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官人法在实行中，相关的配套管理制度越来越完善。在东晋到南北朝这六朝时期，打造了历史上特有的士族文人贵族时代。表现上是：皇权或皇朝虽频繁更迭，而士族大夫们持续稳定地职掌国家典制。中国礼制文明与文化不因皇权姓氏改变而损折。因此，我觉得以士族制度或者文人贵族制度来概说六朝政治制度，更能贴近历史真貌。

东晋士族 辉煌千古

西晋末年中原陷落，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家族辅佐下在江东重建晋室。东晋开局就君弱臣强，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此后，主要由于司马王室先天子孙短命，国政及国家命运也都一直掌握在宰辅士族手中。史书上称“主威久谢”“朝权国命，递归台辅”[1]。衣冠士族肩负重建国家、传承文化之使命，成为朝廷用人首重。无论军政机要或是其它职务，从中央到地方关键之地，几乎都由士族统摄。士族在卫国安邦与传承文化中留下了不灭的荣光与贵族精神。

政府设立专门的谱牒簿状，对士族子弟进行内部品评，“考之簿世然后授任”[2]。门第家世固然首要，个人才德声望的评价也很关键。这一新变，促进了士族贵族制的跃升。士族子弟才德高低，直接影响其家族兴衰与门第高低。南渡百家士族，基本是旧高门被新贵族不断取代。最突出的例子是，谢氏早期被诸葛氏轻视，后来因谢安的辅佐之功而得以成为与琅琊王氏齐名的第一士族。

士族往往有良好的家教传统，注重文化教育和以身作则，道德自律是士族贵族精神的根本保障。比如，东晋宰相谢安注重对家族子弟的言传身教，谢氏子弟都好学有才。谢安曾经有纳妾的想法，妻子刘氏提醒他有违道德清誉，谢安就打消了念头。

东晋士族造就了一个贵族时代。世族不仅有救国的耀眼政绩，更普遍崇尚超俗的精神信仰：学研道佛之学，追求名士的清贵人品。宰辅大臣往往具备谦退宽和之德，以崇高的声望协调文武、保全大局。世家子弟普遍追求儒释道玄等学问，重视读书，不少人博学兼通、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做高官，并成为各领域的精神领袖，彰显了士族的金玉之贵。在西晋时被诟病的 “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在东晋之后成为被社会接受的荣耀，（甲族“门第二品”也成了沿袭的惯例）。

诸葛亮《马前课》所言：“扰扰中原，山河无主。二三其位，羊终马始。”中原所代指的整个中国在分裂之后无主，割据君王常处于变换之中。江东晋祚虽然百年，而皇帝与士族其实都摆脱不了“二三其位”的命运。君虽弱而不失主尊，臣力强而共济晋鼎。一旦强臣越礼或有不臣之心，就遭到很多士族的防范抵制，最终身败名裂。使东晋屡次化险为夷的力量，正是士大夫的信仰与正气，绝非所谓“门阀政治”所阐释的政治利益制衡。

南朝士族 贵在门第

东晋末年，孙恩叛乱灭了一批士族子孙；桓玄灭晋，不久后被刘裕所灭。从此，士与君共天下的时代终结，历史走入南朝士族时代。

南朝自刘宋起就形成了“士族居高位，寒门掌机要，皇子镇强藩”的格局。皇帝与掌机要的庶族或寒门新贵在铨选人才上更有决定权。南朝士族虽不能直接左右军政，但仍旧爵位世袭、凭流品就可以居高位。

世族不仅仅是官宦世家，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以礼法为门风的书香门第。世族声望累积的门第高贵性，为世俗所普遍维护，也就是皇权不能左右士族的高贵。高门世家的子女地位不比皇家低，甚至高过皇家。皇室公卿无不以与士族结亲为上、为荣。刘宋公主所嫁的都是士族子弟，不要求他们一定有才能[3]。至于新贵之家或一般士宦人家，更是梦寐以求能与士族联姻。对士族门第的崇拜影响深远，唐文宗想给太子求娶荥阳衣冠士族郑氏女为妃，大臣们都不愿意，只好放弃。唐文宗又想给两位公主招士族驸马，对宰相郑覃说：“民间缔结婚姻，不计较官品却崇尚阀阅。我家二百年的天子，竟还比不上崔氏和卢氏吗？”[4]崔、卢二氏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是著名士族，到唐代数百年家风不堕，即使家中没有高官，礼法门风之精神也受人尊敬。由此可见，在六朝时期正当峰巅的士族之家，其尊贵地位更高。

士族维护门第高贵，不因惧权势而就庶寒，如同维护气节一样受人尊重。如王球当面拒绝宋文帝的要求，以“士庶区别，国之章也”为由[5]，不与其庶族宠臣交往或同坐，宋文帝惭愧退让。齐武帝曾对想做士大夫的爱臣感慨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6]。就是说，皇帝可以封他高官，但无法命令士族大夫把他看作士大夫一类。

南朝士族卿大夫一般都乐天知命，少见对前朝的誓死效忠，达观看待改朝换代。哪一姓做皇帝，他们都顺应天命为其执掌钟鼎礼器，在朝代变更中起着稳定文化传承不变的作用。中国历史其实是一部文化史，从这一点上说，南朝是晋以来士族贵族制度的晚期。

士族维护门第固然有其原因，但走向维护门第的极端，已经偏离了原有的贵族精神，是盛极必衰的前兆。在侯景逆乱、屠戮士族后，士族贵族制度遭到了灭顶之灾。

北方政权，一直学习九品官人法选用人才，重视任用汉族士族。但直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才彻底照搬九品制，设置中正官。北方士族制度是依附于皇权之下的胡汉融合而成的贵族等级制度，与南朝色彩不一样。魏孝文帝汉化后，北方衣冠士族开始在中原壮大。到隋文帝统一之前，独孤氏、杨氏、李氏、宇文氏等几大士族已经卓然而立于群姓。

总之，士族制度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化繁荣和存续，它存在的意义和作用是不能抹杀的。正是：兴衰皆有因，成住坏灭轮。门第高名下，贵族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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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史》卷《武帝纪上》
[2] 《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
[3] 《宋书》61《褚湛之传》：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
[4]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二‧列传第九十七》
[5] 《南史》卷二十三 《王惠传附从弟球传》
[6] 《南齐书‧列传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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