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0年02月21日讯】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拍案惊奇》，我是大宇。
什么才算确诊？湖北全省确诊数比武汉市还少
有一个“好消息”必须得说一下，湖北省卫健委2月19日宣布，全省单日新增确诊349例，与2月18日的1693例相比，是1月29日以后，第一次从4位变成了3位数，出现巨大幅度的下跌。这看上去湖北的疫情真的出现好转了！
不过，细心的朋友们都发现了，在2月19日同一天，湖北省武汉市，这一个城市的确诊案例就是615宗，比湖北全省多出将近一倍！我们都是在地球学的数学，对这种可能源自火星的特异算数反应不过来。武汉市属湖北省管辖，是湖北的多个城市之一，怎么一个城市的数字这么高，全省的数字反而低了呢？
所谓“临床诊断病例”，就是具有新病毒肺炎影像学特征的病例。官方对确诊病例的定义，一改再改，病毒的变异可能都赶不上当局政策的变化。本来从2月12日起，湖北省统计确诊案例的时候，要求包括“临床诊断病例”。
但是2月19日当天，就要求不再计入“临床诊断病例”。官方的解释是说，因为有这个变化，所以湖北省在统计的时候，把下属的武汉等10个城市的上报数字中，“临床诊断病例”减掉了，所以就变成全省的确诊数字，反而比一个城市的确诊数字还少。
那为什么要减去“临床诊断病例”呢？大陆国务院说，因为他们的“核酸检测能力已大大提升”。我们节目已经多次报导，有前线医护和医学专家建议，不建议用核酸检测确诊，因为不准，而且速度慢，他们建议用CT影像来判断。2月初的时候，大陆卫健委在这种建议下，一度允许一句前线医生以临床诊断来确诊患者，而且卫健委此前也承认，核酸检测准确率只有30%到50%，这个数据截至目前还没有公开的权威专家进行修改，说核酸检测准确率提高到什么百分比，只是大陆国务院说：核酸检测能力已大大提升。
确诊案例的剧烈变化不是第一次。2月13日，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一把手换人，湖北当天公布了前一天2月12日的统计数据，这个数据立即发生强烈“化学反应”。一天暴增确诊14,840例。
官方的公开解释是，执行湖北卫健委诊疗方案变化的要求。但是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个政治操作，是新上任的官员给前任官员泼墨，一来显示前任统计工作不力，二来显示前任没能好好控制问题。转过身，从2月14日开始，这个湖北的确诊数字，立即暴跌到1000多例，一直到2月19日大陆卫健委再次更改确诊病例定义，让新增病例变成300多例。
硬喂中药 扶墙出院 争达指标 是“去库存”还是出院
跟确诊病例一样传出“喜讯”的，还有出院病例的增加。
2月20日，新浪登了这样一则报导：《武汉：爆发式增长已趋缓 每日出院人数在增加》。这一天的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在武汉举行新闻会，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说，武汉的出院人数每天在稳定增加，这几天已经达到每天500多人。
不过，在前一天的2月19日，大陆医学交流网站“丁香园”上，有人以“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的身份发表文章《我们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治病救人！》。文章主要揭示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教条地执行当局文件规定”。目前文件规定的出院标准是：症状好转，胸部CT片显示好转，核酸检查两次阴性。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多次分析，核酸检查并不一定准确。而且症状好转这个说法也很笼统。这就造成一些患者前一刻还在吸氧，后一刻就要“扶墙出院”，因为走不动路。
而且出院是自行回家隔离，没有社区接应。但相应的是，有些新收治入院的患者，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严重病症，人还好好的，但是就让住院了。所以，到底什么样才算是可以出院的“病情好转”呢。
教条执行规定的另一个表现是，不管患者的实际情况，对每一个患者的治疗程度中，强行加入“中药环节”，按照症状选择已经拟订好的草药处方开药，造成有的并不对症的患者，在出院期间肝功能异常，有的患者出院时肝功能高于正常值5倍。
如果不按程序加入中药治疗，就会被扣上违抗抗疫指示精神的大帽子。当然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写明这是哪家医院的情况，还是普遍都是这个状况，他并没有划定所揭示情况的适用对象。
文章指出的第二点问题是“为执行出院率，罔顾事实”。这个比前一个问题还要严重一些，文章揭露有的医生，看到患者的胸部CT影像还没有明显改善，但在出院结论里也写“明显好转”。
最后，文章在结论中写道：为了完成给新病毒患者“去库存”的目标，我们已经走在运动式救治的道路上，在大跃进的方向上迈进。
