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911年，大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的前夕，东北爆发了大型鼠疫，历时近六个月，约6万人死亡。瘟疫引起的社会恐慌使得清政府防疫如防虎，处于时代变局中的清廷采取了相对开放的国际合作态度，信息公开、舆论监督与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的建立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瘟疫传播的迅猛势头。
但是另一方面，隔离、检测、焚尸等现代防疫措施的开启，使人类忽视了对自身道德的内在审视，甚至借用科学的名义排斥瘟疫中的人们向神灵忏悔与祈祷。东北鼠疫隐身不久，清王朝随之退位，而屡屡给人类造成灭顶之灾的瘟疫却不会退位。
源于俄国的巨大灾难
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是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季，也是最寒冷而又惨烈的一个冬季。
1910年秋，位于俄罗斯赤塔州俄中边境的达乌里亚小镇车站附近，中国人张万寿在那里经营一所小工棚，9月的一天，工棚内有七人突然发病死去。俄国当局得到消息后，立即烧毁了工棚及一切衣物用品，将三千多华工隔离在破旧的火车皮内。
接下来，俄国依然没有通知清政府，而是强行将工人驱逐出境，将一万多名华工用火车运送到长春，途中因饥寒交迫而死的华工无法统计。
被驱逐的华工中，有两名从达乌里亚小镇坐火车过境到达中国的满洲里，下车后住在中国铁路界内二道街的张木铺。10月25日，这两名华工相继在店内发病身亡。同日，两名房客相继死亡。
1911的正月，吉林省榆树县大岭区大岭村的郭老十腊月末回家过年，突然发烧不止，于除夕夜咯血而死。村民将其尸体停放在家中，亲朋好友前去吊唁，数日内，32人得怪病，随即，全屯死了近百人，正月二十，怪病嘎然而止。
郭老十在街头开了一个“魁升元”旅店，腊月接待了2位从哈尔滨来的客人，客人住店两日突然死在客店里，一名员工也随即死去。
死亡率90% 疫死总数6万人
关于疫病的起因，清廷史料有如下记载，“上年秋季俄商收买獭皮，该府所属地方素产旱獭，工人遂争往猎取，愈集愈多，九十月间疫乃发见。患者寒热咳嗽，头晕吐血，一二日间即不可治，日毙数人，甚至一二十人，势颇剧烈。后经俄医考究，谓旱獭时多病疫，工人不知择别，取皮食肉，以致吸受毒菌，辗转传播。”
旱獭一旦染病，会瞎眼、行动迟缓，此病传染性很强，同类的旱獭都要将其赶到洞外，有经验的猎人们是不会去碰染病的旱獭的。时俄国人钟爱紫貂皮毛制作的各类服饰，但紫貂一皮难求。俄国的官员和商人们便招募大量的中国民工去捕猎旱獭（俗名土拨鼠）来仿冒紫貂。1910年的哈尔滨紫貂皮市场上，旱獭产品达250万件。为利益而驱使的无良商贩蒙骗了无知的华工，导致了这场巨大的人祸。
“染疫病人，先发烧，次咳嗽，继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此次疫病死亡率极高，达90%以上，传播速度极快，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如水泻地，似火燎原。”传播路线以车站为据点，沿铁路线由北往南爆发式传播。“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极惨然”。
有学者研究，东北三省染疫达69个地区，疫死5000人以上的有3个地区，死4000人以上的有2个地区，3000人以上的有1个地区，疫死2000人以上的有2个地区，疫死1000人以上的有6个地区。哈尔滨当时全市人口约7万人，四个月时间，共疫死5693人，占人口总数的8.13%。1910年12月10日至1月6日，每天死亡人数都超过100人。长春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
《大公报》记载，“一家十口或半死于疫，一家数口或尽死于疫。子或朝痛其父之疫死，及暮并其子而疫死者有之；弟或朝痛其兄之疫死，及暮并其弟而疫死者有之；妻或朝痛其夫之疫死，及暮并其妻而疫死者又有之。”
据统计，1910～1911东北鼠疫死亡人数达6万余名，仅东北地区死亡人数即达5万多名。而死者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俄国死亡47人。
清政府的应对
晚清政权当时已在风雨飘摇之中，对于突如其来的鼠疫，一开始的反应比较迟钝。直到两个月后，1910年12月下旬，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推荐剑桥大学博士、马来西亚华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先生为东三省防鼠疫总医官。
12月27日，伍连德通过对一名患者进行尸体解剖发现了鼠疫杆菌，从而确定了此次瘟疫是鼠疫。但当时的日本医学专家北里柴三郎博士在奉天解剖了3万只老鼠，并没有找到鼠疫杆菌。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深入研究分析，得出了鼠疫杆菌的中间宿主是土拨鼠。
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开始组建各级防疫体系、颁布防疫法规，采取了现代传染病防治手段：隔断交通，对患者进行隔离与检测，对疫区进行严格消毒，要求民众戴口罩和传隔离服，焚烧尸体，将警察功能纳入公共卫生防治体系。晚清各级政府在伍连德的倡导下，建立了现代公共卫生防治体系的雏形。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东北鼠疫逐渐得到了控制。
