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0年02月21日讯】中共肺炎（俗称武汉肺炎）肆虐期间，新闻媒体的首要职责是什么？当然应该是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以反映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为重点。但中共却下令媒体大肆宣传所谓的正能量，不准报导负面消息，把问题都捂着，将丧事当喜事办。

据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寒冬》杂志2月18日报导，有位报社工作人员匿名爆料，继1月23日武汉因疫情严重封城几天后，其所在单位接到上级宣传部通知，称不准记者采访疫情真相，如医院床位不够，社区出现疑似病例等等，“只能报导政府如何调配救援物资，如何组织防范疫情等正面消息以及必要的科普宣传，以安抚民心”。

试想，在这种逼仄的环境中，怀抱新闻理想的记者即使发现了问题也无法进行报导，内心会是何等的痛苦和纠结。本文记述的就是湖北某市一位一线记者的真实经历。

这位记者姓，我们就称他为陈记者。

陈记者在湖北某市的日报社做了6年记者，大年三十那天他在乡下老家刚吃完年夜饭，就接到了回单位紧急待命的通知。当时该市的确诊人数在湖北省排名前四，属于疫情重灾区。

重大灾难期间记者的使命感也远胜平日——此时的报导可以救人。接到任务后陈记者匆匆赶往市里，担起了去一线采访的任务。所谓一线，指的就是记者亲赴现场进行采访报导，奔波于医院、基层社区、政府等单位。

大年初三那天，陈记者第一次前往医院采访。出发前他给报社主任报了3个选题：1. 报导一对在同一医院的医生夫妻；2. 去医院食堂看看医护人员和病人们吃的怎么样，物资供应存在哪些问题；3. 了解医院的防护物资短缺情况，并呼吁支援。

陈记者的这三个选题，涵盖了医护人员的精神、医院的现状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属于有价值的灾难性报导。但最后主任只要了第一个选题，即正能量报导，对另外两个反映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的选题视而不见。

对于第一个选题，主任还要求将那对医生夫妻写成“慷慨赴死”的典型人物。为了进一步突出人物形象，主任建议陈记者“合理编造”煽情情节，比如这对医生夫妻在得知疫情严重后主动写了请战书，按上了血手印。比如他们对孩子说：“爸爸妈妈去医院打病毒怪兽了，打完了就回来陪你玩。”

疫情期间，塑造典型成了陈记者所在湖北某地媒体的报导重点，报导中的人物被描述成“主动请愿牺牲”的无人性形象，并且掺杂着不少虚假事迹。不仅是医护人员，连医院的保安都摇身一变成了自发战疫的斗士。

陈记者所在的湖北地方媒体并非特例，比如武汉晚报就曾有过更加令人汗颜的报导：护士流产10天后忍痛奔赴一线。医护人员本该是被关怀的群里，但在官办媒体的笔下，他们的牺牲却沦为了廉价的宣传工具，仿佛塑造越多的英雄人物，就能掩盖防控不足暴露出来的问题。

好人好事的报导越多，陈记者就越觉得心慌：作为一名记者我本可以通过报导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说白了就是整点有用的。但现实却是报喜不报忧，问题都捂着，丧事当喜事办。

说到“整点有用的”，陈记者发现农村的疫情防控暴露出很多问题，他想做一次深度调查报导。比如陈记者所在的村子有七百多户人，有很多村民是从武汉返乡的，但村里只有一个卫生室，该卫生室唯一的乡村医生连口罩都没有。当防疫焦点都放在城市时，乡村的医疗情况被严重忽视了。

然而报导类似的实际问题并不符合地方的宣传价值观，与此同时陈记者所在城市却不停地开“成功经验总结会议”。继大篇幅宣传正能量事迹后，写会议稿成了目前陈记者的主要工作。

那么是不是陈记者的报社主任心甘情愿报喜不报忧，是不是湖北的媒体和记者们不想报导问题、解决问题？并非如此。

武汉《长江日报》曾采访过一位叫高宇的自愿免费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武汉市民，但记者把稿子写出来后却被上级宣传部门给毙了。为什么毙了？他们认为民间组织接送医护人员抹黑了政府形象，于是稿子被审核不发，而报社和记者对被毙稿一事也无能为力、无法控制。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是《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献辞中的一句话，一度曾是中国记者的座右铭。然而在中共越来越严苛的新闻管控之下，像陈记者这样抱着一腔热血奔赴一线报道的记者们，如今却成了最无力、最悲观的人。

在疫情一线奔波了二十多天，陈记者彻底厌倦了写那些“抓典型、搞总结”的文字。目前他已经考虑疫情结束后辞职了——“现在是灾难时期，我会站好这最后一班岗。我愿为新闻理想而死，但不愿为写假大空的新闻苟活。”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