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年期间，中共肺炎（俗称武汉肺炎）在中国大陆广泛爆发，连篇累牍的各类真假消息也席卷而来。在生命攸关的时刻，一条真实的消息可以救命，同样，不实的谣言也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本文借助统计学假设检验中的两类错误，来讨论当前形势下消息判断的两类错误，或者称为两类谣言。

按照内容真实性划分，“消息”可以分为“真”“假”两类。按照应对消息的措施划分，可以分为“接受”和“拒绝”两类。

面对众多的消息，我们的目标是去伪存真，也就是接受真消息（得到真实可靠消息），拒绝假消息（明白哪些是假消息）。

同时也对应着两类错误：弃真和存伪。分别指的是拒接真消息（掩盖真相），和接受假消息（虚假宣传）。

参照统计学中的假设检验，我们称之为两类错误：第一类错误——弃真错误和第二类错误——存伪错误。

对于谣言，我们也按照两类错误定义两类谣言：第二类谣言，指消息的内容本身不存在或所指事件没有发生，而由人为的编造出来的消息；第一类谣言，指消息的内容本身可靠，但该消息被有意隐瞒、否认或篡改后发布。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编造出来的子虚乌有的消息被人相信了，就称为相信了第二类谣言。如“吃某种食物可以预防新型疾病（但该消息没有可靠的依据）”，“某日某时将有空军播撒消毒剂（子虚乌有）”，或“某市自来水供应出现异常（实际没有异常）”等消息。

如果一个可靠消息被宣布为假消息，并且人们相信该可靠消息确实是假消息，就称为相信了第一类谣言。如，已经发现疾病人传人特性却加以否认，感染人数实际统计数字与公布数据不符等。

在对两类错误的理解上，公认的观点是犯一类错误的危害较大，因为其拒绝了真实的消息，由此影响后续决策而产生的危害将是不可估量的；犯二类错误的危害相对较小，因为一个假消息可以通过多次多角度检验而证实其真伪性。

举旁例来说，在司法体系中，若将无罪的人判为有罪则属于第一类错误；若将有罪的人判为无罪则属于第二类错误。现代司法体系遵从疑罪从无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也是在最大限度的减少第一类错误：即使这样做会使第二类错误数量增加，也要压低第一类错误数量。

那么在面对当前的疫情，我们对待谣言的态度应该是：在极力减少第一类谣言的前提下，再去减少第二类谣言。

因为第一类谣言会使上下决策层和广大人群错失关键信息，从而引发上至国家或省市级的决策失误，下至个人或家庭的决策失误，从而对国家或家庭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里拿一个刚刚被证实的第一类谣言来举例。

2020年1月1日，武汉警方发布通报称，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该微博现已被删除）

然而官方没有提及的是，8名“违法人员”并非普通网民，而几乎都是医疗专业人士，他们8人分属于3个群，群名分别是：武汉大学04级群、协和红会神内、肿瘤中心。他们的聊天内容是依据一份诊断书，并非空穴来风。并且在微信聊天上下文中，（之后被训诫的）李文亮提到了SARS，但随后就进行了解释，是冠状病毒。

直到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公众号上发文，武汉8名“造谣者”才得以正名，更多的细节才更多的为公众所知。

2019年12月30日医护人员初步得到“人传人”的结论，但2020年1月1日和1月5日官方微博“武汉发布”两次辟谣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2010年1月20日官方公开人传人事实，因错过了控制疫情的黄金时间，使疫情从12月底的不足百人毫无干预地发酵到了公开后仅3天武汉就不得不封城的地步。

可以看到，这里将相对真实可靠的消息当作虚假消息发布，犯了第一类错误，属于“第一类谣言”，使上下决策层和普通民众都无法的到真实可靠的消息，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该消息本身属于第一类谣言，但其内容却是官方的辟谣言论。那么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荒唐但又不得不面对的结论：“辟谣的言论是谣言。”

对比起来，第二类谣言通常是局域性的，相对容易辨别和容易弥补损失的，与第一类谣言造成的后果无法比拟。所以理性的来讲，杜绝第一类谣言才是当前的重点。

上边的例子是为数不多的已被证实的“第一类谣言”，其实对于众多的情况来讲，第一类谣言的危害同样远远大于第二类谣言。在当前众多的消息中，仍有第一类谣言存在于当前众多的消息中。