那么，如果说官方通报的数据存在政治影响，那主要是哪种政治因素导致的呢？
3月不复工经济要完！病毒入党 让好就得好
大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2月15日在一场研讨会上发言时，提出政府要在2月底控制疫情。这次研讨会主题是“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刘世锦用疫情持续的时间长度，来对比其对经济的影响。
他说，如果疫情在1月份就得到控制，主要的消费行业会受到影响，比较重点的是：餐饮、住宿、娱乐、旅游、交通等；如果是2月份，影响会扩大到生产，涉及工业、建筑、农业；如果到3月份，就要伤筋动骨了，长期生产力受影响，很多企业无法履行合约，开不出工资，没有钱还会导致企业破产。
因此，刘世锦提出一个目标，要在2月底基本控制住疫情。虽然没有公开报导说，政府决策受刘世锦的分析影响，但是实际上，浙江、江西、安徽，都把目标设在2月29日前后基本结束疫情。这种政策方针俨然是要“新病毒入党”，让它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
与此同时，为了规避瘟疫导致经济垮掉。北京当局也一直催促各地复工。2月3日，当局就要喊“不能停产”，直到2月10正式复工日，因为担心传染，各地真正复工的企业有限。有的企业实行局部复工。例如上海长阳创谷园区，有300多家企业，员工2.5万人，要求复工的只有其中1.3万，但是真正报到的，只有大约1,200人，其他人是在家办公。2月12日，当局再次督促各地复工。中共运输部门表示，截至2月18日，全国有1亿6,000万人启程返工。
四例企业隔离 仓促复工“埋地雷”
大陆媒体的报导中，已经有至少4家企业，最近传出不幸消息。
案例一是“重庆钛业公司”，2月10日通报，公司2例确诊，1例阳性感染者，131个密切接触者。该消息已经得到证实。重庆钛业公司随即全面封锁隔离。
案例二，也是2月10日的消息，苏州一家企业由员工确诊，200多员工全部隔离。后来经查证，说是有员工发热，并没有说是确诊，但是企业确实采取了相应的防疫措施。
案例三，湖南省娄底市一家水泥厂，2月8日一员工确诊，与其有关的141人被隔离观察。
案例四，山西一家电厂，出现一例确诊，与之密切接触的26人被隔离，厂区消毒，家属楼进行了封闭管理和消毒。
对于返工会不会致使瘟疫出现另一个新高峰，大陆的呼吸病学权威钟南山说，因为人员流动过程中有采取一些相应防疫措施，所以“不太容易”出现一个大高峰。这种说法有些模棱两可。他在路透社的采访中也说过：全国各地此时冒险开工，有机会导致疫情扩散。
钟南山此前也表示，2月中下旬疫情会达到高峰，4月左右疫情才会平稳。但他的说法也引起争议，很多人不认同，认为瘟疫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结束。钟南山自己也给说法留了个后路，说瘟疫在2月底出现峰值，不代表达到拐点，就是说疫情达到峰值后，不会马上出现下降。
目前，瘟疫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一线医生忙不停 重症死亡率高 院长也中招
2月20日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就说，武汉住院患者3万多，重症8000以上，危重症1600多，这还只是官方的数字。
2月19日，大陆中新社的《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一名支援武汉的前线李医生的专访，她在武汉一家二级医院工作。李医生透露，说早已见惯生离死别的她，到武汉后还是为眼前的景象感到震惊：医院人满为患，病床分区不合理，床位拥挤，管理也不规范，李医生说自己会力不从心，要三头六臂才能解决问题。
她提到，重症病人死亡率非常高，多数人病情会迅速恶化，他们的情况比想像的还要差，生命体征很难维持。而且每次重症死亡后，床位空出，马上有新的重症患者补上。李医生透露，从病人的数量判断，疫情没有什么变化，尤其是重症病人。
李医生所说的与之前一名重症室医生的话相吻合，那名医生说重症治愈率只有10%左右，大部分只是安慰性治疗。而插管治疗条件非常有限，即使插上管子，能救过来的概率也很低。
不要说普通病患，就是医院院长在感染新病毒后，也不一定能保全。
近日，湖北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因为感染新病毒去世，他也是武汉第一个因此离世的院长。刘智明的妹夫对媒体说，刘智明一度各项指标都显示正常了，本以为能挺过这关，但2月14日病情又加重。2月18日下午，刘的遗体从同济医院被送往殡仪馆，在同济医院外，他同为医生的妻子穿着隔离服，在缓缓开出的车子后面，边哭边跟着。她还一遍遍翻看刘生前发去的手机短信，说：再也见不到他了。
1月21日被指为定点医院的武昌医院，目前医护感染严重，涉及多个科室和部门，还有主任和护士长。大陆媒体报导，武昌医院还缺少防护服等物资，据说只能维持3到5天。
新病毒或如流感长期存在 美绘制首张解析图
新病毒不进传染能力强，难治愈，而且最新消息说，它还有可能变成慢性疾病，像流感一样长期在人间存在。这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说的。
