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不久，一次在教师休息室，偶与本校教书法的老师闲谈，问起学期结束时书法课如何考试，方知书法课的考试也是出试卷，试卷同样按既定模式，分判断题、选择题、填充题、问答题等等。譬如米芾是哪朝代的书家（选择题）？颜真卿的代表作（判断题）？张旭草书的艺术特色是什么（问答题）？至于一学期下来，学生的“书法”长进几何，大概只有天晓得。我又问：“书法”课何以采用如此方法考核学生？回答是：“我们是工科大学，所以校长规定这样”。听到这一句，我自知不便再追问了。
我对大学开设书法课稍有留意，缘于自己在少年时的临帖经历。约从七、八岁起，每逢暑假因慑于家父立下的规距，下午赤膊端坐方桌前执笔临写大楷。至今清晰记得当年用的是“米”字格大楷簿，笔、墨产自徽州老胡开文，所临碑帖选用颜鲁公《多宝塔》。父亲仅具备民国时期的中学文化程度，但却在不经意间将中国字的笔划顺序传授给我，使我从少年时起，即避免了在书写中，因盲人摸象而形成的蟹爬体，以至于终生受益。及至青年，适逢文革中期，因无书可读，遂与少年时期的同学一起把玩笔墨字帖，于柳公权《玄秘塔》、《神策军碑》上花过一些时间，又略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唐代诸家，故于此道稍知一二。那时没想到现今大学的教师与领导层，怀揣博士学位者比比皆是。而博士们一旦离开键盘直接在纸上下笔，多是字如蛇缠蟹爬、一片天书符咒，实在不堪入目。我猜度，他们的祖上若有灵，见自己的子孙后代笔下如此惨不忍睹，大概忍不住会嚎啕大哭。我曾对讲授“书法”的教师表示过这样一种看法：大学不要装腔作势，还是老实地称“写字”课为好，何必好高鹜远称“书法”课？
“书法”与“写字”虽有直接联系，两者之间却不能划等号。只有当“写字”入门后上升为一种艺术追求，才能称“书法”。何为“书法艺术”？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将中国书法艺术，借助王国维所倡性灵说原理作解释，对于希望领会书法之美的人士而言，确颇有启迪。同样在纸上的一笔一横，书法家能以“肉”、“骨”、“筋”加以区别；同样一竖，又有“悬针”与“垂露”之分。书法是借助线条、结构加上章法，传达抽象的气韵，其源泉来自大自然。如林语堂所言，“一枝梅花，一条附有几片残计的葡萄藤……白鹤的纤细，松枝的纠棱盘结”，“一颗松树……躯干劲挺而枝杈转折下弯……”，这些自然界的气韵形态，被读书人化作自己的灵性，借助笔墨流淌在纸上，于是有了书法艺术。书法在魏晋、隋唐时期达到高峰，至明、清时秦淮河的青楼女子，也多精于书画与琴棋。据说晚明秦淮八艳中，柳如是工于画兰，书法兼有唐初虞世南、褚遂良之遗韵，可惜我未见过柳如是墨迹。
现代人大多终其一生，“写字”尚未入门，高谈“书法”却大言不惭。书法爱好者将不同人群的墨迹分为“文人字”与“书家字”，“文人字”强调实用，虽也美观但并未上升为艺术。“书家字”是进入艺术境界的墨迹，是借助线条的流动，传达气韵直抒胸臆，乃至在笔墨之间流露出书法家的情绪与个性。晋人王羲之《兰亭序》原迹虽不可得，但从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的摹本中，依然可见王右军超凡脱俗的人格品位。观《兰亭序》临本，通篇畅快淋漓、气韵生动、变化有致、体态丰腴又丝毫不失法度。这就远不止是右军精湛的书法技巧所能达至的意境，更是右军自然率真的天性、悠然山川之间的旷达情怀在纸上的投射。今人观右军，就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山，只能仰望而止。又如我们看唐人张旭的狂草《古诗四帖》、《千字文》等，可以感受到雄腾伟岸又不失洒脱雅致的书品，狂放不羁而节奏鲜明，恣意飞扬、挥洒脱俗又变幻莫测。张旭书、诗、酒三者并举，自陈：“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神”。这是对性灵说的绝好诠释。
唐后期颜鲁公的楷书结构沉稳、中规中矩，每一笔显出丰厚浑润的风采，颇有修齐治平的态度，似是儒家文化在笔墨中的体现。但在安史之乱时期颜鲁公急就的神品《祭侄稿》，却显示出书家彼时的悲痛与愤怒。盖因安史之乱爆发，侄儿季明奔忙于两城之间。然“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悲愤泣下。观赏者可感到书家激动的情绪顺笔端奔泻而出，甚至可感到作者走笔时顿挫疾昂、浑然天成的节奏感，就连其中飞白流露、恣意涂抹的地方，都显神采飞动而又姿态磅礴。《祭侄稿》珍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年轻时去一翁姓老先生寓所饮茶聊天，翁先生与书法名家白焦先生有师友之谊，由此得窥《祭侄稿》影印件。初读即爱不择手，之后亦曾临习一段时间。多年后见苏东坡论书的一句话：“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大有醍醐灌顶之感。是的！颜鲁公在挥写《祭侄稿》时，内心唯有悲愤激动的情感汹涌。如果专为取悦观赏者而处心积虑，哪里能有如此千古流传的神品问世呢？这与作文、演戏的道理完全一样。