下边的消息可以自行判断其真假：

1. 有武汉前线工作人员称实际感染人数远大于官方公布数字。

2. 有武汉当地人说有许多患者基本已确认是新型肺炎，但直到死亡、火化也没有被官方确诊为新型肺炎（还需自行支付医疗费用）。

3. 有武汉当地人表示因为当地床位不足，初期许多症状较轻者被告知“居家隔离”，也有许多症状较轻者没有去医院，他们也没有在官方数字之内。

4. 文章《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所述内容。

5. 有专家表示春运的返工潮不会造成疫情进一步恶化。

6. 2003年SARS疫情传遍全国波及世界，中国大陆作为传播源与核心疫区，死亡人数只有349人，而其它波及国家却死亡425人。

与大家讨论和辨析这两类谣言，并非提倡或者建议大家做什么事情，这里也没有进行深度探讨，而是希望尽量多的人能避免遭受本可以避免的损失。

作为个人来讲，我们希望尽量少的同胞遭遇疾病，希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能凯旋而归，希望减少病痛中的个人和家庭的痛苦和无助，也希望那些为了大局考虑而不离开武汉从而面临着更大的风险的武汉当地人能免遭疾病侵蚀。

作为国家来讲，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历史上，人们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认识到公共事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同时，可以说，政治的本质就是公共事务，所以政治决策的核心也是以人为本，以解决人们的问题为基点。

当前的形势来看，如果真实的疫情会加重公众的恐慌情绪，那这恐慌本身远远达不到会使局势失去控制的程度。

假如隐瞒当前疫情有利于避免恐慌，那也只是将本应现在面对的恐慌情绪推迟到将来，而且会使将来的形势更加复杂和难以控制，造成更多无法挽回的损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所以无论站在哪个角度上，包括各个决策层和普通民众，都应该首先避免第一类谣言，不应以避免第二类谣言的名义去允许第一类谣言盛行。

引用一位视频博主的话：“如果我们被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吓到，吓到要锁死武汉来的邻居，吓到要攻击陌生的求助者，吓到要以谣言的名义让大家不敢说话，那才是真的吓人。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希望2020年我们都能有更多的勇气。”

笔者的一些个人观点：

1. 即使在没有传染病疫情传播的时期，过年期间的医院也丝毫空闲不下来。在面对突然出现的大量传染病患者，如果说武汉市有足够的隔离病床收纳这些患者是不现实的。（即使普通病床的数量也难以满足突然出现的大量患者。）

2. 在没有足够的隔离病床的条件下，前线传出的消息“医院床位不足只能接受症状较重的患者，症状较轻的患者只能‘回家隔离’”是非常现实，非常具有可信度的。可以参考引文[4]的详实的新闻报导。报导中采访了武汉患者和一线主治医师。

3. 没有进入医院的新肺炎患者，以及在医院但非隔离病床的患者，这些都是武汉当地一时间无法控制的传染源。也就是说武汉当地的疫情得到控制或许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事情。

4. 根据以往事件来判断，官方控制疫情数字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并且根据流传出来的视频，从视频中当事人的表现来看，前线的很多说法都是非常可信的。并且伴随着网络上高强度的删帖现状，真实的情况可能比我们能听到的更骇人听闻。

5. 仔细看SARS的经过，可以看到当时官方多次有意发布让SARS看起来不那么严重的消息，而一次又一次地错过防治病毒的良机，最终导致SARS在全国乃至世界蔓延。参考SARS的经历，官方当前宣布“返工潮不会引起疫情扩散”的可信度也变得很低。

6. 公共交通工具，家庭和工作单位是人群聚集、病毒最易传播的环境，一旦返工潮导致其它省市的患者数量超过其所在城市的隔离病床数量，将意味着该城市的病毒一时无法控制（或者存在非常不人道的隔离手段）。如果全国多省份出现类似湖北现在的状态，那将是更严重的全国性灾难。

7. 如前所述，透明的信息是战胜疫情的关键。疫情前线的市民应当利用机会将真实的情况传递出来，不在前线的市民也应勇于质疑第一类谣言。从某种角度讲，封杀前线真实消息的人才是真正的“谣言制造者”。如果当初武汉有更多敢于传递真相的勇士（不是8人而是80人、800人），那武汉也不会落入现在的困境。

8. 官方总是把“不传谣不信谣”作为一句口号，其口号的内涵除了不传播谣言本身，还存在一部分言论管制的成分：关键信息一律以官方通报为准，私自解读会遭到打压。其实这有点像赵高的“指鹿为马”：不以事实为依据而以权臣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赵高在秦始皇意外驾崩后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力地位，矫诏赐死长子扶苏，扶胡亥上位。之后赵高玩弄权术，指鹿为马，最终秦二世而亡，这些都是历史教训。况且当前的疫情关乎到每个人的生命，不能不仔细思考啊。

9. 武汉的昨天也许就是我们的今天，如果有更多的人有勇气传递真实信息，有勇气质疑第一类谣言，也许我们可以避免更多本可以避免的损失，挽救更多的生命。

也许不在前线的我们，不只有宅在家里和做好本职工作这两个贡献社会的办法。如果您觉得此文会对当前的疫情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和缓解，让更多的人看到此文也不失为一种贡献。

责任编辑：李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