他在接受大陆央视“新闻1+1”的连线专访时说，新病毒转变成慢性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对此，要做好准备。
2月19日，为了开发新病毒疫苗，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团队，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联合在《科学》期刊上，发布了全球第一张原子级解析度的新病毒3D解析图，专业人员可以通过这张图，了解病毒如何附着并感染细胞，进而开发出相应的防治办法，这堪称一项重大的科学突破。
除了医学治疗外，中国大陆的媒体人，还提出了一个遏止瘟疫扩散的另一个办法。
“信息公开是最好疫苗” 陆媒体人谈正确对待谣言
2月20日，《上海商报》副总编陈季冰，在腾讯新闻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发表专栏文章，讨论信息开放。他在文章中引用了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一句话：“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
陈季冰在文中引据华盛顿大学两名教授，通过甄试案例构建的数据模型，显示出：当媒体的报导量增加10倍，SARS和“新冠肺炎”这一类严重危害公共健康的传染病的感染数，将会减少33.5%。
陈季冰进一步指出：高质量的自由的新闻报导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这个结论毫无疑问应当成立。他还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过的一句话：新闻是灾难的救助者。
他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治理，而不是让大家冷漠地躲得远远的。想像一下，如果一个乘客在车站大厅看到可疑黑色塑料袋，观察好久也不见它有主人，就有可能打电话报案。
对于防范谣言的担心，陈季冰举例说，有些事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扣上谣言的帽子，比如天气预报，说今天下午哪里会下雨，但是没下，那这个就可以视为一个“谣言”。
因此，对于如何对待信息开放中可能出现谣言的担心，陈季冰是这么解释的：人都是理性的，任何社会主体，不论是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等，面对一个事件作出一项行动选择，无非都是基于自身所掌握的信息。只有信息越充分，人们作出的决定才越符合他们的个体理性，从而也就越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他同时主张：在打击“谣言”的问题上，应当采取被动（消极）的立场，而不是主动（积极）的姿态。就是不应该在尚未产生可见的具体后果之前就轻率地裁决某个信息是“谣言”。
说到这，跟家说一下陈季冰这篇文章的题目：《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而且并不意外地，刊载这篇文章的腾讯微信公众号《大家》，很快被注销。
言论自由释放公民自觉力量 有利瘟疫防治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讨论过，在香港反送中期间，因为信息相对大陆，是透明的，言论是自由的。好多香港年轻人因此自发组成各种社交媒体组织，坚持抗争，进行了非常好的自我组织，甚至还有公民群组专门负责对消息的查证，因为像陈季冰说的，人都是理性的，不会想去相信错误的消息。
这种公民在言论自由保证下的自发力量，如果转移到武汉的防疫中来，就是能非常有效发动防疫的公民自救力量，大家会充分发挥热心和知识、能力、物力，还有知识分享以及民间消息查证。
而大陆恰恰相反是寡头政治，一个精神数据元，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事无巨细都要一个组织来垄断运作，这也是滋生低效率、腐败、不公义的温床。巨大的公民自主力量无法发挥，生也靠政府，亡也靠政府。
目前在中国大陆以外，日本是受瘟疫影响最重的国家。虽然日本人也对日本政府的瘟疫治理不满，但是他们敢于公开在自己国家议论，并提出质疑。有人担心，日本东京会不会变成武汉第二？日本有网友自己就讨论说：不会。为什么呢，一个是不会隐瞒，会及时通报，二是不会拒绝外国援助。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日本人的“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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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新闻拍案惊奇》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