已有一年处于植物人状态的母亲突然神智清醒，并恢复了说话能力。她拼着生命中的最后一点气力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和我交流的是信仰！

当我发现母亲恢复意识时，我立即拿出我刚得到不久的《转法轮》一书，奔到母亲床前，母亲睁开眼睛看着我，我告诉母亲这是最高的佛法，我现在正在修炼这部大法。我问母亲我念给你听吧？母亲说好。于是我一个一个自然段念去。每念完一段，担心母亲是否清醒的我，就征询母亲还要念吗？母亲吃力地回应：“念”。我就继续念下去。就这样，我一段一段地念，一段一段地征询母亲意见，母亲一遍一遍回答一个字“念”，就这样我一直念完了《转法轮》中的《论语》。

我告诉母亲我念完了《转法轮》中的开篇《论语》，并告诉母亲来世一定学这个大法。母亲说：“好”。接着母亲一声精疲力竭的长叹，便闭上眼睛又处于无意识状态了。三天后，母亲在一声力竭的叹息后去世了。

父亲则先后做过胃癌和肺癌两次手术，不到万不得已，父母是不舍得上医院，不舍得吃药，说要给国家省钱……与不断前进的时代潮流比，父母已是越来越寒碜，但他们始终守住一方净土直至谢世。而父亲在弥留之际，和我沟通的同样是信仰。

此前，我给父亲看过《转法轮》。我问父亲，这本书好吗？父亲说：“这本书是天书。太好了。可是……晚了。”父亲那时已半身不遂，很难行动了。在病榻上的最后时间里，父亲已没有了意识，只有断断续续的艰难呼吸。守在父亲身边的我对着父亲说：“爸爸，我知你能听见我说话，你记住来世一定修炼法轮大法啊！”说完这话，我就想：父亲你要想办法告诉我你听见我叮嘱的话了啊。就在这时，我眼前突然一道明亮的黄光闪过。开始我吃了一惊，以为自己在病床旁从早站到半夜，大概眼花了。后来突然明白，这是父亲在告诉我他听见了我的话，并且已决定来世修大法了啊。因为《转法轮》中说过：“因为这个人一想走上修炼的路，这个意念一动，就像金子一样闪光，震动十方世界。”父亲用这一念儿发出的金光，告知了我他的修炼心。

在父母的葬礼上我没有眼泪。母亲先父亲三个月去世。那天葬礼上我甚至呈出微笑。

现在我的手中有父母的四枚勋章，也是父母留给我的唯一遗产——父母各获有的“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独立自由勋章”是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授予解放军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9月2日）有功人员的勋章；“解放勋章”是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授予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3日—1950年6月30日）有功人员的勋章。后一枚勋章记录了中共篡夺中国政权的内战血泪史。 而前一枚勋章应是共产党摘取抗战胜利果实的见证吧。其中受愚弄受操纵的被授勋的先人们，在阴谋诡计的棋局中，又怎知一叶的飘零和不堪呢？所幸父母最后对此是清醒地走的。

我在父母墓碑上刻下的墓志铭有“ 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 两老幸甚”！@* ＃

责任编辑：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