国际介入与美国的无私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政府因国力衰竭而无法积极应对疫情，但自始至终毫不掩瞒疫情，而且积极寻求国际帮助，即便是当时对中国虎视眈眈的俄国与日本，清廷也并没有采取极端的一概拒绝的姿态，而是采取了较为开放的合作态度，这对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1910年11月15日，由国际医生组成的“哈尔滨防疫会”成立，先后召开过八次工作会议，1911年2月28日，“中日防疫会”成立，也先后召开了八次工作会议。日本、俄国和法国的医生直接参与防疫工作。有的以身殉职，各国援华医疗人员死亡约20人左右，其中包括曾任防疫总医官的法国医生梅尼斯博士。
各国在经费上也纷纷慷慨解囊。英租界各行商筹洋50万元设立防疫医院，日本南满铁道会社捐助15万日元防疫款。
美国政府应清政府的邀请，派出了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的史绍祺负责防疫工作，并组织防疫专家和医务人员参与防治工作。俄国当时欲借疫情之际谋东北主权，对此，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和助理国务卿威尔森均予以明确谴责和抵制，指出俄国不应侵犯中国主权。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廷在美国的大力帮助下，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来自英美法日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代表参加会议，大会形成的科研成果至今仍被视为人类医学科学的经典，此次会议被史家和学界称为在中国举行的最早的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学术会议。
美国在会议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美国红十字会代表斯特朗博士和助手提格博士早在1911年2月份就于沈阳的实验室中解剖了25具鼠疫患者的尸体，获得了大量的实验数据，美国代表的艰辛工作为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坚实的科研基础。“万国鼠疫研究会”的会议主题成果防疫报告是由美国专家起草的，并于1911年5月5日在马尼拉公开发表。对此，清政府曾通过美国公使转达了谢意。
舆论监督与民间救助
清末民初，报纸言论逐步走向开放，鼠疫期间，舆论界对政府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当时的报纸对清政府初期防控不力给予了批评。
《盛京时报》发表社论公开批评清政府：“东省此次之毙于疫者，不啻万人，因防疫而耗失之经费，又不下数百万。设也我国以前已措意于卫生行政，而各个人又均知卫生之必要，则死亡之数，固必大减。因防疫而耗失之经费，虽不能保其必无，而亦不至如今日之浪掷。我国今日不特无精于检验者，抑且无普通之消毒药品。言之可为愤懑。嗟乎！”
《盛京时报》《大公报》《申报》等当时著名报刊都对疫情进行了及时追踪和报导，对死亡数字与疫情严重性都给予了真实披露。而当时的清王朝虽已没落，却也毫无掩盖疫情真实性的意思。
与此同时，民间商会展开救助。据《盛京时报》报导，奉天商会要求各商董按铺交纳防疫款，以备应用。在辽阳，绅商自发组织防疫所，所需经费自行解决，工作人员全是义务服务。开原商务会防疫卫生方面所需经费皆由各街商号募集。长春各商家自头等商号以下约四百余家，共捐洋两千元。
清廷退位 瘟疫却不会退位
东北鼠疫渐渐走远后的不久，大清王朝亦渐行渐远，直至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然而，清廷退位，瘟疫却不会退位。
《圣经‧启示录》中写道：“我观看到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冥府也听命于他，他掌握这被赐予的权柄，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疾病史学家迈克尔‧比迪斯在其《疾病改变历史》一书的导言中说：“人类有三个规模不断扩张的大敌——瘟疫、饥荒和战争。”
自19世纪末至今，近代病毒学和传染病学的发展与隔离检测手段的强化，看起来似乎是“赶跑”了每次流行着的瘟疫，但迎来的下一个瘟疫更加迅猛。直至今天，人类仍在武汉肺炎的肆虐中惶恐不安。
人类在过分依赖隔离、检测、消毒、疫苗等现代化防控手段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思考一下，这些措施真的是治疫的灵丹妙药吗？——面对人类内心道德的不断下滑，对上天和神灵的无知否定与对创世主的漠然背弃，这些，我们都无从审视甚或自以为是，拒绝忏悔——这真的能够改变瘟神的意志，使其不再拨马而回？
后世的人们在评价那场夺命6万的东北鼠疫是如何销声匿迹时，多认为西学的疫病防控体系的建立功不可没。然而，百姓在瘟疫中互助互济、政府的公开与透明、国际合作中所展现的人类应有的跨越国界的善良，是否也是说服瘟神撤场的理由之一呢？@*#
参考资料：
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上、下）
《锡良遗稿》
焦润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
民国档案：伍连德科学防疫思想及其实践
点阅【历史上的瘟疫】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李婧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