当然，有时一手好字，与书法之间很难有清晰的边界，正如作为艺术的绘画、雕塑或高品位的艺术电影，常常与色情之间也没有严格的边界一样。书法艺术的鉴赏，靠长期的修养与悟性，往往是终生玩赏、磨练的事，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如果中国字的书写规则尚未觉悟，自以为抓起毛笔毫无法度的涂抹，就是书法艺术，免不了贻笑大方。退休工人闲来无事，在公园用手杖长的巨笔作地书自得其乐，即便孤芳自赏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是电视上常露脸的演员、学校教师尤其是大学教授，楷书尚未入门，仅仅为了附庸风雅，动辄以行家里手自居，出手就是行草，下笔不知抑扬顿挫，还竭力让人观赏，其实是等待恭维，则难免令人背后掩口。据称北京有一演员，被推举为“国内第九”书法家，惹得内行私下耻笑。其实重要的是把中国字写好，而不是异想天开地一步登入艺术殿堂。这个写好字的要求首先是字体工整、笔画顺序、结构平稳，而非自以为是的装腔作势、东施效颦。数学家陈景润的论文手稿显示，他的字迹远不能算漂亮，甚至显得有些稚拙木讷，但笔笔交待清楚，毫无哗众取宠之意。在现今教师的眼里，陈景润的字肯定不合格，所以学生若写出相近的字，十有八九遭呵斥：“回去练练书法”。“练练书法”是小学教师治理学生的公开法宝。一旦当了教师，就有了命令学生“练练书法”的资格，仿佛他们自己在“书法”上早己登堂入室。
隋唐、五代都是崇尚书法的朝代，从皇权制度的顶层到底层文士，都以一手好书法为荣。唐太宗、武则天等人对书法美的鉴赏能力，绝非现今手持博士学位的官员与教授专家们所能企及。其中原因在于，眼力与笔下功夫，有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不过此说也许有失公允，清乾隆帝虽天天动笔，尤喜到处留下墨宝，其实是附庸风雅。如同他爱写诗一样，所谓“乾隆体”永远只能停留在三、四流的档次上。人们高抬他的墨宝与诗，因为他是天子。民国时期也许是中国书法最后的回光返照，谭延闿、吴稚晖、胡汉民、于右任作为民国时期四大书家，撑起了那个时代书法的一片天地，沈尹默、白蕉等名家同样各领风骚。以进士出身的立宪派要人谭延闿而论，楷书走颜（鲁公）字一路。我年轻时读帖，知其墨迹大气磅礴、韵味纯厚、起笔沉稳、顿挫有力。数年前看白崇禧将军奠祭夫人的手迹（影印），也是从颜鲁公《麻姑仙坛记》而来，中规中矩，敦厚而不失雄健，令人顿生敬意。民国时期大学引进师资，除本专业的学术能力外，对教师有“一手好字，两段皮黄”的要求。这里“一手好字，两段皮黄”，概括了对教师人文素养的倚重。但若将“一手好字”改称“一手好书法”，大概也就露出大学无好高鹜远的品质了。“皮”、“黄”是西皮、二黄的合称，即指京戏是也。
现今在大学从教的读书人，从博导到讲师，先别谈能否拿出“一手好字”，能欣赏书法美的教师恐怕就稀缺。这也难怪，这个时代欲学会欣赏书法所需成本太高，而收益近于零，何苦呢？在人人追求实惠的今天，最聪明的选择就是装着对书法并不外行的样子，如此既可让年轻学生心存几分敬意，所需成本也近于零，何乐而不为？去年上半年，我的手机收到某仁兄转发公众号的文章，文章称抗日名将、国军74师师长张灵甫原是北大才子，书法又是如何了得。文内附有相片一帧，算作张灵甫的书法作品。我一看，明明黑底白字，纯属古人碑刻的拓本。把碑帖当成张灵甫的墨迹，不知究竟是卖弄无知，还是故意开玩笑——趁机耍弄从未见过碑帖的专家学者。许多点赞转发者，全然不懂碑帖与真迹的区别，也从未见过张灵甫的墨宝，却正儿八经地为张灵甫的“书法”大加点赞。因为点赞所需成本极低，举手之劳，即可被网友视为书法鉴赏的内行。
书法与时代紧紧相联。唐代成为书法的最高峰，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正如风从何处而而来，又向何处而去，我们谁也无法左右一样。当一个时代真正懂得书法美的人越来越稀缺的时候，高谈书法者却层出不穷，似乎就有点反讽意味了。在我看来，大学课堂上的“书法”课，还是老老实实改为“写字”课为好。至于中国字应当如何书写，这已超出话题，就此打住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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