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0年05月06日讯】镇压机器不停地运转。1950年和1951年的运动于1952年或1953年被宣布结束，理由很充分：这些镇压是如此广泛，以至几乎没有反对者剩下。然而，镇压仍继续进行。1955年，党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以消灭“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称为肃反，尤其是针对知识分子，包括任何表现出一点点独立性的前党员及支持者。一个例子是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主义作家胡风。他是受尊敬的鲁迅的弟子，于1954年7月谴责中央委员会用来攻击作家的“5把刀子”，特别是一切创造性应遵从党的路线的观点。12月，针对他发起了一场巨大的运动。知名的知识分子轮流谴责他，大众也给予致命一击。胡发现自己完全被孤立，于1955年1月做出公开的忏悔举动，但此行为未被接受。7月，他与130名“同伙”一起被捕，并在一个营地内度过了10年。他于1966年再次被捕，并在监狱系统中四处挪动，直到1980年被完全平反。在同时伴随的清洗中，党员首次被大规模波及：《人民日报》宣称，10%的党员是隐藏的叛徒，该数字似乎已被用作逮捕定额的指导方针。在估计肃反运动的受害者人数时，一个消息来源称有81,000人被捕（这似乎相当保守），另一消息来源则称有77万人死亡。目前还无从查明真相。

1957年5月和6月众所周知的百花运动也是大规模镇压和连续运动循环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粉碎“有毒杂草”就摧毁了在那几周自由化期间所产生的乐观情绪。这种自由化由毛宣布实行，随后又撤销。短暂的自由化有两个目标。其一，正如在所有整顿运动中一样，毛泽东最初鼓励人们自由地谈论他们的不满，然后镇压那些显露出“邪恶思想”的人。其二，面对严厉的批评，他试图让党重新统一在苏共二十大后他所采取的激进立场之下，从而让毛本人的立场难以捉摸。苏共这次代表大会强调，需要对镇压行为进行法律规范，以加强对安全部门活动和判决执行的司法控制。共产党知识分子受到在延安经历的惊吓，多半谨慎地保持了沉默。但当残酷的反右行动一开始，数十万较为幼稚的人便落入了自己直言不讳的陷阱，特别是参加过1949年事件的人或共产党允许生存的“民主党派”的成员。总的来说，处决的人很少，但有40万到70万名干部，包括至少10%的中国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被贴上令人反感的标签“右派分子”，并被判在偏远地区的监狱或营地进行20年的“忏悔”。那些未老死之人、未死于1959至1961年饥荒的人，或十年后红卫兵以新的迫害肆虐全国时未绝望而死的人，仍然不得不等到1978年，才等来首次平反。此外，还有数百万干部和学生被迁往农村，仅河南就有10万人，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最终的。将他们发配到农村是一种惩罚，但也是为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的大跃进而做准备。

在反右“斗争”期间，刑事拘留前通常要遭到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没有人想认识“右派分子”，甚至没有人会给他们热水。他们仍不得不去上班，但在那里他们不得不一再坦白，并参加一连串无休止的“批评和教育”会议。由于住房通常以就业为基础，他们的邻居和同事，甚至他们的子女，都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尖刻地奚落和侮辱他们，禁止他们走在道路左侧，并吟唱着一首儿童歌曲，最后一句是“人民将与右派进行殊死战斗”。最明智的做法是默默接受，免得有人把事情弄得更糟。很容易理解为何自杀是如此常见。在无数的盘问和批判会之后，在波及每个工作单位5%成员（在大学里是7%。在百花运动期间，大学被挑选出来给予特别的关注）的清洗之后，党的官员被任命为主要文化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杰出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所见证的文化繁荣完全已死。红卫兵甚至企图扼杀对它的记忆。

这是毛主义社会走向成熟的时刻。甚至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也未动摇它超过片刻。其后，没有出现任何转捩点，直到邓小平首次实行大型改革。它的依据可以用舵手的话来概括：“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实践中，一切都取决于人们的标签和分类，首先是土改时在农村地区和1951年大规模运动期间在城里初成轮廓，但1955年才完成。在此过程中，劳动集体有其要扮演的角色，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警察有最终决定权。和以前一样，社会分类相当荒诞，对数千万人造成了恶毒的后果。1948年，长弓村一名官员宣称，“人的谋生方式决定了其思维方式。”根据这种毛式逻辑，反过来也是如此。以相当随意的方式划分的社会群体，与政治群体混杂在一起，导致了“红”类与“黑”类之间的二元划分（binary division）。前者包括诸如工人、贫农、中农、党员干部、解放军士兵和“革命烈士”等类别；后者包括诸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等类别。这两类之间是一些“中间”类，如知识分子和资本家；但这些与社会边缘群体一起，特别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党领导人，都被逐渐转向了“黑”类。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正式列为“臭老九（属黑类）”。无论此人以后做什么，此标签都保持不变。即使在正式平反之后，右派人士也依然会是群众运动的目标，绝不会有返回城市的权利。该体制恶魔般的逻辑（infernal logic）是，总有要追捕和杀戮的敌人。如果敌人库存不足，就可以通过扩大归罪特征（incriminating traits）或搜索退回老路的人来增加。因此，任何共产党干部都可能成为右派分子。

与其说这些分类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有共同之处，不如说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有共同之处，尽管中国传统上并不知道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分类考虑到了1949年以前存在的社会制度，但未考虑到在此期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它还涉及另一个被察觉的问题。传统上是父亲的姓氏自动传给他的孩子（而女性则保留其娘家姓）。这种世袭制度有可能在一个据称是革命的社会中引起僵化，并对那些没有“好的出身”的人构成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这些“黑”类及其子女的歧视是相当系统的，不仅是对进入大学和正常生活（根据1957年7月一项指令的规定）而言，也是对进入政治生活而言。他们很难获准嫁给“红色”配偶，社会往往会排斥他们，因为一般来说，人们担心，如果与这样的人交往，可能就会被当局找麻烦。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贴标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和最恶劣的效果，即使是对于该政权本身。（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